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有很多人批评丽江商业化，你们城市里来的人喝着咖啡、住着洋房、用着电脑，有什么权利跑来指责我们商业化？”

年近不惑的牟鑫更愿意回忆十几年前的丽江古城：河水静静地淌着；没有酒吧，亦无铺面；纳西族的老人坐在门口的石阶上做着针线活，缝着衣裳；路边，晒满红艳艳的海棠果，“我坐在河边想着，这里简直就是天堂，是我要来的地方。”

“见证丽江这十几年发展的人不到十个，我是其中一个。”牟鑫的语气里带着淡淡的傲慢。他是丽江第一家酒吧樱花屋金酒吧的老板。

眼下的古城，纳西人基本搬走了，取而代之的是外地人开的商铺；每晚，酒吧街的音乐轰鸣声尖锐刺耳，身着民族服装的服务生们伴着流行歌曲，不知疲倦地忙碌着；一些酒吧的宣传语上写着，“全世界的男人都是武松”、“一切美女都是纸老虎”；河边的石凳上站满了人，好奇且向往地看着酒吧里的灯红酒绿；几盏许愿的河灯静悄悄地漂着，一起顺流而下的，还有一只矿泉水瓶。

“这个社会发展太快，人们压力太大，遇到的问题太多，好比电脑里的内存，到了一定的时候就得清理删除。”牟鑫轻叹了口气，接着说，“丽江就像是个精神医院，有病治病，无病健身。”

有公开资料显示，2010年，丽江旅游接待海内外游客达909万人次，而在1995年，该数字仅为84.5万。

“这个纳西族省长，让古城躲过一劫”

丽江古城的历史可追溯至800多年前，建于宋末元初，盛于明清。历史上，它曾是茶马古道重镇，滇西北的经济文化中心。

上世纪80年代，古城变得蠢蠢欲动起来---有人挣钱盖了洋房，大家都很羡慕；一条水泥大街，修到了四方街附近，一些老房子因此被推平。1986年7月，云南工学院建工系教授朱良文给时任云南省省长和志强写了一封题为“紧急呼吁”的信，说新街像一把尖刀已经插入古城的心脏。

和志强立即批示，保留古城不仅是为了研究颇具特色的纳西族民居建筑的需要，也是为了适应开放和旅游所必须，要求丽江地方官员认真研究，务必做到保留古城。

“这个纳西族省长，让古城躲过一劫。”连丽江的出租车司机都发出如是感慨。

1992年，湖北人牟鑫还在大理当兵。部队到中甸演习时，路过丽江。他记得，当时的丽江连路灯都没有，整个古城里没什么铺面，净是些穿着纳西服饰的老人，“当时看到玉龙雪山，完全被震撼了，觉得这个地方很伟大。”几年后，牟鑫发现，一些到大理旅游的国外游客提出，要到丽江玩玩。

“真正让古城劫后重生的，是1996年地震。”丽江文化研究会会长杨国清向《瞭望东方周刊》感叹。

1996年2月3日19时14分18秒，丽江地区发生7.0级地震。彼时，正值丽江古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紧要关头。

杨国清记得，当时有一种说法，说古城整个都被毁了。地震十几天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相关官员赶到丽江，发现古城虽然被破坏得非常严重，但整体格局、水系风貌、人文景观依然完好。

1997年12月4日，丽江古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杨国清记得，古城里当时有些钢筋水泥结构的房子，在恢复重建的时候为了统一，就改成了木结构，路面也统一换成了五花石，“那时候的指导思想是很明确的，就是为了保护古城、保护历史风貌。”

丽江的酒吧

1996年，牟鑫退伍了。不久，他在大理街头偶遇了韩国姑娘金明爱，两人用日语打了一句招呼，就此恋上，之后一路同行到了丽江。这段有关艳遇的故事至今在古城里被誉为佳话。

“当时刚好四方街的一间房子被烧了，正在重新装修。”牟鑫记得，他跟老板商量了一下，150块钱一个月，租下了这间房子，摆了三张桌子，做起酒吧。

彼时丽江尚无名气，被一些外国游客当成去泰国、老挝等地旅游的驿站。四方街上，也只有几家摆摊的商贩，卖点古董和银器。路上跑着的，多是些电动三轮车。古城门口的面条，一大碗只要两块五。

牟鑫的酒吧成了丽江古城的第一家。他买了个CD机，放些舒缓的欧美音乐；早上十点开门，晚上八九点关门；每天零零散散地来几个老外。日子淡然而冗长。

“大约到1999年云南世博会后，丽江的知名度慢慢打开了。2000年以后，中国游客开始往丽江走了。”牟鑫回忆说，当时旅游是爆发式旅游，逢年过节就全家出动。每到春节和长假，丽江就会爆满。

一度，牟鑫的酒吧甚至需要通宵营业，以方便那些找不到客栈的游客。

2003年“非典”期间，古城里的所有店铺停业一个月。政府利用这一契机实施“三线入地”，铺设了排污网管，又改造了公共厕所，搞起了“灯光工程”。

店铺停业期间，牟鑫收购了几家酒吧，“我是看着丽江一步步发展起来的，我很清楚它的潜力。”牟鑫认为，“非典”对丽江来说是好事，“到那个时候，是该停下来，思考一下丽江未来的发展了。”

此后，随着公路和机场的修建，丽江一跃成为举世闻名的旅游胜地，游客与旅游收入呈爆炸式增长。

2005年以后，丽江添了几家酒吧。为了抢生意，一些酒吧把音乐声开得很大，有时甚至会发生涉黑势力团伙抢铺子的情况。

“我的客人吃饭时甚至要塞住耳朵，还有一天晚上，我店里来了40多个人，不消费，也不走。”牟鑫回忆说，那时的酒吧街疯狂起来，生意越大越好，兼并得越多越好，“我被逼得只能改变。我是最早在这里开酒吧的，我不能被淘汰。”

牟鑫尝试着在装修上、格局上、音乐上做改变。2007年，他引进了民族歌舞，再一次开了酒吧街的先河。生意也随着再次火爆起来，酒吧里连站的地方都没有。但很快，其他酒吧也效仿着搞起了民族歌舞。几乎每晚，都能见到身着摩梭族服饰的姑娘在房顶上火辣辣地对歌，脸上褪去了本应有的娇羞和青涩。

“一开始是摩梭人对歌，歌手每晚100块钱，直接抬高了酒吧服务员的整体价格。”在古城做茶叶生意的张浩记得，到后来，一些游客也加入了对歌行列，“其实对歌是有民族特色的，只不过最后被搞得庸俗化了。但其实，庸俗也是酒吧街的特色。”

“我原本喜欢听些小众的民谣，到了丽江，发现家家都在放。突然觉得好俗，再也不想听了。”有游客发现，大城市里的“小资”、“小众”被集中到了丽江，马上显得庸俗起来，“比如非洲鼓，比如陶艺公路自行车，比如每家商铺门口都挂着的红灯笼，还有那些过往的女人，不管身材好坏，几乎个个都披着硕大的披肩，简直俗不可耐。”

这种庸俗也被一些专家和学者所诟病，他们甚至宣告，“丽江已死”。一位诗人在丽江定居一段时间后迁到大理，留下了一句相当刺人的话，“丽江是个荡妇”。

这话自然让一些人感到过头了，“说丽江俗的人，恰恰会迷恋它。”丽江某旅游公司老板沈三认为，“俗到一定境界就成了大雅，比如艳遇，也是一种文化。”

沈三发现，人一旦远离了自己熟悉的环境，就容易变得无拘无束起来。

资本在说话

“丽江有些现象是无奈的，因为现在基本上是资本在说话，而不是民俗在说话。”张浩有些无奈地说。

纳西人杨国清倒显得释然些，他承认，丽江的商业气氛是浓了些，“但丽江在历史上就是商贸之城，如果现在去掉这些商贸，把它变成博物馆，那丽江就完蛋了。打造商贸之城，才是尊重历史的真实性”。对于所谓的“艳遇文化”，杨国清认为可以理解公路安全保护条例，“就算不接受中国评论网，也可以一笑了之。丽江一直是可以包容各种文化的。如果一定要说浮躁，那也不是丽江本身的浮躁公路法，而是它这些年日渐增高的人气导致的。”

“现在有许多人批评丽江商业化，你们城市里来的人喝着咖啡、住着洋房、用着电脑，有什么权利跑来指责我们商业化？”湖北人牟鑫已经把自己当成了丽江人，“每个人都有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你不能要我们丽江人点着酥油灯过日子吧？你不能要我们的年轻人还穿着纳西族的衣服，被当佛一样供人围观吧？丽江要发展，在发展中保护民族文化。我们现在就是要用商业的模式让他们展示这种民族文化，这样才有生命力，才是进步。”

古城最大一家书吧的老板“臭豆腐”，为了顺应形势，只得在安静的书吧里，加上了民谣歌手的现场演奏。

6年前，“臭豆腐”和上海姑娘“豆腐婆”在古城一家书吧相遇。几年下来，从一起卖臭豆腐、开小书吧，到如今，坐拥一家酒吧和整个古城最大的书吧，两人感情如初。

“我向她承诺过，要送给她一个超级大的书吧，现在做到了。”“臭豆腐”露出一脸憨厚的笑容。

如今，两人在古城外租了房子，平时，能不路过酒吧街就尽量不路过。“我们连自己的酒吧都嫌吵，但为了做生意，没办法。”“臭豆腐”说，“来丽江的人，都不喜欢太安静的环境。”

牟鑫、沈三等人艳遇的故事，仍然在丽江催情的空气中传播着。

沈三有些尴尬地说，不久前，他已经和妻子离婚了。而据知情人士透露，牟鑫也早已和他的韩国妻子分居多年。如今，只有在牟鑫的酒吧里，尚能看到两人的合影，被印在木椅上、语录上，微笑地注视着每个来寻找艳遇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