中国经济到底会向何处去？

国家财富研究组织（Wealth X）和瑞士银行（UBS）近日发布2014年度《全球亿万富翁普查报告》，全世界身家超过10亿美元资产的亿万富翁，美国排第一，有571位；中国排第二，190位；接着是英国，130位；印度，100位。香港有82位，在亚洲排名第三；日本，名列33位，新加坡32位，台湾29位，韩国21位。

《全球亿万富翁普查报告》没有反映国家贫富分化程度。经济学者蔡慎坤认为，“中国顶端的1%家庭占有全国1/3以上的财产，底端的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中国经济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现在成为世界上贫富悬殊最严重的国家（不是之一）。”

中国的亿万富翁排名世界第二，是以贫富两极分化为前提的，它牺牲了多数人分享经济发展红利为代价。

亚洲开发银行(亚行)9月25日在泰国曼谷发布了《2014年亚洲发展展望》报告预测，2014年中国经济增速为7.5%，2015年中国经济增速为7.4%。

亚行指出，中国经济增长受益于强劲的国内消费需求和外部经济环境的改善。亚行高级经济学家露西梦表示，“中国和东盟的经贸关系更加紧密，中国将继续拉动东盟国家的经济增长。”

此前，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 8月中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9%，这是2008年12月以来最低增幅，比7月份回落2.1个百分点。1-8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为8.5%，共识预期增长8.8%，1-7月增幅为8.8%。从环比看，8月份比上月增长0.20%。1-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5%。

继7月同比增长环比下降2.4个百分点后，8月发电量日均产量同比负增长，同比下降2.2%。这是发电量增长今年首次同比下跌。

对于8月份多项宏观经济数据不理想。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表示，中国经济的短期动力机制正在转换，由政府主导的投资驱动型经济转向市场需求引导的经济，这导致了目前短期宏观经济的表现。

长期来看，中国经济旧常态的增长因素已经发生变化。包括出口导向型经济难以为继、人口老龄化等。这些因素与过去35年相比都是增长条件的重大变化，表明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反映在经济增长上就是潜在增长率下降。换言之，GDP增速告别两位数，下了一个台阶。

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中国经济政策都在发生变化。首先，过去讨论中国经济，都是从供给角度讨论，特别是入世以后，中国的产能是面向全世界的产能。但当全球经济低速增长，中国的产能过剩就变成一个持续性的问题。

要使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必须转换为以消费为主导，政策的立足点应是提高居民收入，发展市场，扩大内需。如果扩大内需并由内需主导，只有制造业不行，必须重点发展服务业。

曹远征认为，中国经济的旧常态依然占了很大比重，新常态有萌芽，但还不够。旧常态向新常态过渡，必须去产能、降消耗、去杠杆，这是必然选择和必要代价，经济降速下行压力加大就是其表现。

这种转换区间中，经济增长有下行的压力，但同时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化，使宏观经济政策的立足点也在变化。

现在，就业的重要性下降了。首先是人口结构变化使新进入市场的劳动力减少，使就业压力变小。其次服务业的发展相对增加了就业人数，因为其就业弹性大大高于制造业。

2013年7.7%的GDP增速，创造1310万个就业机会，平均1个百分点可以创造180万个就业，六年前只能创造120万个。今年政府说要新增1000万个就业机会，百分之六点几的GDP增速就够了。

全球都关注中国经济是否会硬着陆，硬着陆是指两件事，一是失业率上升，二是债务不可持续。

今年的政府工作目标中有很重要一句——“防范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这变成宏观调控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投资是很重要的现金流来源，不能让那些项目变成烂尾工程，要继续投下去，这是个债务问题。所以要稳住债务，就得稳投资，稳投资就意味着GDP保持一定增长。

这两方面结合起来，曹远征认为经济增速一定会维持在7%以上。

债务问题也是很多观察人士所担忧的，曹远征指出债务就三方面的问题：银行不良贷款、影子银行违约和地方债务可持续性。

从银行不良贷款来讲，确实在上升，目前达到了1.08%，而且今后还会上升。但这个问题不太重要，因为中国银行业不良贷款准备的垫子很厚，中国最早采用《巴塞尔协议III》的监控标准，去年开始采用，很多发达国家现在还没有采用。不排除个别银行不良贷款率还会上升甚至会破产，但不会出现系统性的金融风险。

影子银行就纳入监管有两个办法，一是表外业务回表，今年这方面改善力度很大，8月央行发布的社会融资规模中贷款占比第一次超过70%，就是因为很多表外业务开始回表。

第二个方向更为重要，让表外经营彻底出表，也就是转向资产证券化，接受信息披露的监管。

地方债务问题解决办法一是财税改革，重新确定各级政府的支出责任。地方债问题是个财政问题，支出责任调整之后债务承担责任也会调整。第二个解决办法是融资平台公司化，把平台债务从政府财政中剥离出来，变成企业债务。第三个办法是建立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以未来财政收入为质押发行地方债，发行地方债，弥补短期支出的需要。

曹远征称，中国经济正在进行的结构转型，新的迹象是否出现，可以关注四组指标。其一，居民收入在增长，尤其是广大的农村。

从目前来看，未来五年年均保持6.6%的GDP增长，就能实现GDP翻番，居民收入如果也同步，那13亿人的大国居民收入十年内翻番，这意味着消费的强劲增长和市场的大规模扩展。中国这个发动机还在加速，今年农村的状况预示了这样一种走势。

第二组指标，是服务业增加值。比如互联网金融、物流、医疗、养老、教育，类似这样的新兴产业。

还有两个指标，是研发经费占GDP的比重。东中西部的平衡性在增强。

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如果收入翻番，需求一定会刺激很多新兴产业的出现，这个转型是值得捕捉的。

曹远征最后指出，中国经济今年保持7.5%，明年7%，没什么问题，但今年的7.5%是“打着点滴的7.5%”，否则经济一定会下行。

对于中国未来10年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表示，很可能徘徊在6.9-7.6%水平，这也许比1988-2013年9.4%的平均增长率低得多，但与全球标准相比，还是远不止差强人意。

首先，中国2010年前就业年龄人口比例上升对经济产量增长的贡献很可能被高估，从而使随后的就业年龄人口比例下降对经济表现的负面影响变得不准确。

进而，这种方法忽略了随着年轻劳工取代年老劳工、中国未来20年将享受的教育红利。按当前情况来看，中国50-60岁劳动人口的教育程度调整收益率仅为20-25岁劳动人口的一半。换句话说，中国年轻劳工的生产率将是即将退休劳工的2倍。

中国人的受教育水平正不断提升。到2020年，18-22岁人口寻求高等教育的比例将达40%，现在则仅为32%。这种人力资本方面的改进，某种程度上，势必与劳动人口净损失造成的影响相互抵消。

其他趋势也将进一步推动中国的发展前景。虽然投资占GDP的比例很可能下降，但要降到40%以下，或许还需要10年——以国际标准衡量依然强劲。与此同时，资本总量能够继续维持合理的增长速率。

最后，中国的创新能力正稳步增长，归因于快速增长的人力资本和上升的研发投资。到明年，中国的研发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将达2.2%，接近先进国家水平。

在此趋势——假设劳工参与率恒定——基础上，中国未来10年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很可能徘徊在6.9-7.6%水平，平均7.27%。这也许比1988-2013年9.4%的平均增长率低得多，但与全球标准相比，还是远不止差强人意。如果这就是中国的“新常态”，那它仍然是令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艳羡的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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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