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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收藏见证了国家发展”(图)

时间:2011-10-14 11:04来源:互联网 作者:佚名 点击:
商报记者 崔吕萍/文 暴帆/摄 在物质极度匮乏、收入很低的年代里,崔绍松花5块钱买来一个空洋酒瓶,这在当时是一个没人理解的行为。那时的崔绍松很孤独。现在已经成了收藏家的崔绍松感慨万千,这几十年来中国最大的变化,不仅仅是人们的生活富裕了,更重要的是,人们敢于追求

“我的收藏见证了国家发展”(图)

商报记者 崔吕萍/文 暴帆/摄 在物质极度匮乏、收入很低的年代里,崔绍松花5块钱买来一个空洋酒瓶,这在当时是一个没人理解的行为。那时的崔绍松很孤独。现在已经成了收藏家的崔绍松感慨万千,这几十年来中国最大的变化,不仅仅是人们的生活富裕了,更重要的是,人们敢于追求美了,敢于有个性了,中国人活得放松了。 曾经有一个时期,生活在北京的人们穿着同样颜色、同样款式的衣服,吃着同样单调的大白菜,住着没什么区别的房子,挣着几乎一样少的工资。 那是上世纪70年代末,人与人之间的差异非常小,相同的经历使得大家有着近似的价值判断标准。这个时候,崔绍松因为其与众不同的爱好——攒空的洋酒瓶子,被所有认识的人排除在价值判断标准之外。当时的这点爱好,必须偷偷摸摸进行。 而今,他正忙着为自己这些年来收藏到的成千上万件酒器办一个展会。根据他对展厅的规划,占据展厅明显位置的不是他收藏最多的“人头马”、“XO”,也不是惊艳的玛丽莲·梦露全身像纪念酒瓶,而是国人自己研发的、工艺水平精湛的奥运纪念套酒及新中国成立60周年纪念酒。 “乱世买黄金,盛世兴收藏”,崔绍松的收藏经历印证了这句老话。“我要让我的这些收藏品出来晒太阳。”崔绍松说。 1958年 与“新中国第一店”同龄 一个酒瓶既当花瓶,也当酱油瓶 1958年出生的崔绍松见证了一个时代的变迁。 小时候,崔绍松的家在王府井商业街中间的大甜水井东口,王府井大街上的标志性建筑物——北京市百货大楼与崔绍松同岁,崔绍松对这个“同龄人”感到非常亲切和骄傲,“新中国第一店”的诞生也让当时的北京人感到无比新奇和骄傲。 崔绍松的少年时代,国内特殊的历史环境使得北京这座城市根本没有娱乐场所,没有现在小区里比比皆是的街心花园、健身器械,那时胡同里除了木讷的电线杆子,没有任何装点之物。于是,王府井商业街上的商店就成了附近孩子们的娱乐天堂。每天下午一放学山西电话卡收藏,孩子们就冲向这条街,把街两面的商店挨个儿看一遍。 差不多每个小伙伴都能如数家珍地说出哪个商店卖什么、哪个橱窗里摆放着什么商品。当然大家也都有分工,谁负责去看哪个店,谁负责看什么商品,都是事先分好了的。等到大家把所有自己看到的东西记下来、坐在一起比谁记得多的时候,崔绍松总是倒数第一名。 真不是他记性不好,崔绍松当时的“差成绩”与他负责察看酒、酱油、醋有关,上世纪70年代,居民日常生活用品奇缺,常见的几样必备品又都凭票供应。 “那时的酒就有一种散装白酒,酱油和醋也都是散装的,根本不知道是什么牌子。要是现在重新玩这个游戏,我肯定是最大的赢家。” 崔绍松说,他们那群小伙伴应该算是国家统计局的“前辈”,市场上有什么、多了什么,他们全门儿清。 因为负责察看酒类,所以崔绍松在生活中对酒瓶特别关注。很长一段时间里,家里的酒瓶都是那个小嘴长身子的玻璃瓶子。先是用来盛酒,酒喝完了也许要用它去打酱油或醋,如果妹妹要装点一下她的小屋,酒瓶也充当花瓶。 看上去有很多用处的酒瓶子,事实上很俗气,没有包装、更不知道是哪个地方的酒。而今,很多酒业动不动就在广告里说,“传承百年纯酿”,崔绍松说,这句话掺水太多:“北京一度连散装酒都没有了,当时这些‘纯酿’们都上哪去了?” 那个时候,崔绍松从来没听说过“收藏”这个词,生活中,他喜欢把火柴盒上的火花剪下来,贴在牛皮纸上;而他的妹妹,喜欢攒糖纸。 1978年 “人头马”来到中国 第一次看到洋酒瓶,觉得太美了 后来,崔绍松到了工厂做学徒,车间里的师傅都叫他“小崔”。 小崔20岁那年,赶上了改革开放。工作之余,他依旧保持着儿时的习惯,近水楼台,经常要将王府井大街上的商店逛一遍。从那时开始,商店里的商品明显多了起来,也是在那个时候,王府井大街有了“金街”这个别名。 1978年夏天,小崔在王府井大街一个橱窗里,看到了一个造型奇异、玲珑剔透的绿色玻璃酒瓶,不知道是玻璃本身有颜色,还是酒的颜色是绿的,总之这个瓶子美到刺眼的色彩让他眼前一亮。柜台的售货员是小崔的街坊,他介绍说,这酒叫做“人头马”,是专卖给拿美元买东西的客人的。好几年之后,小崔才知道那瓶酒的全称是“人头马750毫升装基础梦幻酒”。 第一次看到这种外国酒瓶,小崔觉得太美了…… 1978年冬天,小崔终于看到百货大楼烟酒柜台上有了用人民币能买的“人头马”,零售价280元。在当时,这是一个天文数字,那时大学刚刚恢复上课,小崔的父亲在大学教日语,一个月挣不到100块钱,这在当时属于比较高的工资。小崔刚参加工作一年,还在学徒期间,每个月工资只能攒下20元,要想买这瓶酒,得不吃不喝攒一年多。另外,他当时还有一种担忧,就是如果真把酒买回去了,会不会被街道大妈们戴上“资产阶级残余”的帽子啊? 因此中国评论网,尽管“人头马一开,好事自然来”的广告语不断诱惑着他,但小崔同许多普通人一样,选择了平淡的生活。 1983年 外国人住的星级饭店数量不断增多 5块钱买来一个空酒瓶,遭全家攻击 小崔的酒器收藏始于婚后的1983年。第一个酒瓶就是“人头马基础梦幻酒”山西收藏家协会,只不过那是一个空的酒瓶子,是小崔在北京饭店工作的弟弟跟内勤人员好说歹说,用5块钱买回来的。 用5块钱买了一个“破”酒瓶子,因为这件事,小崔和弟弟成了全家攻击的对象。在当时,买日用消费品,粮票和钱还维持着搭配消费的方式,5块钱意味着一双鞋、一件衬衫,或许还是用来改善全家伙食的一兜子排骨。那时妻子已经怀有身孕,钱对于小崔一家来说非常重要。而一个空酒瓶子在家人眼里就是垃圾,吃不当吃,穿不当穿,摆在桌子上还惹事。 在小崔母亲眼里,这个瓶子代表资产阶级,是“毒草”!于是一辈子谨慎小心的老人家,赶紧拿布把它包了起来,并且警告儿子,千万别摆在家里,如果有人问起来,就说是在街上捡的。 改革开放的步伐追赶着时代的变迁。1983年之后,中国尤其是北京,外国人住的宾馆、星级饭店数量不断增多,进口商品也陆续进入这些高级场所。因此,小崔开始广交这些场所的朋友,通过朋友得到一个又一个空的洋酒瓶子。仅在1983年,他就拥有了三四十个瓶子,有些是用钱买的,有些是人家送的。当他第一次大着胆子把这些酒瓶摆放在自己家中的柜子里时,妻子马上提议:给柜子装一个窗帘。 收集来的洋酒瓶子越来越多,品牌很多,有不少重样的。于是,小崔开始注重瓶子的质量。女儿出生的1984年,他第一次主动淘汰一些品相不好的收藏品。 到了1986年,市面上的商品,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较10年前有了一个质的飞跃。也正是从那年开始,他不再单纯迷恋空酒瓶子,而是开始收藏原装外国酒。 上世纪80年代后期,商品经济日益繁荣,国外的进口商品在大街上随处可见,但年轻人却不再稀罕开放初期的“蛤蟆镜”、喇叭裤和蝙蝠衫,大家开始追逐有内涵的事物。小崔开始搜集中外酒文化历史的书籍,从制酒工艺、灌装、贮藏到酒瓶的选材、设计以及使用包装,爱好钻研的他将自己的爱好变成了研究课题。 但是他的爱好仍受到了很多人的质疑,没有人理解他的行为,更没有人认可。那个时候,在很多人眼里,依然认为收藏酒瓶子是没出息、无法登上大雅之堂的举动。 小崔很孤独。只有在同事、朋友去他家做客,掀开立柜帘子,看看里面形状各异、颜色像化学药水的瓶子,脸上露出新奇、喜爱的目光时,小崔才能感受到收藏带来的一点快乐。 1991年 出国潮涌动 托运回国的酒瓶碎了,妻子哭了 从攒外国酒瓶,到留学国外,崔绍松用了8年时间。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中国与世界之间的融会贯通,很多年轻人都聚拢在国门线上,期待着自己与外界的一次亲密接触。 沾了父亲是大学教授的光,1991年春天,崔绍松在苦学了半年日语之后山西移动,获得了日本一所语言类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这时他33岁,已经被别人从“小崔”叫到了“大崔”,并且已经从工厂车间调到了教育局,一个月工资200元。 但是,被时代耽误了学业的他,倍加珍惜命运补偿给他的这次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告别了家人,去日本东京学习。 有志趣的人不会将爱好当做累赘。33岁的大崔来到日本后,并没因为语言不通、生活艰苦、课业繁忙这些因素而终止对酒器的痴迷。相反,在这个比中国开放发达的国度里,大崔遇到很多可以收藏的酒器。 但是,想收藏和能收藏是两码事。大崔到东京一年之后,在一个偏僻街道的超市里看到一瓶拿破仑旗帜金樽酒。这是一瓶1982年限量版的威士忌酒,瓷质圆柱体造型,上面绘有拿破仑半身彩色画像以及拿破仑时代的旗帜,说它珍贵,是因为传说中每瓶酒的瓶底都有一个特殊编号,还有拿破仑家族后裔的签名,在当时,这瓶酒价值27万日元,折合人民币2万多元。 2万多元,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普通北京人眼中,意味着几年的工资、开通5部家用电话的初装费(这也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富裕一点的人家,借一张教师证,就可以以4000元的价格安装一部电话)、甚至可以用来开个小饭馆,就是在当时相对发达、人均GDP稍高的日本,大崔要赚到这笔钱也得花上几个月。 当他给妻子打越洋电话说要花这么多钱买一瓶酒时,妻子没说支持也没说反对,只是跟他讲,同事家买房,二环外两居室平房,售价2万元。 但大崔还是执意把酒买了。有一天,他拿着事先写好的纸条“我是中国留学生,我是酒器收藏者,我要买这瓶酒”走进那家超市,店员们终于明白了这个看上去有些古怪的人,为什么每天都来超市,还从来不买东西,在酒品柜台一站就是半个小时。所有人为大崔的执着感动,店长破例给这瓶酒打折。 这之后,大崔用勤工俭学挣到的钱,买了不少经典的洋酒。但是,由于各种原因,这些酒中的一小部分没能顺利来到中国。 “每次办海关托运,我都买最好最厚的盒子,把酒瓶用毛巾、手套、塑料袋、报纸里三层外三层地裹个严实,买最粗的红色彩笔标明箱子的正反面,写上大大的‘易碎品’,但是东西到了国内,还是有一些碎了。” 到境内海关取货的任务向来由大崔的妻子完成。有几次,她发现丈夫托运回来的一个箱子彻底变了形,而箱子上是丈夫写满的“易碎品”,这个时候,又心疼丈夫又心疼钱的她,眼泪总在眼眶里打转儿。 上世纪90年代中期 潘家园“淘宝热” 记忆中的生活用品,广被收藏 1995年,大崔回到北京。 一下飞机,他就惊奇地发现,在日本免税店里能够买到的洋酒,在首都机场的商店里一样有的卖,而且款式更多、更齐全。 走在回家的路上,他不时迷路,原来的大烟囱都不见了,高楼大厦平地而起。街上人来车往,繁华程度比东京差不了多少。 回到家里,一进门他就看到自己早先收藏的那些瓶子,还有后来他寄回国内的洋酒,都被妻子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地摆在特别定制的酒柜里,酒柜是玻璃门的,里面还镶着镜子,一个瓶子有多个镜像,灯光一打,非常漂亮。 大崔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参观”王府井。这时在王府井大街的南口,竖起了一座很高的工艺美术大楼。大楼里专门有一个出售礼品酒和纪念酒的区域。大崔在这个柜台前面站了一会,发现来买酒的人很多,有一些是外国人,买有中国特色的纪念酒,有一批纪念1997年香港回归的纪念酒卖得非常火;也有不少外地游客,买一些北京特产酒,其中二锅头是必选品种;另有一些看上去就是附近居民的人,专门到柜台上看洋酒,还不时说着“这瓶酒我有了”、“那个纪念套装某某昨天刚买走”之类的话。 大崔这才意识到,自己在10多年前一说出来就脸红的收藏爱好,现在不但被社会认可,还吸引了更多人加入到这个行列中来。更让他没想到的是,当他小声告诉欣赏酒瓶子的人说,他有1000多个这样的酒瓶子,那些人向他投来钦佩的目光。 大崔在随后的“社会调查”中发现,很多人开始收藏上世纪70年代使用过的生活用品,当时潘家园旧货市场已经落成,每到周末都有一些人去“淘宝”:大到组合柜,小到回力牌球鞋,甚至是儿时玩的陀螺和弹球,都会被人买走收藏。 还有一些大半辈子都“胆儿 (责任编辑: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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