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中国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似乎是突如其来,虽然五年一度的金融工作会议早有惯例,但本次会议一再推迟,而且仅提前一周宣布召开,着实令人意外。毕竟各界对于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讨论早已如火如荼,一旦召开会议,金融监管改革无疑将成为重要内容。但无论怎么改,由于权力与责任再分配牵扯面较多,以及涉及更高层面的机构设立、人士变动等,相信最终决定权会取决于十九大明确的新一届政治领导集体。这也就让笔者早在会议之前就有预期,此次金融工作会议会有突破,但也难免会有所保留。
本轮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的突破何在?
在笔者看来,此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主要有两大突破,重点一是对金融的定位有所改变。五年前的金融工作会议更加注重对金融发展的强调,在此背景下,这五年,各类金融机构迅速壮大,混业经营背景下,表外业务快速发展,但却加大了金融风险以及资金在金融体系空转的问题。根据央行最新发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7》,近年来中国各类金融机构之间跨行业合作密切,中国步入“大资管时代”,截至2016年末,各行业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总规模约60多万亿元,而广义的表外业务总额已经超多存贷款余额。
所以本次金融工作会议重在强调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防范风险,以及金融监管改革。其中,服务实体经济与防范风险的强化,有别于过去鼓励金融行业本身快速发展的主要定位。这与去年年底以来的一系列金融市场实践也是相吻合的,包括4月政治局会议罕见的讨论金融安全底线,今年以来增加MPA(宏观审慎评估体系)考核,一行三会纷纷落实金融监管等等,都践行了金融去杠杆之路。
另一个重点是成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此前各届对于中国金融监管机制改革的若干模式进行过充分的讨论,包括超级央行模式、一行一会模式、一行两会模式等等。其中,变化最大,涉及利益最广的模式便是一行三会合并在央行之下的超级央行模式。
然而,此次会议虽然强化了央行在宏观审慎监管中的地位,意味着在央行地位会在原有基础上提升,比三会有更大的话语权与职责,但成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以及系统性重要金融机构未纳入央行管理,意味着超级央行模式已被放弃,在笔者看来,这是金融改革成本相对较低,利益结构变动相对较弱的一种模式。
此次金融工作保留了什么?
笔者认为,此次会议还有两个尚待明晰之处。一是正如前文所说,此次会议召开在十九大之前,即便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其职能范围如何,人士安排任命等问题都是悬念,要与十九大新一届领导集体高度相关,目前来看,很难给出清晰的推断。
当然,有两点可以肯定,一是这一机构必然有别于早前存在的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后者仅仅具有协调的职能,而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享有其决策职能,层次定位更高,权责也将更加明晰。二是机构领导的级别至少是副国级,可能由分管金融的副总理,或者是正国级, 即常务副总理,甚至是总理担任。
另一个保留之处在于本次会议聚焦防范金融风险,且成立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但并未更多提到金融与财政的关系。在笔者看来,中国金融风险的成因是多重的,其中,有关于地方政府债务攀升的风险,有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造成的风险,也有房地产长效机制并未建立,特别是房产税等税制改革滞后的原因。
因此,笔者认为,协调金融监管是个系统性工程,不仅需要纳入一行三会,还需要站在更高的定位上与多部委形成有效衔接,参与推动财税改革、国企改革等改革深水区,所谓跳出金融看金融,只有协调好财政与金融的关系,才能真正实现金融稳定发展,守住金融安全底线。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本文编辑徐瑾jin.xu@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