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月前，一则关于马云和一个澳洲家庭维系了三十多年的友情的故事，一夜传遍中国网络。这是一个精彩程度堪比小说的故事：1980年，16岁的马云因在西湖边的一次搭讪，与来自澳大利亚的莫雷一家结下情缘。这段跨洋交往改变了中国少年的人生轨迹，在他心底埋下了干一番大业连接中国与世界的火种。几张摄于80年代的黑白照片穿插在文字中，让人们看见了一个模样青葱、但露齿笑容已与今天并无二致的马云，让故事更加动人和意味深长。
大部分人没有注意到的是，这段几近尘封的往事，却是由一个外国人挖掘出来并讲述给世人的。这人就是将与我共进下午茶的英国人邓肯•克拉克(Duncan Clark)。在克拉克去年出版的《阿里巴巴——马云和他的102年梦想》一书中，这段充满宿命感的西湖往事，只是他奉献给读者的诸多有关马云和阿里巴巴的传奇轶事之一。这本书甫一出版即在英语商业阅读世界中受到好评，入围2016年“FT/麦肯锡最佳商业书籍奖”终选名单。评委称其“从内部”讲述了阿里巴巴及其创始人马云的崛起，是“了解中国新经济图景的必读书”。
克拉克并非作家出身，他的身份有点复杂。从个人网站上看，毕业于英国名校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他在中国从事互联网咨询业，为各种商业机构和政府做顾问，是一家银行的独立董事，也做风险投资，还做过访问学者。他是如何获得中国互联网“内部人”视角的？我开始在网上搜索他的资料。找到的越多，越发觉得，他本人的中国故事也足够精彩。
1994年，还在为投行摩根士丹利工作的克拉克听说中国或将向外国投资者开放电信业，嗅到商机的他来到北京，想看看有没有机会撮合几笔交易，帮助欧美电信运营商收购中国电信资产。他原计划待上一个月，却不曾想，一待就是23年。23年后的今天，他依然没能等到中国电信市场打开大门，却意外等来了一波汹涌而至、任何国家也无法拒之门外的浪潮——互联网。这一波技术浪潮随后在这个古老国度催生出的商业机会，让克拉克发现了一个不亚于电信市场的诱人金矿。凭借他的投行背景和国外资源，他从中国互联网业诞生之日起就活跃在这个圈子里，几年后他离开摩根士丹利，成立自己的咨询公司。从90年代中后期一路至今，他和许多人们耳熟能详的互联网业界大咖们有过交集，是圈子里公认的“中国通”。
他的江湖地位，从他选择的下午茶地点——位于北京核心地段亮马桥、有“中国第一富人俱乐部”之称的京城俱乐部——可窥一斑。当我们乘坐高速直达电梯，到达位于京城大厦50层的俱乐部时，一位服务员起身相迎：“克拉克先生向我们交代过了，有什么需要请吩咐。他是我们的老会员了。”
“这个房间选得好。就在这个房间里，2000年，我为当时的互联网大咖们举办过一个派对，Jack和张朝阳都来了，我还有一段Jack在派对上跳舞的视频，”克拉克寒暄中提了一句，看似随意地提醒我他的老资格，以及他今天最想聊的主题：他的书，和他口中的Jack——马云。我想起他书中的一个细节：在1999年马云创立阿里巴巴几个月后，克拉克就去过当时马云在杭州湖畔花园的家，房间里臭烘烘的味道，和好多把胡乱插在马克杯里的牙刷，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写道：“从牙刷的数量，可以推算出阿里巴巴有几位联合创始人”。
我问，你投行出身，一直从事咨询，是什么促使你开始写作？
“我一直想把我在中国目睹的事情写下来，但我不想只写技术或者金钱，我想写个人和他们的故事，”克拉克说。“我的书并非仅仅关于阿里巴巴，而是关于中国私营经济——尤其是来自浙江的私营经济——遇上互联网的故事。封面上马云的照片，只是蛋糕上的那层糖。”
克拉克说，他只用一年时间写完这本书，那些一直藏在他脑海中的中国互联网早年轶事以及他的深厚人脉帮助了他。他承认没有为这本书与马云做一对一的访谈，但他在阿里巴巴成立之初就曾为后者提供咨询服务，多年来与马云有过多次近距离接触。
他还像调查记者一样做了不少深挖，让一些历史片段得以还原，包括那段西湖往事。2004年前后，他在澳大利亚一张报纸上读到马云不久前的一次澳洲之行，以及他与莫雷一家的友谊，此后再没从别处听说过这个故事。从报道中，他记住了“大卫•莫雷(David Morley)”这个名字。大卫是莫雷家中的小儿子，1980年与家人在杭州旅行并与马云结识时，他12岁，小马云3岁。克拉克开始通过电话簿和谷歌查找“大卫•莫雷”这个人，联系并否定了几位同名大卫之后，他发现一家位于澳洲纽卡斯尔市的瑜伽馆，经营者名叫大卫•莫雷，按网页上提供的邮箱发去邮件，竟很快得到回复：“那正是我”。这位大卫不仅向克拉克详述了这段三十多年的友情，还提供了不少家人与马云的合照，成就了克拉克书中最令人回味的篇章。
“那次偶遇，让两个少年结下一段终生友谊，而且帮马云成长为一个企业家，”克拉克说。“如果没有莫雷一家在80年代中期就邀请马云去澳洲度假，没有他们后来给马云的资助，马云可能不会像他当年那样敢于冒险。”
听到克拉克给这段往事赋予如此高的重要性，我问，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有关马云的什么呢？
“它告诉我们，马云首先、并且本质上，还是一个导游，”克拉克不假思索地说。“想一下，早在1980年，他就敢在西湖边上主动与外国人搭话，那个年代大多数中国人会觉得这么干很危险。到了去年，他本质上还在做一样的事情，只不过现在是招待总统和国家元首了，从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到此前的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但他还是一个导游。”
马云曾多次提到他70年代末在西湖边给老外免费当导游学习英语的经历。似乎是要打消我任何看低这个职业的念头，克拉克很快补充说：“‘导游’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他无所畏惧，非常大胆，什么都能卖出去。”
克拉克用了书中整个第二章，来描述马云在沟通上的天赋，他称之为“马云的魔力(Jack Magic)”。他把马云与苹果公司创始人乔布斯作比，认为二者都具有强大的令人信服的能力，不同之处在于，马云的说服力是基于“他的魅力，而不是他带给人的惧怕感“。
我插嘴说，在我看来，有好几个因素相加，让外国人尤其难以抗拒马云的魅力，包括他极接地气的英文名字，他给公司起的名字，当然还有他流利的英文。
“非常流利，但又不是那种非常正式的、清华毕业、或者上中央电视台参加英语比赛的那种流利，而是非常自然，我叫它‘唐人街’式的流利，”克拉克说。
马云拥有的商业帝国，已拥有让世界瞩目的硬实力。2016年，阿里巴巴拥有26%的全球电子商务市场，份额是第二名亚马逊的一倍，它在2014年创下的250亿美元IPO纪录至今无人能破。但凭借天赋的沟通力，马云的角色早已超越企业家，甚至早已超越商界。近两三年来，他频频成为各国政要和欧洲王室的座上宾。去年，在习近平出席杭州G20峰会的前一天，马云在同城举行的B20峰会上成为最耀眼的主角。今年1月，他受邀与刚刚当选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他仿佛已成为一位外交官，不仅代表着中国互联网业，也代表着一个规模和潜力都无穷大的中国市场。
但是，他会不会飞得太高太快了？他会不会成被自己的成功所累？我问。
“一点不错，”克拉克说。“我在书中问的是：马云会是‘偶像还是伊卡洛斯’？”伊卡洛斯是一个希腊神话人物，因为飞得太高，翅膀上的蜡被阳光融化，导致落水而死。
克拉克说，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中国企业在国外，尤其是美国，时常会被视作一个整体，被质疑有官方背景，甚至与军方有染。马云的外交手腕因此很重要，他要为阿里巴巴创造更大的成长空间。
那么在中国国内呢？政商关系在中国微妙而敏感，尤其是考虑到阿里巴巴已经涉足金融这样的命脉产业。马云如此高调，是否在倚仗一个事实，那就是阿里巴巴已经“大到不能倒”？
“可以这么说。不是有个笑话吗？如果支付宝宕机5分钟，中国社会可能就会崩盘，”克拉克说。“但阿里巴巴对中国的改革者，尤其是李克强而言，也已变得不可或缺。中国经济要实现向消费驱动的转型，需要一个由电商、物流和金融构成的铁三角，阿里巴巴在其中至关重要。干掉阿里巴巴对政府没有任何好处。”
不过这些年来，马云与政府已有过几次擦枪走火，尤其是围绕阿里巴巴平台上的假货问题。而几年前那场著名的支付宝股权之争得以平息，在克拉克看来，也是因为马云利用了中国金融监管中的一些灰色地带。“他得非常小心，不要做过头。在中国，商人得像阿司匹林，给政府解决头疼问题，而不是制造更多的头疼。”
“比如他去见特朗普，是一个非常大胆的举动。我觉得他想让自己看起来对美中关系有所帮助，但这也是一步险棋，”克拉克说。
谈了这么多的阿里巴巴和马云，我决定把话题拉回到这次下午茶的主人公自己身上来。克拉克在咨询业务之外，也自己做风险投资。他在书中记录了他最重大的一次投资失误：2000年，作为对他咨询工作的报酬，马云允许他以30美分的价格购买阿里巴巴股票，但直到3年后的行权截止日，他还是没能下定决心购买。11年后阿里巴巴上市，首个交易日开盘价高达92.7美元。克拉克把这形容为一次“价值3000万美元的失误”。
我问，为了不错过下一个阿里巴巴，放眼今天的中国互联网业，你会投资于什么样的企业？
“今天中国互联网企业的估值高得让我害怕，”克拉克说。“中国的问题是，创业者太多，有13亿创业者。竞争太激烈，一个好的商业创意很快会被复制，让初创企业很难长时间维持优势。”
我进一步追问下，克拉克说，他投资了几家技术和商业创意都源自亚洲，但模式可被复制至西方的初创企业，比如其中一家，就是“英文版的盛大文学”。他说：“有很长一段时间，外国人想到中国互联网技术时，脑海中出现的就是‘山寨’，但今天，模仿者与被模仿者正在对调。比如共享单车就来自中国，ofo和摩拜单车正在把它们的自行车放进美国城市、斯坦福校园。”
但有一种说法，中国互联网市场上三巨头BAT（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的存在，可能会压制其他企业的创新和成长。而我尤其更感兴趣的是，他怎么看这三家企业对中国人日常生活的全方位渗透。这几年BAT纷纷涉足社交、金融、零售、交通、餐饮、娱乐和媒体，当我们的日常生活及其个人信息被两三家企业“垄断”，我们该不该感到害怕？
“当这些企业被机器人控制的时候，也许吧，”克拉克笑着说。“但我觉得最有意思的一点是，中国人远远比西方人更愿意拿个人信息换取生活便利，隐私问题在中国引发的担忧，远远不如在西方那样多。”
事实上，克拉克认为，中国人从互联网上获得的便利，以及由此生发出的身份感和权利意识，正是互联网对中国社会最根本的改造力量。“中国人在线上，比在线下，期待得到更多的东西，更有权利意识。比如他们在淘宝上能退货、能投诉、能享受更多打折、能获得更好的售后服务。我把它叫做D-mocracy，数字民主。”
这一点，或许会让中国人更依赖和痴迷于互联网，让本土的互联网企业享有更宽松的监管环境。对于克拉克而言，这片市场则意味着一个远未开采完的富矿。在采访最初，当我提到他“内部人”身份时，克拉克说：“我不是什么内部人，我只是在中国待了太久了。不是有人说过吗：‘一个人80%的成功源于他‘在场’。”采访结束，看他毫无倦意、匆匆赶去机场赴下一场约会的样子，我想，他还会“在场”另一个、甚至更多个2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