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采宜强调，从结构数据来看，出口数据比较弱，拖累了整个经济增长的数据。新出口订单指数比较弱，新订单指数也说明内需本来不旺，出口订单更加疲弱，主要是受到订单指数拖累。

因为订单指数是一个先行指数，是对未来的预期，如果订单不景气，未来的生产指数会相应降低。

“可以看出，下个月PMI指数维持下行的可能性会比较大。”林采宜预测。

中国曾经号称“世界工厂”，大量的制造业为中国积累了数额惊人的国家财富，成就了GDP“世界老二”的地位。

近几年中国制造业普遍不景气，结构问题和升级压力突出不说，劳动力、土地、环境、能源等要素成本的快速上升，令中国制造业发展举步维艰，利润越来越薄，甚至很多资本开始逃离。

国家发改委产业协调司副司长蔡荣华指出，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新一轮的产业变革在全球广泛兴起，新技术、新材料、新产品，包括新业态不断出现，比如工业机器人、3D打印、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的生产等等，出现得很快。

“这一段时间中国制造业竞争在加剧，有两方面的情况，一方面，发达国家纷纷在实施再工业化战略，抢占一些新兴领域的制高点，同时也在积极吸引制造环节回归本土；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普遍加快，许多国家以更低的成本优势进入到制造业领域，特别是一些中低端环节。”

蔡荣华表示，在当前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制造业既有转型升级的需要，同时也面临着很大的挑战，这就是当前面临的形势。制造业对于我国来说，特别是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来看，地位是十分重要的。

去年中国整个GDP的总量是63.6万亿，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大体上是51万亿，在这两个数字里面制造业都占了1/3以上的份额，所以制造业确实很重要。

另外，在中国对外贸易中，以及包括社会零售商品中，制造业产品的比重是很大的。所以制造业的地位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十分重要。

蔡荣华指出，中国现在是一个制造业大国，但是制造业大而不强的问题依然存在。

在成为位居全球第一的制造大国之后，中国的制造业由于劳动生产率低、产品附加值低、自主创新能力不足，无法步入世界制造强国的行列。

除了自主品牌的缺失，中国制造业在专利知识产权上的失位，也成为一个软肋。中国的技术对外依赖度达50%，60%以上的高端装备需要进口，科技对发展的贡献率仅占30%，发明专利只占世界总量的1.8%。

中国制造业亟待打破地域、部门和行业分割，采取改组、联合、兼并等形式，推动企业间战略重组，降低经营成本，发挥企业综合优势。

成本优势的丧失，不仅打击的是参与跨国公司的中国业务，还有一切以出口为导向的中国制造业。

在国际竞争中，中国制造最大的传统优势正在丧失，中国制造的代表企业、世界最大的代工企业富士康正式对外发布了百万“机器人大军”计划，以解决日益严重的用工荒和人工成本上涨，这也预示着中国制造将结束人口红利时代。

产能过剩

7月下旬，中国煤炭行业龙头企业神华集团旗下上市公司中国神华(17.43,0.42,2.47%)公布了6月主要运营数据，2015年上半年累计商品煤产量同比下降10.1%，煤炭销售量同比下降24.2%。从全行业看，大量煤炭企业经历着有史以来最艰难的时期。

据业内人士介绍，目前煤炭大省内蒙古自治区的民营煤炭企业开工率低于50%，山西省的民营煤炭企业开工率低于60%。

煤炭产能过剩被认为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然而产能过剩非但没有得到遏制，还在不断恶化。

今年依然是煤矿新增产能投产的高峰期。瞭望智库了解到，现在投产的煤矿和以前投产的煤矿有一个最大的不同，以前新投产的煤矿大多为30-60万吨规模的煤矿，而今年投产的煤矿很多都超过了千万吨级，例如今年投产的三个地处山西省的煤矿，总产能是9000万吨，这将极大地增加煤炭行业产能过剩的局面。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原煤产量38.7亿吨，同比下降2.5%，这是1998年国家统计局发布每天年报数据以来的首次下降。对于实际产能，业内普遍的观点是50亿吨，也就是说产能过剩10亿吨，而今年的新增产能将使产能过剩的状态进一步恶化。

“大宗商品价格集体暴跌，是美元加息预期增强及新兴市场经济疲弱，尤其是中国双重作用的结果。”比富达证券高级市场经济何天仲认为，对中国而言，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可以降低部分工业的生产成本，但钢铁等行业将会受到冲击。在国内产能过剩、需求疲软的背景下，大宗商品价格下行或会加剧产能过剩情况。

“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下跌对中国经济会有冲击，而大宗商品价格的下跌反映出的问题是国内产能过剩和需求低迷。”深圳期货私募交易员王晓伟也直言，需求低迷预计会持续一段时期，主要原因是外需不振和人口老龄化。

据统计，500种工业产品中，中国已经有200多种产量居世界第一，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表示，当前产能过剩问题对中国经济运行构成巨大挑战，如不及时采取措施加以化解，会加剧市场恶性竞争，造成行业亏损面扩大，影响产业健康发展。

据统计，中国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船舶产能利用率分别仅为72%、73.7%、71.9%、73.1%和75%，明显低于国际通常水平，不仅传统产业，而且光伏、风电等新兴产业同样存在着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

瑞穗证券董事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此前指出,产能过剩在企业层面的影响如企业净利率降低，负债增加，应收账款的增加，导致银行不良资产增加，进而将风险传递到银行业。

而政府主导型增长模式是产能过剩的体制性原因，表现在政府干预投资和经济增长的能力过强，地方间形成恶性投资竞争，使产能扩张难以抑制。

十多年前，中国也曾出现过产能过剩，但那更多是周期性原因，在周期谷底时确实会呈现产能利用率偏低的问题，但由于中长期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并未下行甚至更高，产能利用率很容易随着经济复苏而强劲回升。

不过，从导致此轮产能过剩的原因看，不能靠拉长经济低迷时期来自动淘汰过剩产能，中国当前产能过剩现象并不是单一经济周期的现象。

从传统的钢铁、水泥等基建行业，到光伏产业等代表未来新兴产业发展方向的高科技产业，中国的产能过剩是普遍的、全方位的。然而，中国现在进入经济转型期，当产能过剩遇到经济转型，产能过剩就成为更加棘手的问题。

因此，中国产能过剩的解决，不能用逆经济周期的传统思路，即总需求扩张政策；其次，结构调整也未必有效，新兴产业、传统行业的高端产品领域，产能过剩也是“重灾区”。

因此产能过剩问题也凸显政策难题，如果不抑制政府投资的冲动，则产能过剩得不到解决甚至会愈演愈烈，而其引发的连锁反应，不仅对经济增速有一定制约，也会导致生产要素价格扭曲，对企业利润的影响可能较为明显；而如果压缩产能，则经济可能会遭遇滑坡。

银行坏账

由于利率市场化进程加快，互联网金融冲击传统金融行业，2014年下半年以来，A股市场不断走强吸引资金大批流入股市，从而导致银行存款流失压力上升。经济结构调整阵痛有所体现，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不良贷款和逾期贷款规模呈上升态势。

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3月末，国内商业银行一季度的不良贷款总额为9825亿元，而去年同期则仅为6460亿元，同比增长52%，最新的不良贷款率达到1.39%，比去年同期上升0.35个百分点。自2014年一季度以来，不良贷款总额每季度平均增长0.0875个百分点，上升势头有加速的现象。

而作为商业银行中的佼佼者，上市银行同样饱受资产质量下滑困扰。

根据各家银行披露的一季报，五大行不良率都有不同幅度的上升，其中，农业银行不良贷款率最高，截至3月底已经达1.65%，较年初增长0.11个百分点；其次为中国银行，截至3月底不良贷款率为1.33%，较年初增长0.15个百分点；交通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不良贷款率相差不大，均在1.3%左右。

此外，工商银行不良贷款率上升幅度为五大行中最大，上升0.16个百分点。

一季度五大行不良贷款激增702.58亿元，几乎是去年一季度256.48亿元的两倍。八家股份制银行不良贷款率全线突破1%，不过相比五大行略低。以对公业务见长的中信银行不良贷款率升至1.3%，位列股份制银行之首。

根据研究机构的判断，坏账问题将进一步暴露。根据毕马威发布的《2015年中国银行业调查报告》预计，今年银行业的不良率仍会继续攀升，有较大的可能超过1.5%的水平。

更有报告指出，不良贷款率峰值将出现在2015年中或年末，至2015年底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将达到11247亿元，预计未来两年仍将保持上升态势。

上市银行的资产质量同样不乐观。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预计，二季度上市银行净利润同比增长2.5%左右，不良贷款率将小幅上升到1.45%左右；三季度中资上市银行仍将面临一定的经营压力，上市银行净利润同比增长3%左右，不良贷款率将小幅上升到1.5%左右。

而对于中国银行业不良资产的现状，银行业自身也显出担忧，广发银行行长利明献称，相比不良资产管理，利率市场化、互联网金融对银行业的冲击都是能够应对的，不良资产的管理才是银行业最大的挑战。

值得注意的是，相比城商行，大型银行的平均不良率反而较高。分析认为，由于工业企业贷款数量急剧下降，致使商业银行猛砍贷款利息率以增加贷款实现盈利，经济不景气则导致大量贷款无法偿还。

究其原因，宏观经济形势下行首当其冲，未来银行不良率能否见底、何时好转也主要取决于宏观经济是否能“转危为安”。

中国社科院金融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指出，银行业属于顺周期行业，而中国银行业在整个金融体系中占比又非常高，宏观经济下行必然会在银行信贷质量上有所反映，过剩产能行业风险集中暴露。随着经济下行，风险也在逐步扩散，信用环境变得糟糕。

要想抵御风险，除了银行自身多提拨备，提高风险抵御能力，未来最关键的还是要看宏观环境变化的发展趋势。

如果宏观经济能企稳，出现复苏迹象，企业层面的资金经营状况能够改善，企业偿还能力就能缓解，不良贷款的上行趋势也就能稳定下来，这个也是不良率能否见底的最重要因素。

政府负债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的资产负债表虽然总体上相对健康，但结构上仍存在着局部风险，其中地方政府的债务杠杆率偏高是主要因素之一。

目前中国地方政府杠杆率为42.7%，是中央政府15.1%杠杆率的几乎三倍。因此，要解决日益沉重的地方债务问题，就必须加快地方债务去杠杆的步伐，而其中的关键，则在于地方政府亟须加快角色和职能的转变。

随着中国基建规模的不断扩大，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也开始逐渐膨胀起来。

报告披露的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末，地方政府总负债已达到30.28万亿元。虽然与总资产108.2万亿元相比，地方政府的债务尚处于可控阶段，但潜在的风险依然不可小觑。

一些地方政府为了保住当地的经济增长速度，不断上马各种建设项目，资金需求量巨大，借债搞项目的冲动强烈。再加上地方政府承担的教育、医疗、养老、水利等各种民生项目也越来越多，资金缺口也不小，大都只能依靠借债才能举办。

“一旦经济增长速度长期持续下滑并致使‘或有’负债不断‘实有’化，中国的主权净资产的增长动态有可能逆转，我们面临的债务风险绝不可掉以轻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李杨表示。

据报告披露，2007-2013年，国家总资产从284.7万亿元增加至691.3万亿元，增长406.6万亿元，年均增长67.8万亿元；同期，国家总负债从118.9万亿元增加到339.1万亿元，增长220.2万亿元，年均增长36.7万亿元。国家负债率由41.8%提高到49%，上升7.2个百分点，年均提高1.2个百分点。在总负债中，存款和贷款是增长比较显著的负债类别。

期，中国的净资产从165.8万亿元增加到352.2万亿元，增长了186.4万亿元，年均增长31.1万亿元；净金融资产从7.4万亿元提高到16万亿元，增长8.6万亿元，年均增长1.4万亿元。

报告进一步统计发现，2000～2014年，中国的主权负债从21.4万亿元增加到124万亿元，增长102.6万亿元，年均增长7.3万亿元。在此14年间，国有企业债务和地方政府债务增长极为迅速。

其中，国有企业债务增长55.2万亿元，年均增长3.9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增长26.4万亿元，年均增长1.9万亿元。国有企业债务和地方政府债务对主权负债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53.8%和25.7%。

报告显示，2012年和2013年广义中央政府的总资产分别为24.4万亿和25.4万亿元，总负债分别为8.6万亿和10.2万亿元；净资产分别为15.9万亿和15.1万亿元。

中国社科院经济学部主任助理张晓晶透露，国有企业权益是中央政府净资产的主要部分。从中央政府的资产和负债结构可以看出，中央政府的总资产和净资产均主要来源于中央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投资权益。

“国有企业是中央政府资产负债表‘厚实家底’的主要贡献者，因此，任何关系国有企业的改革，均须小心谨慎。”张晓晶说道。

在债务规模不断膨胀的同时，一些地方政府的偿债能力却不容乐观。

经济发展是地方政府增收的最大后盾，但近几年来在宏观经济持续下行的背景下，地方税收增长的幅度开始放缓。土地出让金一直是许多地方政府收入的最大来源，但由于房地产市场已告别疯涨阶段，土地出让金的增幅也大幅下降。

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收入的决算数虽然再创新高，但仅为预算数的117.6%，对比2013年决算数为预算数的152.6%，相关增幅已经明显回落。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主任常欣认为，地方债务风险总体可控，地方政府基本上不存在无力偿还债务的“清偿力风险”。但同时需要关注的风险点为：“地方政府债务增速仍然较高；筹资结构趋向复杂化；债务集中到期偿付的流动性风险不容忽视；区域和部门的局部风险值得关注；现有偿债基础具有一定的不可持续性；或有债务的风险敞口正在扩大。”

李扬还透露，全社会总的杠杆率呈现明显上升的趋势。相较于美、英、德、日四国，中国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水平最高，应关注其隐含的风险。

报告发现，中国债务率的提高主要归因于非金融机构部门和政府部门。2014年末，中国实体部门(不含金融机构)的债务规模为138.33万亿元，实体部门杠杆率为217.3%。

而中国经济整体(含金融机构)的债务规模为150.03万亿元，全社会杠杆率为235.7%。1996～2014年，居民部门、非金融企业部门、金融机构部门和政府部门杠杆率对全社会实体部门杠杆率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26.8%、32.1%、12.1%和28.8%。

显然，中国经济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各种下行压力。商业见地网认为，中国经济已经到了刀尖临界点，有必要启动新一轮经济增长，来避免短期和中期各种风险变成现实。

也正如《穿越镀金时代》一书作者邵宇所说，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时期是一个“镀金时代”。在这段历史中，中国实现了真实的成长，同时也积聚了经济泡沫。但从现在开始，镀金时代结束，进步时代开始，接下来的10年至关重要，将直接决定中国是否能迈进一线大国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