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星期一晚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飞抵伦敦，对英国作国事访问。上一个对英伦国事访问的中国领导人是胡锦涛，时间是2005年。国与国外交，讲究礼仪与礼遇。与十年前相比，伴随中国经济以及国家影响力的崛起，中国越来越看重其领导人出访的礼遇规格。在很多中国国人看来，礼遇即是实力。

这次行程四天的出访，中英双方无疑都在以超高规格“量身定制”。习近平出任国家主席后，很少单独安排专访一国。这次访英，应是不多的例外。从北京飞伦敦，航程近11小时，这次他是专门到英伦三岛跑一趟。从白金汉宫到唐宁街10号首相府，英方这次呈上全套国宾与皇家礼仪，铺上英国报章所称的“最红的红地毯”。议程中，习近平将与夫人下榻白金汉宫，与女王私宴，跟王室成员深度接触，并获得在英国国会发表演讲的极高规格礼遇，见证一大摞巨额商贸投资合同的签署，前往首相乡间别墅Chequers做客。最后，卡梅伦首相专程在曼彻斯特为他送行。这些高调的安排似乎在强化一个信号，即中英双边正开始一段“蜜月”。拿在中国人气颇高的英国财相奥斯本的话说，英中两国要享受“黄金时代”。

临行，习近平在接受路透社答问时说：“英国表示愿做对华最开放的西方国家，这是一个明智的战略选择，也完全符合英国自身的长远利益。”难以想象，仅在三年多前，中英之间曾陷入一段严酷的霜冻期。直接的导因是西藏问题：2012年5月，卡梅伦首相在伦敦会见西藏精神领䄂达赖喇嘛，两国关系随之跌至谷底，双边经贸遭受重创。2013年卡梅伦访华，实为“破冰之旅”，外交再入轨道。英国媒体曾指责卡梅伦内阁为经贸利益向北京的压力叩头。就在上个月，在卡梅伦拒绝见面后，达赖喇嘛以少有的疾言，批评英国首相“将金钱置于道德之上。”

历史上，中英关系的大起落，一言难尽。十七世纪末，清朝开始与英国小规模通商。1792年，英外交特使马戛尼在承德觐见乾隆皇帝，要求开放多口通商，遭清廷拒绝。1840年前后，英国对华发动“鸦片战争”，卫护东印度公司的商业利益，被中国老百姓以及教科书视为中国近代所有民族屈辱的起始。它也是国家记忆中一块沉重而敏感的疮痂，时而从历史中爬出，抓挠不安稳且敏感的政经现实。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两个月后（即1950年1月6日），英国宣布承认新中国，并设立临时代办处，成为最早承认中国新政权的欧洲国家之一。1967年，“文革”爆发初期，英国驻北京代办处遭红卫兵围攻、火烧。1972年，保守党希思首相任内，英方提出将与中国的“临时代办级”升格为全权大使关系。邓小平推行改革开放国策后，缠绕中英关系的主要问题是香港归属。1984年，两国就香港主权回归达成协议。1989年6月4日之后，直至1997年正式移交，中英就香港问题出现过激烈摩擦或对抗。

近几年，卡梅伦政府在香港问题上刻意低调或回避，以防触怒北京。对卡梅伦彻底调整对华立场，赞者称其务实、以国家经济利益为上，贬者责之为政治投机的实用主义。去年，中国倡导创立AIIB（亚投行），欧美发达国家无人响应。而英国有惊人之举：不顾冒犯老大哥美国，打破二战之后英美在重大地域政治决策上协同一致的传统，撇开盟友，率先申请加入亚投行。此后，中英关系急速升温。中国外交，向来注重投桃报李，你来我往，对英方这一美意的回报，从已透露的重大经贸合作项目与投资额中应能看出因果。

（二）

上周，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接受英国第四频道的电视专访。王牌时政主持人J.斯诺在提问时，自嘲地把英国称作一个“中等级别”（middle ranking) 的欧洲国家。刘大使答，英国是一个有全球影响力的国家。

我同意中国大使对英国全球影响力的判断，不仅在于英国对当今国际政经事务的角色与权重，更在于它对近代社会制度创新的原创贡献。从社会组织架构与制度的层面，我们依旧生活在巨大的英国制度影响之下而不自知。

英国对现代社会制度与文明的原创贡献，在二十一世纪的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保险、金融服务、信托、养老金、税制、福利、文官体系、公学及义务教育、陪审团制度、博物馆、海事、公共媒体、义工、慈善机构、商会、工会、学会、自治团体、旅游。它们已成为现代社会的基本构件或要素。

几年前，读史学出身的现任中共纪委书记王歧山，曾向中国官员推荐法国史学家托克威尔的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他说：“现在很多的学者看的是后资本主义时期的书，应该看一下前期的东西……”此书深层探究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起源，在中国洛阳纸贵，跟当下中国制度转型中社会矛盾激化、贫富分化、官场贪腐滥权的大背景有暗合之处。

我以为，在可资中国借鉴的“前期的东西”中，英国社会的进化与转型史，特别是英国十八世纪逐步完善的政治保守主义思想，对当下的中国极有参照价值。如果血腥的法国大革命提醒中国，若不正视政治溃败，则可能触发震荡的冲突与革命，那么以稳定、渐进、有序改良来建构社会制度、组织与共识的“英国模式”，则有益于为中国的社会进步提供一个更平稳的制度参照。

英媒上周报道，英方为习近平主席访英热身，原计划在北京展出800年前的英国《大宪章》羊皮纸抄本（Magna Carta)。《大宪章》被视为英国宪政的思想源泉与“自由的基础”。报道说，因中方对“宪政”的敏感，展览从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低调地移至英国驻华大使馆的走廓上。这令人遗憾。中国需要对“宪政”以及宪政的讨论脱敏。

（三）

在中国的语境或翻译中，保守主义似乎带有某种消极、灰暗的意味。实际上，正相反。其“保守”，只是相对于革命与激进而言，而不是相对于进步。这个政治哲学强调既有的价值或现状，以稳妥方式改良体制并加以维护，尊重传统智慧与历史的传承。作为达尔文的故乡，英国更能体认社会良性进化的价值与途径。

首先，中国应向英国借鉴培育社会组织的历史经验。1949年后的中国革命以及建政过程中，初建了高度的计划经济与社会控制，但对中国社会组织及其传统的破坏极为深重，有机的社会体系快速瓦解，阶级斗争导致阶级间的对立与冲突。当下，中国的社会组织正在缓慢而艰难地恢复中。没有完善的社会机构，社会就千疮百孔。眼下，中国社会转型所面临的最大制度挑战，即是如何凭借不完善的体制和失信的公权力，走出改良之新路。

其次，英国保守主义相信经验或逐步得到验证的经验。这与告别革命之后的中国发展路径是契合的。无论对于自然生态，还是政治与社会生态，英国人笃信经验的积累与锤炼以及时间的检验。对引发剧变的激进革命，它存有疑惑甚至反感。保守主义不以宏大的理念作先导，不以理性自负，且认定每一个人所有的理性是有限的。保守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哲学，讲求体认和实践，即它的功利与实用主义色彩。1688年的“光荣革命”，根植于英国贵族政治阶层对既存体制的默认和改进，保守主义逐渐成为英国价值的主要源流。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英国人对他们保全君主立宪制的高明之处颇为自得，更坚定了其保守主义的基石。一方面，中国为自己本民族的悠久文化而自豪，另一方面，中国近代革命又把传统戳得千疮百孔。革命轻漫历史，导致集体和私人记忆的断层。保守主义的实践或许能够帮助中国拾回历史的脉络。

第三，英国作为保守主义思潮的发源地，注重政府与公民、社会各阶层之间社会契约的协商与达致，维护向上的流动空间。它以小政府、大市场的经济架构为本，对抗极权主义。当下中国，利益分化严重、贫富差距加大、公权力失信、阶层固化加剧、向上空间变窄、社会不公造致官民对抗冲突，紧张加剧。亟待政府通过一系列细微的社会变革措施，缓解弱势群体的焦虑，建立有效的利益表达、利益协调与利益分享机制，达致更透明的公平与分配伦理，避免社会阶层及其利益机制的严重撕裂，完善民意表达机制与社会契约，减缓社会震荡。

英国人口为中国的二十分之一，疆域仅为中国的四百分之一。作为近代史上的第一个政经强国，与一百多年相比，今天的英国不再是最前列的政经强国。英国以博物馆出名。它过往四、五百年的社会沿革与平稳转型，使它像一座活的社会进化博物馆。习近平主席抵达伦敦当晚，将下榻文华东方酒店。一墙之隔，就是举世闻名的海德公园。这个英国最大的皇家公共庭园，落成于1637年。四百年风雨沧桑，它仍保有原始全貌，源于人们对制度、法令与惯例的尊重，以及对历史永续的承诺。英国的保守主义思想与实践，在历史上有诸多跌宕与流变，有失利教训，但它毕竟是保障英国500年政治社会稳定的重要源泉。

当中国代表团在伦敦签下巨额合同时，东道主英国或将回赠一份特殊的礼物——英国的保守主义理念与传统。中国正开始其“大国的想象”。世界希望中国清晰地描述她的未来。英国的经验主义与保守主义理念，对当下的中国转型应有借鉴之用。中英之间的“黄金时代”，不能只靠市场与合同来维护。对正在崛起的中国来说，思想与思想的市场可能比黄金更重要。

中国需要思想的实验。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为英国金融时报FT中文网创刊荣誉总编辑。本文写于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