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南华早报》网站8月20日文章】题：随着历史潮流逆转，中国终将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作者香港金融管理局前副总裁沈联涛）

今年夏天，我终于拜读了中国语言文化领域的伟大学者季羡林所著《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一书。书名是对他的观点即文化与文明就像一条河流，向东流三十年，然后向西流三十年的总结。

这本书的主旨是，虽然自工业革命以来，一直是西方主导经济潮流和文化思潮，但这一潮流现在正在逆转。推而广之，他告诫这一代盲目迷恋西方科学技术的知识分子不要忘记他们的中国文化之根。

此时，整个世界正全神贯注于西方衰落而东方崛起的可能性，而一位研究东方文化的伟大学者（西方对他知之甚少）的想法是尤为重要的。

季羡林认为，倘若拿河流来作比，中国文化这一条长河，有水满的时候，也有水少的时候，但却从未枯竭。原因就是有新水注入。他认为，中国文化在历史上曾两次得到意义深远的“注入”，一次是印度佛教文化的注入酒文化，更近的一次是西方文化和技术的注入。而恢复青春活力，关键依赖的是文化间的有效翻译。

季羡林认为文化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文明之间的一种动态的交流（或是说相互借鉴），尽管每种文化都保留了它原本就有的特点。

根据季羡林的理论，东西方知识传统之间有一个关键差别：东方的思维模式是综合的，西方的思维模式是分析的。 “天人合一”这一中国经典思想是东方综合思维模式的最高最完整的体现。东方综合思维模式把各个系统看作一个整体，认为万事万物都是普遍联系的茶文化，而西方分析思维模式正相反。

可持续发展是如何被纳入东方思维框架的呢？在上世纪90年代新文化报，中国改革者有一种倾向，认为只有科技和经济发展了，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才能得到解决。季羡林的观点与之相反，他认为，一种从整体着手的方法才是寻找可持续性的正路。季羡林使一个话题的辩论再度流行起来，即如何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框架内把环境的可持续性同经济发展结合起来。

我们日益发现，当今的金融问题与世界的生态问题是密不可分的 这两个问题都源于人类对有限资源的过度消耗，并且靠的都是寅吃卯粮。

然而，主流的经济学在解决21世纪的问题时，仍然在使用财政和货币工具以及最早诞生于上世纪30年代的概念。

我们没能看到，我们的全球经济和生态是动态且互相依存的系统。最大的盲点一直是“人类通过科学征服自然”这种想当然的想法。中国当下有关沉迷于GDP的问题所进行的辩论，凸显出把盲目追求经济增长作为解决所有社会问题的办法，最终导致的社会代价。

我们面临的金融和生态危机是主流经济观点失败的结果：我们在计算国民收入时，几乎完全忽视自然资源损耗的成本，并对污染和其他外部因素估值过低。

必须树立一种新样板，而且必须在旧样板的基础上树立新样板。如此一来，不管河流是向东流还是向西流，当它们入海时，就会形成新的水域。

一种新样板将由东方思维和西方思维结合生成。换言之，接受西方技术培训的东方科学家不应忘记他们自身的价值体系。西方哲学家和生态学者越来越认识到，他们当前的样板应当转变为一种科更加完整和全面的世界观。

我的印度朋友拉吉夫·库马尔曾说过一番有见地的话：30年前，当中国开始进行市场改革时，只有资本主义能够救中国。今天，在西方金融危机最深重的时刻，只有中国能够救资本主义。这或许是一种诗意的夸大，但是毫无疑问的是，中国的崛起给全球地缘政治平衡提出了尚没有答案的问题，也考问着中国发展模式是否在生态上可持续。

在我看来中国评论网，季羡林为这场重要的哲学辩论作出了巨大贡献。

我对他的思想的翻译和解读或许并不完全准确，但可以肯定的是，将他的这本书更多地翻译成英文和其他语言，将有助于推动东西方之间的重要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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