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年伊始，关于2017年宏观政策走向的讨论非常热闹。

的确，作为金融危机以来最复杂最不确定的一年，无论是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还是汇率政策的选择都令人关注。鉴于过去一年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下跌，以及外汇储备接近3万亿美元的关口，汇率政策的走向无疑成了当下最热门的话题。外汇储备保卫战，事实上早在2016年就已经打响。

经济学界关于“保汇率，还是保外储”的讨论压过了“保汇率，还是保房价”的讨论。笔者在之前的文章中，也多次提到，要把防止资本外逃视为2017年中国经济面临的一场真正的硬仗。

但是，我的意思绝不是为防止流出而采取简单化的措施，也绝不是像一些专家讲的，对居民为了防止人民币贬值而换汇行为进行限制。因为这涉及到公共政策的出发点问题。

改革也好，经济发展也好，其最根本的目的是为了增加民众的财富，国家的宏观政策，无论是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都应该围绕保卫民众财富的安全，增加民众的财富的目标设计和制定。

人民币兑美元为什么贬值，本质上和过去多年的货币超发，以及外界对中国经济的信心有关。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情况下，无论货币如何超发，最终是由国内的老百姓来承担，但在经济处在痛苦的调整期的情况下，国际资本出于避险的需要流出，从而使得货币超发的恶果凸显出来。

超过150万亿的货币，一旦面临贬值的压力，将不仅使其国际购买力下降，也是使得国内的通胀压力飙升。

在这种情况下，国内老百姓通过一定的手段避免财富的缩水，保卫自己的财富天经地义。过去多年，中国货币政策最大的危害，就是只看重经济增长的目标，而忽视对老百姓财富的保护。

货币政策成了财富的最大的“漏斗”，老百姓大量的财富因为货币超发而被像冰棍一样悄然化掉。这是因为民众恐慌的重要原因。

2017年货币政策的主基调是“稳健中性”，这种定调是完全正确的，中国的货币政策必须告别宽松，回归中性。

经济增长的目的是为了增加民众的财富，如果经济增长的成果都被货币超发稀释，经济增长本身就失去了正义和民众的支持。

过去为了应对危机而采取的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高收入阶层可以通过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避免财富的损失，而中低收入阶层成了买单者。而过去几年，实质上的负利率也让财富缩水。

如果2017年房地产市场降温，大量从房地产市场流出的货币最终可能以通胀和价格的形式表现出来。中国的货币当局应该调整货币政策的思路，不要为了增长而侵蚀民众的财富，货币政策创新的目的是保卫财富而不是盗窃财富。

其实，税收政策也是如此。最近关于税负高低的讨论，我认为应该予以鼓励。税收究竟高不高，学界、企业界以及政府都可以参与讨论。令人略感悲哀地是，由于讨论的基础不同，大家在宏观税负是否重的问题上都没有达成一致。这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小学算术。

官方一些专家认为，中国的“税”不重，因为他们把“税”就定义为叫“税”的政府收入，众所周知，中国和很多发达国家最大的不同，是除了名义上的“税”，还有各种不叫“税”，但实质上是“税”的种种收费。这本质上都是企业承担的负担，在这个问题上再咬文嚼字，要么是装傻，要么是根本不想解决问题。实体经济和中小企业面临生存困难的情况下，政府不应该为了创收而否认中国负担过重的事实。

不管如何计算，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不论就宏观税负的总体水平而言，还是间接税在整个税收中所占的比例而言，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都是比较高的。

从宏观税负的总水平看，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发展中国家的合理宏观税负应该在20%左右，中国目前的宏观税负保守测算真正应该在37%，和美国的总体水平差不多，前国家税务局长许善达认为目前总体的宏观税负已经很重了。

这样，一方面是宏观税负总体水平远远超过了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合理水平，另一方面，过高的间接税让企业不堪重负。在税收过重的情况下，企业和居民都疲于奔命，哪里有动力转型？

中国目前的总体宏观税负总体偏高，这种税收负担不利于产业升级和发展方式的转变，不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在过重的税负下，企业是没有任何动力搞转型的。振兴实体经济的关键是减税，是真诚地减税，而不是继续为中国的税收“合理”辩护。

再比如，消费乏力，一个关键原因，仍然是各个消费环节的税，中国的很多产品比美国贵，原因在于税。要鼓励老百姓消费，政府必须让利。
重税主义的环境下，启动消费是很难的。

税负太重，是从国民经济的大蛋糕中政府拿走了太多，而通胀与负利率，又悄悄的拿走了民众分得的财富这种税收和货币政策显然是侵蚀民众财富，而不是保卫民众财富的政策。

对于中国致力于扩大内需的经济政策而言，没有一个合理的税收基础，没有一个不让民众缩水的货币政策，再加上收入分配的严重失衡，民众的消费能力只能日益萎缩，所谓的扩大内需战略最终只能沦为一句空话。

保卫民众，而不是让民众的财富缩水，应该成为中国货币政策和税收政策的基本伦理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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