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报记者 崔吕萍/文 暴帆/摄 在物质极度匮乏、收入很低的年代里，崔绍松花5块钱买来一个空洋酒瓶，这在当时是一个没人理解的行为。那时的崔绍松很孤独。现在已经成了收藏家的崔绍松感慨万千，这几十年来中国最大的变化，不仅仅是人们的生活富裕了，更重要的是，人们敢于追求美了，敢于有个性了，中国人活得放松了。 曾经有一个时期，生活在北京的人们穿着同样颜色、同样款式的衣服，吃着同样单调的大白菜，住着没什么区别的房子，挣着几乎一样少的工资。 那是上世纪70年代末，人与人之间的差异非常小，相同的经历使得大家有着近似的价值判断标准。这个时候，崔绍松因为其与众不同的爱好——攒空的洋酒瓶子，被所有认识的人排除在价值判断标准之外。当时的这点爱好，必须偷偷摸摸进行。 而今，他正忙着为自己这些年来收藏到的成千上万件酒器办一个展会。根据他对展厅的规划，占据展厅明显位置的不是他收藏最多的“人头马”、“XO”，也不是惊艳的玛丽莲·梦露全身像纪念酒瓶，而是国人自己研发的、工艺水平精湛的奥运纪念套酒及新中国成立60周年纪念酒。 “乱世买黄金，盛世兴收藏”，崔绍松的收藏经历印证了这句老话。“我要让我的这些收藏品出来晒太阳。”崔绍松说。 1958年 与“新中国第一店”同龄 一个酒瓶既当花瓶，也当酱油瓶 1958年出生的崔绍松见证了一个时代的变迁。 小时候，崔绍松的家在王府井商业街中间的大甜水井东口，王府井大街上的标志性建筑物——北京市百货大楼与崔绍松同岁，崔绍松对这个“同龄人”感到非常亲切和骄傲，“新中国第一店”的诞生也让当时的北京人感到无比新奇和骄傲。 崔绍松的少年时代，国内特殊的历史环境使得北京这座城市根本没有娱乐场所，没有现在小区里比比皆是的街心花园、健身器械，那时胡同里除了木讷的电线杆子，没有任何装点之物。于是，王府井商业街上的商店就成了附近孩子们的娱乐天堂。每天下午一放学山西电话卡收藏，孩子们就冲向这条街，把街两面的商店挨个儿看一遍。 差不多每个小伙伴都能如数家珍地说出哪个商店卖什么、哪个橱窗里摆放着什么商品。当然大家也都有分工，谁负责去看哪个店，谁负责看什么商品，都是事先分好了的。等到大家把所有自己看到的东西记下来、坐在一起比谁记得多的时候，崔绍松总是倒数第一名。 真不是他记性不好，崔绍松当时的“差成绩”与他负责察看酒、酱油、醋有关，上世纪70年代，居民日常生活用品奇缺，常见的几样必备品又都凭票供应。 “那时的酒就有一种散装白酒，酱油和醋也都是散装的，根本不知道是什么牌子。要是现在重新玩这个游戏，我肯定是最大的赢家。” 崔绍松说，他们那群小伙伴应该算是国家统计局的“前辈”，市场上有什么、多了什么，他们全门儿清。 因为负责察看酒类，所以崔绍松在生活中对酒瓶特别关注。很长一段时间里，家里的酒瓶都是那个小嘴长身子的玻璃瓶子。先是用来盛酒，酒喝完了也许要用它去打酱油或醋，如果妹妹要装点一下她的小屋，酒瓶也充当花瓶。 看上去有很多用处的酒瓶子，事实上很俗气，没有包装、更不知道是哪个地方的酒。而今，很多酒业动不动就在广告里说，“传承百年纯酿”，崔绍松说，这句话掺水太多：“北京一度连散装酒都没有了，当时这些‘纯酿’们都上哪去了？” 那个时候，崔绍松从来没听说过“收藏”这个词，生活中，他喜欢把火柴盒上的火花剪下来，贴在牛皮纸上；而他的妹妹，喜欢攒糖纸。 1978年 “人头马”来到中国 第一次看到洋酒瓶，觉得太美了 后来，崔绍松到了工厂做学徒，车间里的师傅都叫他“小崔”。 小崔20岁那年，赶上了改革开放。工作之余，他依旧保持着儿时的习惯，近水楼台，经常要将王府井大街上的商店逛一遍。从那时开始，商店里的商品明显多了起来，也是在那个时候，王府井大街有了“金街”这个别名。 1978年夏天，小崔在王府井大街一个橱窗里，看到了一个造型奇异、玲珑剔透的绿色玻璃酒瓶，不知道是玻璃本身有颜色，还是酒的颜色是绿的，总之这个瓶子美到刺眼的色彩让他眼前一亮。柜台的售货员是小崔的街坊，他介绍说，这酒叫做“人头马”，是专卖给拿美元买东西的客人的。好几年之后，小崔才知道那瓶酒的全称是“人头马750毫升装基础梦幻酒”。 第一次看到这种外国酒瓶，小崔觉得太美了…… 1978年冬天，小崔终于看到百货大楼烟酒柜台上有了用人民币能买的“人头马”，零售价280元。在当时，这是一个天文数字，那时大学刚刚恢复上课，小崔的父亲在大学教日语，一个月挣不到100块钱，这在当时属于比较高的工资。小崔刚参加工作一年，还在学徒期间，每个月工资只能攒下20元，要想买这瓶酒，得不吃不喝攒一年多。另外，他当时还有一种担忧，就是如果真把酒买回去了，会不会被街道大妈们戴上“资产阶级残余”的帽子啊？ 因此中国评论网，尽管“人头马一开，好事自然来”的广告语不断诱惑着他，但小崔同许多普通人一样，选择了平淡的生活。 1983年 外国人住的星级饭店数量不断增多 5块钱买来一个空酒瓶，遭全家攻击 小崔的酒器收藏始于婚后的1983年。第一个酒瓶就是“人头马基础梦幻酒”山西收藏家协会，只不过那是一个空的酒瓶子，是小崔在北京饭店工作的弟弟跟内勤人员好说歹说，用5块钱买回来的。 用5块钱买了一个“破”酒瓶子，因为这件事，小崔和弟弟成了全家攻击的对象。在当时，买日用消费品，粮票和钱还维持着搭配消费的方式，5块钱意味着一双鞋、一件衬衫，或许还是用来改善全家伙食的一兜子排骨。那时妻子已经怀有身孕，钱对于小崔一家来说非常重要。而一个空酒瓶子在家人眼里就是垃圾，吃不当吃，穿不当穿，摆在桌子上还惹事。 在小崔母亲眼里，这个瓶子代表资产阶级，是“毒草”！于是一辈子谨慎小心的老人家，赶紧拿布把它包了起来，并且警告儿子，千万别摆在家里，如果有人问起来，就说是在街上捡的。 改革开放的步伐追赶着时代的变迁。1983年之后，中国尤其是北京，外国人住的宾馆、星级饭店数量不断增多，进口商品也陆续进入这些高级场所。因此，小崔开始广交这些场所的朋友，通过朋友得到一个又一个空的洋酒瓶子。仅在1983年，他就拥有了三四十个瓶子，有些是用钱买的，有些是人家送的。当他第一次大着胆子把这些酒瓶摆放在自己家中的柜子里时，妻子马上提议：给柜子装一个窗帘。 收集来的洋酒瓶子越来越多，品牌很多，有不少重样的。于是，小崔开始注重瓶子的质量。女儿出生的1984年，他第一次主动淘汰一些品相不好的收藏品。 到了1986年，市面上的商品，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较10年前有了一个质的飞跃。也正是从那年开始，他不再单纯迷恋空酒瓶子，而是开始收藏原装外国酒。 上世纪80年代后期，商品经济日益繁荣，国外的进口商品在大街上随处可见，但年轻人却不再稀罕开放初期的“蛤蟆镜”、喇叭裤和蝙蝠衫，大家开始追逐有内涵的事物。小崔开始搜集中外酒文化历史的书籍，从制酒工艺、灌装、贮藏到酒瓶的选材、设计以及使用包装，爱好钻研的他将自己的爱好变成了研究课题。 但是他的爱好仍受到了很多人的质疑，没有人理解他的行为，更没有人认可。那个时候，在很多人眼里，依然认为收藏酒瓶子是没出息、无法登上大雅之堂的举动。 小崔很孤独。只有在同事、朋友去他家做客，掀开立柜帘子，看看里面形状各异、颜色像化学药水的瓶子，脸上露出新奇、喜爱的目光时，小崔才能感受到收藏带来的一点快乐。 1991年 出国潮涌动 托运回国的酒瓶碎了，妻子哭了 从攒外国酒瓶，到留学国外，崔绍松用了8年时间。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中国与世界之间的融会贯通，很多年轻人都聚拢在国门线上，期待着自己与外界的一次亲密接触。 沾了父亲是大学教授的光，1991年春天，崔绍松在苦学了半年日语之后山西移动，获得了日本一所语言类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这时他33岁，已经被别人从“小崔”叫到了“大崔”，并且已经从工厂车间调到了教育局，一个月工资200元。 但是，被时代耽误了学业的他，倍加珍惜命运补偿给他的这次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告别了家人，去日本东京学习。 有志趣的人不会将爱好当做累赘。33岁的大崔来到日本后，并没因为语言不通、生活艰苦、课业繁忙这些因素而终止对酒器的痴迷。相反，在这个比中国开放发达的国度里，大崔遇到很多可以收藏的酒器。 但是，想收藏和能收藏是两码事。大崔到东京一年之后，在一个偏僻街道的超市里看到一瓶拿破仑旗帜金樽酒。这是一瓶1982年限量版的威士忌酒，瓷质圆柱体造型，上面绘有拿破仑半身彩色画像以及拿破仑时代的旗帜，说它珍贵，是因为传说中每瓶酒的瓶底都有一个特殊编号，还有拿破仑家族后裔的签名，在当时，这瓶酒价值27万日元，折合人民币2万多元。 2万多元，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普通北京人眼中，意味着几年的工资、开通5部家用电话的初装费（这也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富裕一点的人家，借一张教师证，就可以以4000元的价格安装一部电话）、甚至可以用来开个小饭馆，就是在当时相对发达、人均GDP稍高的日本，大崔要赚到这笔钱也得花上几个月。 当他给妻子打越洋电话说要花这么多钱买一瓶酒时，妻子没说支持也没说反对，只是跟他讲，同事家买房，二环外两居室平房，售价2万元。 但大崔还是执意把酒买了。有一天，他拿着事先写好的纸条“我是中国留学生，我是酒器收藏者，我要买这瓶酒”走进那家超市，店员们终于明白了这个看上去有些古怪的人，为什么每天都来超市，还从来不买东西，在酒品柜台一站就是半个小时。所有人为大崔的执着感动，店长破例给这瓶酒打折。 这之后，大崔用勤工俭学挣到的钱，买了不少经典的洋酒。但是，由于各种原因，这些酒中的一小部分没能顺利来到中国。 “每次办海关托运，我都买最好最厚的盒子，把酒瓶用毛巾、手套、塑料袋、报纸里三层外三层地裹个严实，买最粗的红色彩笔标明箱子的正反面，写上大大的‘易碎品’，但是东西到了国内，还是有一些碎了。” 到境内海关取货的任务向来由大崔的妻子完成。有几次，她发现丈夫托运回来的一个箱子彻底变了形，而箱子上是丈夫写满的“易碎品”，这个时候，又心疼丈夫又心疼钱的她，眼泪总在眼眶里打转儿。 上世纪90年代中期 潘家园“淘宝热” 记忆中的生活用品，广被收藏 1995年，大崔回到北京。 一下飞机，他就惊奇地发现，在日本免税店里能够买到的洋酒，在首都机场的商店里一样有的卖，而且款式更多、更齐全。 走在回家的路上，他不时迷路，原来的大烟囱都不见了，高楼大厦平地而起。街上人来车往，繁华程度比东京差不了多少。 回到家里，一进门他就看到自己早先收藏的那些瓶子，还有后来他寄回国内的洋酒，都被妻子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地摆在特别定制的酒柜里，酒柜是玻璃门的，里面还镶着镜子，一个瓶子有多个镜像，灯光一打，非常漂亮。 大崔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参观”王府井。这时在王府井大街的南口，竖起了一座很高的工艺美术大楼。大楼里专门有一个出售礼品酒和纪念酒的区域。大崔在这个柜台前面站了一会，发现来买酒的人很多，有一些是外国人，买有中国特色的纪念酒，有一批纪念1997年香港回归的纪念酒卖得非常火；也有不少外地游客，买一些北京特产酒，其中二锅头是必选品种；另有一些看上去就是附近居民的人，专门到柜台上看洋酒，还不时说着“这瓶酒我有了”、“那个纪念套装某某昨天刚买走”之类的话。 大崔这才意识到，自己在10多年前一说出来就脸红的收藏爱好，现在不但被社会认可，还吸引了更多人加入到这个行列中来。更让他没想到的是，当他小声告诉欣赏酒瓶子的人说，他有1000多个这样的酒瓶子，那些人向他投来钦佩的目光。 大崔在随后的“社会调查”中发现，很多人开始收藏上世纪70年代使用过的生活用品，当时潘家园旧货市场已经落成，每到周末都有一些人去“淘宝”：大到组合柜，小到回力牌球鞋，甚至是儿时玩的陀螺和弹球，都会被人买走收藏。 还有一些大半辈子都“胆儿 (责任编辑：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