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民间票帖里的文化精髓

　一

　　朋友刘建民送给我一个大部头：《中国山西民间票帖》，由他和另一个学者王雪农先生所著。该书被列入《中国钱币丛书甲种本》，而甲种本为高水平的研究著作，反映的是当代钱币学的研究成果，可见该书的价值所在。

　　刘建民是山西祁县人，长期担任山西钱币学会秘书长职务。他在银行工作若干年后，深知山西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商业及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明代，晋商和徽商共执中国商业之牛耳，财力及其经营手段世人所瞩目。清代，山西商人倚仗其雄厚的财力和丰富的商业经验，创立了中国最早的金融事业。山西票号一经产生，便迅猛发展，很快就汇通天下，基本上垄断了全国的汇兑业务，成为近代中国银行之发轫。而在此期间由民间金融业的钱庄银号、当铺、工商铺号或地方商会等非官方机构和个人发行的、可兑换的、能在一定地区和范围内流通的，以“票”、“帖”、“条”、“券”等称谓为名的信用纸币，也就是民间票帖就成为商民士庶所欢迎的一种信用货币。山西民间票帖反映和代表了这个历史事物的全部发展过程，无可替代地可以被视作整个中国民间票帖的完整缩影。于是，他便突发奇想，要把散落在民间的各种票帖收集起来，以探讨和研究其在钱币史及至金融发展史上的社会作用。

　　《中国山西民间票帖》一书，收集了从清代到民国的626种山西民间票帖、票版实物和200余种票帖上的图章、戳记，并用丰厚的史料论述了山西民间票帖的产生、发展、繁荣和衰落及其历史作用，向世人铺陈了一条山西明清乃至民国时期工商业和金融业的发展轨迹。当我们审视这些票帖和实物照片时，心中不禁感到震撼，不由得肃然对这些票帖的设计者和制作人产生了仰慕和崇敬。

　　二

　　山西民间票帖这个特殊的金融事物，是一个经济、政治、文化和艺术等多方位的载体。它本身是货币，是商品经济的产物。但在这个普普通通的纯经济物身上，体现的却是中华文化的魅力，可以说是遗世 57为例，编号：57；票名：同协永钱帖；面额：壹仟文；票面年份：清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六日；票面地名：翼城北关；装饰图文：梅花纹、八仙图、神仙人物、百家姓；规格100X230。之所以说其是多方位载体，就是说其功能的多样性，集艺术装饰、人文教化和防止伪造三种作用于一身，构成了中国民间票帖的强烈民族特色。其文化内涵一是以物寓意，涵义深广；二是装饰华贵，功效独到；三是印造精巧，技艺人微。

　　就山西民间票帖票面装饰而言，有图案、文字、图章三种。一张张票帖上的装饰，都充满了浓厚的文化和世俗气息。图案装饰充分体现了以物寓意的特色，让人们在潜移默化中去自然领悟其含蓄的文化积淀。早中期竖式旧版票帖上的图案，大多是中国历史文化及民俗文化的写照。这时的图案主要有：明八仙、暗八仙、福禄寿三星、合和二仙、神话故事人物、三国故事人物、西厢记人物、二十四孝、狮子滚绣球、琴棋书画、宝鼎、岁寒三友、阴阳太极图等；清末明初的竖式新版票帖，除前面的图案外，还有历史故事人物、竹林七贤、仙人对弈图、西人生活图、祥云、仙鹤、麒麟、仙童、孔雀牡丹、双凤图、二龙戏珠、五蝠(福)图、火车图、轮船航海图、山水泛舟图和近现代银行发行纸币上常见的鲜花海水及风景禾穗等。民国以后的横版票帖上则是时代气息较浓的飞驰火车、翱翔飞机、航海轮船、中外建筑、钟楼、教堂、古塔、古桥、天坛、北海白塔等，甚至还有单人主体肖像，如“阎锡山头像”和“帐房先生肖像”等，从中简单举几例来说明其寓意。福禄寿三星，寓意票帖发行人和使用人吉星高照、财源广进和健康长寿；合和二仙寓意商业往来和气生财；株林七贤劝人高洁脱俗；西施浣纱宣扬忠孝节义和真善美； “琴棋书画”寓意文人雅士，重义不重利；“岁寒三友” 为松、竹、梅，劝人做君子风范，勿行小人之事；宝鼎则寓意“一言九鼎”，表示商业往来要言而有信，信守承诺。这些图画，既是票帖发行者的行为准绳，也用于劝喻票帖使用人予以遵守，体现了古代中国的崇尚礼仪之风。后期新版票帖上的火车、轮船、近代风格的建筑、工厂、港口、车站、铁路等，则反映了当时中国人对近现代工商业的追求和向往，透视了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的深刻变迁。

　　票帖的文字装饰除特质性文字，如票帖编号、金额、年代等外，还有装饰性文字，这些文字是指与票帖的金融性质无直接关系，主要用于票帖的装饰美化、作密防伪和进行社会性伦理道德宣教的文字。这些装饰性文字内容，多为一些民间比较熟悉的古文篇章、启蒙读物、通俗读物、格言、古诗文等。比较常见的有《兰亭序》、《滕王阁序》、《赤壁赋》、《桃花源记》、《北山移文》、《谏太宗十思疏》、《出师表》等。纯文字装饰的票帖上，完全由大小不同的文字构成格局图案，充分运用了汉字的艺术表现力，利用字体的不同姿态、特点、变化及书体的多样性，组成如图似画的文字图案和装饰效果。这大概是世界金融货币史上最具特色的纸币图案了。这种用文字装饰的纸币和同样用文字做币面装饰的中国方孔圆钱，共成姊妹之花，是东方货币文化中的耀眼双星。而特质性文字装饰主要反映在色彩的不同变化上，通过版印、章印和墨书三个程序来完成，版印文字多数为靛蓝色，章印文字为朱红色，墨书文字则由专人按特殊的字体和风格临时填写。这三中特质性文字和装饰性文章共同构成了中国民间票帖的文化氛围。这种氛围，不仅仅体现了山西商人的文化气质，也不仅仅限于票帖的经济范畴，它还有着人文教化的功利性，创造了一种道德伦理的气氛，劝人向善的说教是以东方式的潜移默化方式来传递的，这无疑是东方智慧的高明之处。

　　山西民间票帖上的图章多姿多彩，形态各异，担负着多方面的特殊功能，如防伪、信用及票帖的装饰。从图章的类别上讲，有大方形、小方形、长方形、圆形、椭圆形、八角形等；从图章的功能上讲，有骑缝章、押款章、落地章、防伪章和私人章等。图章文化中同样突出了以物寓意的特点，比如手持喜帖的赐福天官、满面春风讨人喜欢的和仙、手持金钱戏弄金蟾的刘海，在方寸之间被刻画得惟妙惟肖，寓意财运亨通、财源广进、和气生财；宝鼎、花篮、古瓶、聚宝盆、画戟、玉盘、葫芦、蝴蝶、鱼、元宝、树叶等，也都在雕刻艺人的手下表现得生动细腻。树叶型图章寓意“树业”，有建立和成就事业的意思；戟、鱼图章寓意“吉庆有余”；画戟、玉盘、古瓶一起寓意“吉庆平安”。这些图象肖形章中，往往藏着出票单位的字号名，也就是所谓的“图章暗记”。图章用字真草隶篆诸体皆见，其中，楷体和篆体为常见。楷书对于粗通文墨的商民均可一目了然，便于民间票帖的流通和使用，而官方的印章的印文一般是普通人难以辨认的九叠篆文。民间票帖图章的花边装饰镂刻精美，常见的图案纹饰有：松竹梅兰菊、龙凤、琴棋书画、杂宝、暗八仙等，这些纹饰除用于图章的装饰防伪功能外，也具有票帖同类图案装饰的文化涵义。

　　山西民间票帖之所以流传至今仍能完好如初、清晰如新，那是因为当时山西的造纸业和印造工艺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的水平。唐代文献谈到当时的著名纸张时，曾提到：“蒲州之百日油，细薄白纸”，蒲州是山西永济，至少在千年之前的唐代，山西已经有了著名的纸张品牌“百日油”。到明清时，造纸业更是山西的重要手工业之一，旧版的山西民间票帖所用纸张多为毛边纸，而这些纸张均为票帖发行机构当地的一些造纸作坊制造出来的，其质地细腻、薄厚均匀，而且还富有较强的柔韧性。清末民初，民间票帖所用的纸张又增加了新的工艺，使用了类似“水印”的特种技能，运用了一种在纸浆成纸时，按特定要求产生厚薄及密度不同效果的特殊工艺，这种票帖对光观察，即能在票首部位发现发行者的号名。比如光绪三十四年“崞邑宏道镇德义店”的票帖票首就可对光看到“盛和”二字。这种工艺不能不说是一项了不起的壮举，是中国山西民间造纸工人的天才发明，也是山西民间票帖印造技术中的一项“专利”。

　　山西民间票帖的印制和刻版工艺也为今人所折服和钦佩，从印制工艺上讲，主要来自传统的中国版画和雕版艺术。明清时，中国的版画艺术达到了一个黄金的阶段，社会运用十分广泛，特别是与人民生活有密切联系的小说、唱本等民间通俗文学艺术书籍的插图，特别是年节家庭必备的年画，都普遍使用了版画的艺术。明清版画艺术的空前繁荣，为民间票帖的图案装饰及印制技术，奠定了必要的技术基础。山西民间票帖的图案纹饰，在借鉴中国版画技艺的同时，创造性地运用了制版工艺中的平刻、流刀、斜刀、敲刀、卧刀、旋刀、卷刀、尖刀、转刀、逆刀等各种刀法，且操刀时刚、柔、轻、重、疾速、转换、线条的折转起伏，都为民间票帖的装饰艺术增添了丰富的美感和新奇。如，清嘉庆年“杨允兴”帖版，是用整块梨木刻就的帖版，其刀法精湛，线条高挺，字画如写，文字的点、划、撇、捺，一丝不苟。图案纹饰生动清新，人物形象活灵活现。整个版面，既古雅又秀逸，工艺及其艺术性都属上乘之作。

　　与之相媲美的还有相当数量的牛角帖版，牛角帖版的雕刻工艺要更细致一些，其线条细如发丝，十分精湛。现今存下来的，都是版雕艺术珍品。

　　什么是文化?《易经》上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化就是按照人文来进行教化。而文化精髓则是文化中最纯粹、最精华的部分。山西民间票帖里蕴藏了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体现了中国传统的道德文化和审美情趣，承载了古老中国的传统习俗，囊括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值得一提的是山西民间票帖的发行者，他们将尊儒学、崇儒义、尚儒德的经商理念融在小小的票帖世界里，构成了票帖里的文化精髓。我在建民予我的《中国山西民间票帖》这部著作里受到了深厚的文化教益，犹如进入纷繁的文化海洋中，可以充分地吮吸其无尽的营养。我想，数百年的晋商辉煌已进入历史的长河之中，但用来进行人格塑造和境界涵养的山西民间票帖文化却不会随着消逝的历史而暗淡和哑默。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还可以引领我们体验历史，也可以感受到生机跃动的人文脉息不仅源远流长，而且一定绵延不朽。

(责任编辑：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