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势而为

　　王恒的云冈缘始于1985年。

　　当时，王恒的爱人、云冈文物保管所书记生病住院3个多月，市文化局领导就安排他接任了该所党支部书记。两年后，他又兼任了云冈文管所的第一副所长。

　　王恒从小喜爱音乐，16岁进入大同市晋剧团担任小号演奏员，随后研习西方作曲理论，并学会了作曲。后来，王恒调入市文化局从事党务工作。忆及自己的从艺经历，他说：“艺术就是让人诗意地活着，在俗世中开辟一方净土，让人栖息。”

　　尽管真容巨壮的云冈石窟时常在他心里引起强烈震撼和好奇，洞窟中的音乐雕塑让他感到熟悉亲切，甚至从箜篌演奏者手所在的部位就能推测出发出的声响应该是高音还是低音，但他觉得学术研究并不是自己的分内之事。自1970年参加工作起，他从没跟组织上说过“我想干什么”，一直是“党叫干啥就干啥”。所以，在云冈石窟的前十几年，王恒把精力都用在了发展党员，过组织生活，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全面主持所里的工作上。他清楚地记得，有13个春节是在云冈石窟度过的。

　　后来，老所长亲临一线主持工作，王恒的工作压力得以缓解，他才有时间和精力将目光投向心仪已久的石窟艺术。他一次次走进云冈洞窟认真观察，攻读阅览国内外一个多世纪以来佛教石窟寺研究的文论、专著。在英国考古学家马歇尔的《犍陀罗佛教艺术》一书中，他找到了云冈石窟的渊源。

　　犍陀罗是古印度十六列国之一，本部在今巴基斯坦北部印度河与喀布尔河交汇处的白沙瓦谷地。犍陀罗艺术是古希腊文化与中亚和印度次大陆文化融合的结晶，云冈石窟的艺术风格正是来自这里。1999年，王恒的第一篇学术论文《从犍陀罗到云冈》被《文物季刊》选中发表。这让他倍受鼓舞，从此一发不可收，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云冈石窟研究中。

　　第18窟中的云冈弟子 何金春 摄

　　心在云冈

　　2002年，王恒调任市委宣传部工作，任大同市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秘书长。人虽然离开了云冈石窟，但相关学术研究却从未间断。

　　云冈石窟研究方面困扰专家学者的一大难点在于：洞窟内精美的石刻，涉及历史、宗教、民族、建筑、美术、书法、音乐、服饰等诸多领域，而石窟开凿的相关文字资料却少之又少。

　　工作之余，王恒放弃了包括书法在内的所有业余爱好，利用双休日去云冈石窟实地考察。赶上摄影工作者搭脚手架拍摄，他就带着望远镜登上去仔细观察平时难得一见的洞窟顶部造像，然后绘图记录，再一点一点地与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验证比对。其间，光望远镜就摔烂过三个，所幸人无大碍。

　　除此之外，他还远赴敦煌、龙门等著名石窟实地考察，与云冈石窟进行横向比较研究。

　　他认为，中国的三大或四大石窟都好，而且各有各的好。云冈石窟的惊世之处，不单在于它是中国佛教雕塑艺术的集大成之地，更在于它文化的多元性，既有清晰的西方文化脉络，又有深刻的中华文化烙印，还有着鲜卑族的新鲜血液。而作为一项举通国之力实施的浩大皇家工程，云冈石窟只用了70余年就大体完工，其统一规划性、系统性、完整性，又是有别于开凿数百年的龙门和上千年的敦煌的一个显著特征。

　　他说：“自亚历山大征服犍陀罗时，古希腊、古罗马的雕刻艺术就自然地流淌进犍陀罗石雕佛像的艺术血液之中，犍陀罗艺术的发展可以说是欧洲艺术文明与古印度宗教文明深刻而又富于创新的艺术结合。而犍陀罗艺术对云冈石窟造像艺术的影响，更是佛学东渐的有力证明，再加上北魏本土文化的影响，云冈石窟无疑是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化艺术宝藏。”

　　王恒严谨的治学态度、独到的学术见解，丰硕的学术成果，以及锲而不舍的进取精神，感动了云冈石窟研究院的领导。院长张焯登门请王恒重回云冈，并请求市委宣传部领导同意。得到批准后，王恒在退休前又回到了云冈石窟研究院，一直工作到今天。

　　云冈石窟研究院书记王雁翔安排采访王恒时对记者说，王恒人虽然调离了云冈，但心却始终没有离开过云冈。多年来心系云冈，耐得寂寞，潜心研究，硕果累累，让记者一定要写好王恒。

　　王恒说：“我是一个随遇而安的人，虽然没有主动选择职业的机会，但在云冈石窟，我感受到了艺术的魅力，这在无形中支撑着我走到了今天。至于学术研究，我只能算是半路出家。”

　　半路出家又何妨。释迦牟尼也是半路出家的，照样成佛作祖。

　　1999年以来，王恒在国家级省级刊物上发表《从犍陀罗到云冈》、《（魏书?释老志）与云冈石窟》、《云冈学：从自发到自觉》《对云冈石窟调查研究的思考》等70余篇论文，出版《云冈石窟佛教造像》、《云冈佛经故事》、《云冈石窟佛像》、《云冈石窟菩萨像》等十四部著作，还出版了收录2300多个词条、500余帧图片、共计80余万字的《云冈石窟辞典》。

王恒编著的部分作品

壮心不已

　　在日渐深入的研究过程中，王恒开始从更宏观的角度审视云冈石窟研究的发展方向。

　　他感到自发式的研究只能是片段化的，而不是整体。只有将云冈置于世界石窟艺术背景中研究，在佛教、艺术、历史、文化、人类学等多方面着力，让不同专业领域的学者通力合作，才能让云冈研究有质的飞跃，明白自己的研究水平在世界云冈研究中处于何种地位。他在《云冈学：从自发到自觉》一文中称：“只有大家都来关注云冈，欣赏云冈，思考云冈，才能让云冈学真正成为世界性的显学。”

　　王恒提出了云冈学从自发到自觉的理念。所谓自发式的研究，就是指研究尚处于个别的、零散的、片面的、盲目的无组织状态；自觉式的研究就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目标、有措施的状态。他说：“实现这个跨越，既是现实的需要，也是历史的必然。过去云冈学研究之所以落后，就是因为我们的研究是自发式的，现在我们要彻底改变这种落后状态，就必须采取自觉式的研究。”

　　“有些人向我抱怨，云冈研究的知名学者那么多，相关著作也是汗牛充栋，我们还有什么研究空间？”这样的疑虑在王恒看来是未识云冈巨壮真容，“云冈的课题是几辈子都做不完的，云冈就像是一张永远都无法做完的填空试卷，等待我们接力完成。编写《云冈石窟辞典》，一方面是对我这些年来研究云冈的阶段性总结，另一方面也是希望通过这部书让年轻的云冈研究者更快地进入到研究角色中，为云冈研究注入新活力。”

　　而对于老一辈研究者退休后云冈研究可能出现断层的担忧，王恒笑言：“革命自有后来人，不必杞人忧天。1985年我来云冈时，所里没有专门的研究人员，讲解员就是研究人员。几十年下来，我们有了一批优秀的专家学者和研究成果。今天的社会环境、工作条件和科技手段比当年好无数倍，孩子们又接受过高等教育，只要肯钻研，他们一定会做得更好。”

　　目前，退而不休的王恒仍在进行云冈洞窟调查，借助云冈数字中心三维激光扫描技术，更加真实完整地记录云冈。他说：“这样宏大的工程，这辈子都无法研究完，但只要身体条件允许，我依旧会做下去。洞窟调查是一项功在千秋的大事，也许千万年后云冈石窟会成为一堆沙砾，但这些记录的文字、图片、拓本、测绘，包括云冈研究，会传承后世，他们会知道曾经的云冈石窟是如此丰富，如此壮丽，如此辉煌！”

云冈第七窟后室全貌 何金春 摄

昙曜五窟 何金春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