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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经济学人的第三条道路

时间:2011-08-29 23:20来源:互联网 作者:佚名 点击:
陈志武(博客)(微博)教授在访谈中 北京的气温到了39度。 整整一个上午,坐在咖啡馆里的陈志武都心神不定——那对宝贝女儿住处的空调坏了,他每半小时一个电话,催促维修工人上门,中途还为她们联系、安排美元兑现金。 俨然是一位细心周到、性情平和的好父亲形象。 在媒体聚

陈志武教授在访谈中

陈志武(博客)(微博)教授在访谈中

北京的气温到了39度。

整整一个上午,坐在咖啡馆里的陈志武都心神不定——那对宝贝女儿住处的空调坏了,他每半小时一个电话,催促维修工人上门,中途还为她们联系、安排美元兑现金。

俨然是一位细心周到、性情平和的好父亲形象。

在媒体聚光灯之外,这位经济学者过着普通、寻常的生活,有自己的恋爱、婚姻、家庭、孩子,“人生的七情六欲,生活的一切,我都会去体验、经历。我觉得,一个人若要研究经济和人类社会,自己必须要体验普通人的一切甜酸苦辣。”

安排好女儿们假期的同时,陈志武在全国各地飞来飞去,做调研,学术交流。在他的带领下,一项大规模的问卷调查正全面铺开,从东部沿海到西北内地的11个省市,四十多个大学生对中国人的价值观、对市场和金融的认识进行数据收集和整理。

日程排得很满。现在,他每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国内。

“暴风眼”之外

《南方周末》上的一则报道——《让出身不再决定命运》吸引了陈志武。他用iPhone拍下报纸,发在了微博上。在这个有着320万粉丝的平台上,他就这个话题逐一阐述:“政府权力的膨胀,是如何扭曲着社会资源的分配,进而破坏普通人所能得到的机会和公平。”

他自己就是一个乡村孩子改变命运的故事。父母都是农民,童年和青少年在湖南茶陵的田野、山岭上度过。整个启蒙阶段都在“文革”期间,没好好上过课长尾理论,“老师都是本村本镇的,没有人上过大学,给不了启发性教育,就是按教科书很枯燥地讲。”

没看过什么书,那个时候一本书几毛钱,也没钱买。后来,他学现代金融学,常常感慨如果当时有金融工具,能把现在收入的一部分变现到那个时候去花,人生的幸福度该有多大的提升。当然,“那个时候,货币使用的限制还很大中国评论网,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通货。通货应该是不受约束的,而不是还需要粮票、油票、布票、火柴票。”

直到1979年考上大学,他才第一次离开了茶陵县老家,来到大城市——长沙。班上有很多来自城市的同学,“和他们一比,才知道生活条件、父母家庭带给他们的影响和自己有多大的差距。”

除了继续打数学功底,大学4年最大所得是把外语学好,“每天坚持看《中国日报》、听美国之音,到毕业时,听英语广播已经不用和同学一样需要先在大脑里翻译成中文。”

他说:“其实,工科也是可以讲得很有意思的,启发年轻人的智力,可惜老师讲得很枯燥、很机械。譬如高中时,大家学过无限序列的求和,直到最近几年,我在研究保险、人寿年金、金融产品的定价问题,才知道这个知识最初在西欧是怎样的背景下发展出来的。”

在国防科大读研时,陈志武经常去湖南省图书馆借书看,印象最深刻的,一套是80年代非常有影响力的《走向未来》丛书,还有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系列翻译介绍西方思想家、政治学家的经典著作,“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佛里德曼的《自由选择》。”

这个时候,他结识了影响他走上学术之路的人——崔之元。当时,崔之元还只是数学系大一学生,读过非常多的书,高中时就在大学学报上发表过文史哲方面的文章,和李泽厚这些人都有来往。

陈志武最初对社会科学、哲学的兴趣,是受到崔之元的影响,而崔之元“很羡慕我的英语很好”。他们组织了一个X中心,两人合作翻译了阿罗的一本著作《社会选择和个人价值》,被收入《走向未来》丛书。陈志武觉得自己对工程没有多大的兴趣,想转到社会科学——“用数理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民主和政治问题”。

当年志同道合的朋友江恩理论,一个如今是自由主义市场派的标杆人物,一个则是新左派的代表之一、重庆模式的鼓吹者。命运似乎和他们开了一个玩笑;“想一想很有意思,当初我们的理想是一样的,走到后来,我们对社会做出的判断是截然相反的。”

“他有许多乌托邦似的社会理想。譬如他讲的鞍钢宪法、社会主义的制度设计,他觉得还是有第三条道路,在国家主义、大政府的安排之下,通过公有制,还是可以实现一个更理想的社会。”

“可是,我认为,对人的本性、人的社会要有真实的认识。一旦把太多资源集中到少数人的手里,特别当行政权力没有得到可靠的制约时,这种委托代理所带来的扭曲,以及对社会平等的破坏,这是他没有意识到的,是他的盲点。”

上世纪80年代,正是学术和思想最为活跃和激荡的年代。远在长沙的陈志武所接受的这些碎片化、不成体系的启蒙知识,远远不及那些处在北京、上海这些核心城市的同时代知识精英们。

离开时代的“暴风眼”,也是一种幸运。

在耶鲁,在读博的薛涌常常和陈志武谈到对他的羡慕——羡慕他有扎实的理论分析框架,“他也很苦恼。他在北京长大,从小就在这个或那个圈子里混,受到这个那个政治文化话题、大国情怀的很大影响,以至于没有耐心去学习工具性的数理分析框架,没有受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系统训练。”

当这个长沙的年轻人还在用数学工具解着工程问题的时候,在80年代的早中期,张维迎(博客)、周其仁(博客)等一批年轻的经济学人已冲进体制,参与中国经济改革中具体政策、举措的选择和制定了。

这种学术路径的差别,使得陈志武对学术、经济、文化问题的兴趣点、研究话题和角度,和那些早期就介入政策圈子的同龄人有着明显的不同。从2001年起,当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国内的经济问题研究后,他为自己在学术上设了一个基本原则——不接受来自政府部门的项目课题,“不根据别人的兴趣和要求来决定自己的研究”。他的主要研究基金来自耶鲁,那是按捐赠原则保障独立性的资金来源。

“对我来说,兴趣才是第一位——研究本身是否很有意思,发现的结果是不是让我很陶醉、为之眼睛一亮,这才是第一重要的。” 至于,“我的建言是否被决策层采纳,是否会对政策和社会产生影响,那是第二甚至第三重要的。”

陈志武认为自己身上依然有湖南人的家国情怀,但是,“如果把这个情结摆在第一位以后,你会很痛苦,把自己悬放在空中,很不踏实。”“太重的家国情怀,往往使得社会被充满着愤恨、抱怨的人组成。”

“中国传统教育的结果波浪理论,让每个人首先忘掉了自我——所以,我觉得大家都应该好好去读胡适的著作和言论,一个自由的、完整的人,应该是利己主义的。真正的利己主义,是最好的利他主义——只有把自己的事料理好了以后,才有可能为国家和为社会做事。”

人生的自由市场

1986年,陈志武被国防科大留校任教。

80年代中期,出国留学的一股风也刮到了这个角落。陈志武开始尝试申请美国的一些大学,他给耶鲁大学一位老教授写信,询问申请攻读博士学位的可能性。“我没有参加托福和GRE考试,因为当时中国的外汇管制很严,参加这些考试都需要32美元,而我一美元都找不到。所以我就给耶鲁负责招生工作的教授写信说明原因,我向他们解释之后,他们答应让我免掉托福和GRE的考试。”

在崔之元的建议下,陈志武选了金融学,“当时我连金融(Finance)这个词都不清楚是什么意思。他当时给我看了一些书,但我还是没有搞清楚。”

在政治教研室发苹果,打了4个月的杂后,一封来自耶鲁的录取通知书改变了他的命运。他带着几十美元,登上了去美国的飞机。“有时在纽约的大街上,在曼哈顿走着,我就想,就这几年以前,我还在茶陵农村的那些山沟里面扛着柴走呢。”

“我现在相信自由市场,和我的经历也有很大关系。我这一生很随机、很自由,没有任何人给我计划,自己也没有计划,我的父母、弟兄姐妹无法强加什么给我。今天对什么感兴趣,就自己摸索下去;明天如果有新的兴趣点,就再作调整,一步一步走到今天。”所以,“我比较相信:非受控制的人生和社会,也许不像许多人担忧的那样,甚至是更好、更自然的。”

国外的一切,让农村娃子眼花缭乱。最大的冲击,是耶鲁学生食堂的自助餐,“我一看,那么好,这么多的东西随你去吃,光饮料的选择就有这么多。”他喝得最多的是雪碧,整整喝了一年,那以后就再也没碰过,“喝伤了,想到那个味道,胃就难受”。

从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他开始感知什么叫自由选择,以及当选择多了,人们又怎样选择生活。他也从零开始接触和学习西方经济学和金融学。多年的理工科训练,让他在学术上受益匪浅。“若当时我在国内学习经济学的话,那我的思维就被固定下来,这种情况只会让我在美国学习经济学更困难。”

1990年,陈志武从耶鲁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他先后在美国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和俄亥俄州立大学任教,1997年晋升为金融学副教授,1999年晋升为金融学教授并重返耶鲁担任终身教职。

80年代中后期,一些在美留学的中国学生开始自发组织一些研究学会,最出名是“中国留美经济学会”,林毅夫、徐滇庆、钱颖一、许小年(微博)等都曾活跃在其中。但是,埋头于纯学术研究的陈志武很少参加这类活动,也很少关注中国经济以及政策问题。

那是非常安静的十年书斋生涯。“每天钻在学术里、推演出不同的新问题。很安静,外界的干扰基本都不存在。”他有个印度裔的学生,两人每天都会通上几次电话,讨论不同的研究问题,就是在节假日也不中断,“很享受,全身心地陶醉其中”。

他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多地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经济理论》与《金融经济学》等主流学报上。1994年,他的论文《人口老龄化和资本市 (责任编辑: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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