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资深中国金融业高管对中国以“债转股”方式降低企业负债的进程表达了担忧，称在具体实施中，许多转股只是“名股实贷”，而且企业故意违约“逼迫转股”的道德风险正在上升。
信达证券董事长张志刚在周末举行的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表示，如果道德风险问题解决不好，市场不真正发挥作用，债转股政策的效果将大打折扣。
信达证券的母公司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是上世纪末中国政府为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而成立的四家资产管理公司之一，在处置国有企业不良资产上有深厚经验。在被称作中国第一轮债转股的那场纾困中，这四家资产管理公司按账面价值支付1.4万亿元人民币，接手了实际价格远远低于面值的近600家国有企业的不良资产。此后四年间这些企业平均负债率从75%降到50%以下，但这轮债转股浓厚的行政干预色彩也一直受到市场诟病。
中国政府去年再次启动债转股，并决心让市场发挥决定作用，比如由金融机构来选择有发展前景的企业实施转股，而不是由政府指定；对不良资产做市场的而非账面的估值；引入更多社会资金来购买负债企业的股份，而不是由资产管理公司全面承担。
张志刚说，新一轮债转股的政策导向是积极的，但他注意到两个负面发展态势。首先，由于有债转股的政策预期，一些债券发行人可能会故意违约来逼迫转股，这将对金融市场产生很大冲击。“大家如果仔细观察，近两年国有企业的债务违约率应该是直线上升。从长期负债到流动性短期负债（都有违约），一年期负债的违约也在上升。”
根据金融数据供应商万得资讯的数据，2016年，中国有61只债券发生违约，违约债券余额共计369.44亿元，是前两年总和的两倍多。
“第二，银行在选择对企业实施转股中，到底是选正常贷款转股，还是选不良贷款转股？这涉及到相关的权衡和一些道德的风险，”张志刚说。
对什么样的企业负债实施转股，也是本轮债转股与上一轮的根本不同之处。对不良贷款实施转股，就像给僵尸企业提供免费午餐，是上次债转股中的普遍做法。本轮债转股，则希望能瞄准那些经营前景和所处行业都不错的成长型企业，帮助它们甩掉一些债务包袱轻装前行。但张志刚暗示，具体实施中，受到关注的或许仍然不是那些最值得救助的企业，而且企业转股时，市场起到的作用仍然不明显。
“在转的过程中，企业的过剩产能是不是真的能够剥离和处置，我想首先要在价值形态上做一些重估。如果能重估下来，对于企业的健康发展是有利的，如果不能重估，还像第一次一样，恐怕转股的效果有待观察了。“
此外他说，目前已有二十多家企业实施债转股，涉及资金约7000亿元，但多数是“名股实贷”——签了转股协议，但通常都约定了回购条款，意味着5年、7年后，企业或者是企业的股东、地方国资还要把这块股权买回去。
他说，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是因为银行有流动性考虑，不希望长期持有企业股份，另外在企业管理过程中，银行能够介入的程度也不高。
“这次转股当中，银行的持股公司是不是真能发挥股东的作用，应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张志刚说。“一方面，银行对于整个产业界的研究和跟踪是不足的。另一方面，银行也没有相应的企业管理人员，能够真实提供带来增值服务的董事监事，对于股权的后续增值很难起到提升的作用。”
张志刚说，已经实施债转股的二十多家大型企业平均负债率大概是76%，比上一轮债转股时75%左右的平均负债率还要更为严峻一些，但上述疑虑使得债转股工作处于“停停走走”的状态。
本轮债转股，是中国政府降低中国企业庞大债务负担的一种尝试。中国整体债务水平可控，但结构失衡严重。相比于政府和家庭负债，企业债务水平奇高，接近160亿元，是GDP的1.5倍，远高于发达国家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