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9月5日讯 近日，东星集团创办人兰世立公开举报武汉市副市长袁善腊的举动再次将官商之间复杂暧昧的利益纠葛暴露在公众面前。对于中国的民营企业家而言，选择红顶商人式的官商合谋，其制度性根源是什么？

红顶商人式的官商合谋是前法治社会的典型特征

从兰世立到黄光裕，红顶商人式的官商合谋屡见不鲜

和官场的厚黑学一样，“红顶商人”作为一种商场的经营哲学至今仍大行其道。所谓“红顶商人”通俗点讲就是政府里的官员，同时再以商人的身份出现，兼具公务员和商人两个角色的人，亦即“官商”。在当代，“红顶商人”一词更泛指本身不具官员身份，但与政府高层关系良好，能够影响政府政策的企业界人士。

改革开放以来，红顶商人式的官商合谋屡见不鲜。比如，随着国美电器前创始人黄光裕的锒铛入狱，与其有关的官商合谋浮出水面，包括原公安部部长助理郑少东、原深圳市市长许宗衡等官员纷纷落马。财经作家吴晓波（微博）曾发出如是的感叹：“一个从事家电连锁业的首富有必要构筑一个如此复杂而灰暗的政商网络吗？他为什么要将自己以及朋友们（如果那些同乡官员是他的朋友的话）置于如此危险的境地？”

再比如，公开举报武汉市副市长袁善腊的东星集团创办人兰世立，其不论是崛起还是入狱似乎都难以脱政商纠葛的影子。据媒体报道，从省委机关下海的兰世立之所以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制造创富神话，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依附和寄生于权力，其事业最终扩张无度作家排行榜，陷入绝境，其实也与他和权力的关系以及他对权力的认知有关。“摊子越大、政府越放不了”，类似心理支撑了兰世立在市场上的疯狂，直至迅速衰败。

官商合谋是一把双刃剑，已成为民营企业家的原罪

对于民营企业家来说，选择官商合谋其实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企业家通过政府官员的靠山可以迅速获得财富的积累；另一方面，由于财富的积累通常和“权力寻租”、腐败等联系起来，因此也成为民营企业家的最大原罪作家出版社，为其财富大厦的忽然坍塌埋下隐患。

因此，有评论者指出，官商之间不稳定的利益同盟是前法治社会的典型特征。这一个权力没有限制的社会，人们解决经济问题的方式不是依靠法治和市场，而是选择寄生于权力寻求庇护。权力和资本的合谋带来不公平竞争和腐败丛生，因此有媒体称，当今中国的“仇富”问题其实是“仇腐”。

红顶商人式的官商合谋屡见不鲜，根源在于产权保护不力

官商合谋源于权力垄断一切，权力垄断侵害私有产权

在财经作家吴晓波看来，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中央集权超过两千年的国家，其基本治理结构从公元前21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就没有本质性的改变。因集权之需要，中央就必须对某些战略资源――用现在的话说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支柱性产业”――进行垄断性控制，因此，重要的经济权力和资源便毋庸置疑地控制在官员手上。

经济学家杨小凯则认为，在这种权力垄断和资源控制的格局下，商业交易总是受官方税制以及管理的约束。政府对主要物品的垄断，在古代，比如盐和铁，在近代，比如对茶，丝绸，烟草和火柴的垄断，表明政府拥有无所顾忌的经济特权。没有任何商人阶层被允许独立地产生并侵犯这些特权。

政府的权力垄断严重侵害私有产权。在杨小凯看来，私人企业从来不可能在没有官方庇护时发展。商人一直处在官方的控制之下，被作为官方的联盟，其活动总是被官方利用或榨取中国评论网，以满足官员个人或政府的利益。而政府对私人产权的藐视进一步强化了政府的经济特权。这表明，官方的庇护和支持是大型商业企业发展的唯一途径。这样做的结果是形成一种商人和官员之间封闭的利益共同体。

在我国，私有产权保护不力一直是民营经济的发展之痛

权力垄断一切并非中国古代社会的专利，其滋生的弊病在最近六十年的发展中也得到了验证。新中国成立以来，私有产权保护不力一直是民营经济的发展之痛。改革开放前，“被国有化”曾经使得民营经济消亡，所以并不存在私人产权保护问题，反而剥夺私有产权是“合法”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民营经济的发展，私有产权保护的问题再次浮现出来，不过民营企业家担心的“被国有化”问题并没有完全消失。

从某种意义上说，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家其实是“官商合谋”文化的最大受害者。比如，早在2004年我国就将“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写入宪法，2007年10月1日旨在保障私有财产权的《物权法》也正式实施，不过，在侵犯私有财产权案例仍旧屡见不鲜。从2003年6月爆发的陕北石油案，再到2009年山西省在煤炭领域掀起的煤矿强制整合风暴（被称为煤炭领域的“国进民退”），都让人觉得，中国在私有财产权的保护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没有完善的产权保护制度，就没有成功的经济发展模式

完善的产权保护制度曾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关键

有一个近乎“天问”的问题一直吸引着研究者的探寻，那就是西方世界为什么能够在近代兴起，而繁荣于古代的东方世界为什么在近现代发展缓慢？不同的研究者或许会给出不同的答案。但毫无疑问，经济学家诺斯在其《西方世界的兴起》以及后续的《经济史的结构与变迁》两本著作中给出的答案无疑是最让信服的解答之一。

诺斯将西方世界的兴起归因于私有产权制度的建立。诺斯认为中国作家，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所谓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那些能够建立个人产权制度的组织。“如果社会上个人没有刺激（即产权保护）去从事能引起增长的那些活动，便会导致停滞状态。”

诺斯认为，英国成为第一个工业化国家，非因其蒸汽技术先进，而是得益于对产权和知识产权的保护。正是由于产权保护和对于王权的限制（即宪政）导致了所谓的产业革命，因为产权制度可以使所有者可享受创新的成果，刺激了冒险和投资。相反，十六、十七世纪的西班牙和法国由于没有很好地限制王权，且“不能创建一套提高经济效率的所有权，它们的经济结果陷入了停顿”，成为“竞争失败的国家”。

而权力侵害私有产权的体制难以催生成功的经济发展模式

如果将权力得到限制、产权得到保护的体制称之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那么权力垄断资源和权力侵害私有产权的体制毫无疑问就是一种“没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因为在一个产权保护不力的制度环境下，私人不会有积极性扩大再生产，转而会投靠权力谋取垄断下的收益，这样的经济发展就变成一种毫无创新动力的低效率游戏。

经济学家杨小凯就认为，权力垄断使政府垄断的部门的服务质次价高，产生了收入分配的无效率和不平等，政府垄断的部门或与政府勾结的商人获得大量垄断利润，而其它部门受剥削而收入低，因而限制市场容量的扩展，并有害于经济发展。

可见，权力侵害私有产权的体制很难催生一种成功的经济发展模式。在一个权力没有限制和产权保护不力的体制下，只会让行政垄断部门不断壮大，独立的企业家阶层日益式微，“红顶商人”的经营哲学大行其道。

结语：中国红顶商人文化的盛行突显出私有产权保护不力的困境。在一种权力没有约束和产权得不到保护的体制下，很难催生出一种成功的经济发展模式。

详情请见专题：红顶商人背后的产权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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