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远 孔子像

　　2600年前的孔子究竟长啥样？去年年底，海昏侯墓出土的屏风上画有孔子画像，不少人都乐观地以为可以见到最真实的孔子像，笔者认为，其实这种期望，带着艺术的眼光去看可能更有收获。

　　汉代是把孔子形象扭曲最大的一个时代，而西汉的经学也几乎可以说是宗教性质的。汉人也把孔子“子”的地位推到了神的地位，并且在描述他的时候也越来越非理性化。历史学家顾颉刚的文章《春秋时代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基本可以看作是我们讨论的前提。

　　关于孔子的形象，司马迁《史记》中《孔子世家》有两次提及其形貌，第一次写道：“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祷于尼丘得孔子。鲁襄公22年而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顶，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可知在汉代，关于孔子的确切相貌也已经无法知道了。圩顶，司马贞《史记索隐》：“圩顶言顶上窳也，故孔子顶如反宇。反宇者，若屋宇之反，中低而四傍高也。”这是说孔子刚生下来的时候，囟门凹陷。据现代的医学知识，我们可以推测这是初生儿营养不良的表征，不可能成为孔子成人后的主要特征，而这个幼儿时代的特点是属于偶然的。但是，仅仅就成年后的相貌特征来讲，我们确实得不到任何信息。《史记·孔子世家》第二次提到孔子相貌：“孔子适郑，与弟子相失，孔子独立郭东门。郑人或谓子贡曰：东门有人，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要以下不及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子贡以实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末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从《荀子》中我们大约知道，尧、皋陶等人都是相貌奇特。累累，瘦瘠疲惫状也。假如这段话是忠实于历史原貌的，从这也只能知道孔子彼时是又高又瘦，与唐宋后丰肥的形象不同。不过，就连《荀子》里面的人物描述，也是要打上大大的问号的。

　　假如说司马迁的记载还是经过材料甄别，运用谨慎的话，汉代其他文字就非常不同了。我引用顾颉刚的文章，正好作一个简述：“我们只要把纬书翻出一看，真是笑歪了嘴。他们说，孔子母徵在游于大泽之陂，睡，梦黑帝使请己。往，梦交，语曰，‘汝乳必于空桑之中。’觉则若感，生丘于空桑。他们说他的头像屋宇之反，中低而四方高。身长9尺6寸，人皆称他为长人。他的胸前有‘制作定，世符运’六字之文。他坐如蹲龙，立如牵羊；海口，牛唇，虎掌，龟脊，辅喉，骈齿，面如蒙倛。他们说孔子生之夜，有二苍龙自天而下，有二神女擎赤雾于空中以沐徵在。先是有五老列于庭，则五星之精。有麟吐玉书于阙里人家云：‘水精之子，继商、周而素王出，故苍龙绕室，五星降庭。’徵在知其为异，乃以绣绂系麟角而去，至鲁哀公14年，鲁人商田于大泽，得麟以示夫子，夫子知命之终，乃抱麟解绂而去，涕泗焉。他们说孔子作《春秋》，制《孝经》，既成，使72弟子向北辰罄折而立，使曾子抱《河图·洛书》北向。孔子斋戒，簪缥笔，衣绛单衣，向北辰而拜，告备于天曰：‘《孝经》四卷，《春秋》、《河·洛》凡八十一卷，谨已备。’”

　　所以，我们其实可以明白无误地知道，汉代人一方面同样不知道孔子的真实面貌，另外一方面，汉代人更关心如何塑造一个神的形象，对其本身真实的兴趣没有他们要发挥概念的兴趣来得大。

　　至于孔子在汉代的封号，平帝元始元年（公元1年）：“褒成宣尼公”，追封为公爵。东汉和帝永元四年（公元92年）：“褒成侯”，侯爵。当时，赐食邑八百户。

      我们可以想见，这种观念肯定会影响到绘画与雕塑。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存的汉代画像砖中有一些孔子题材的作品，如孔子见老子画像砖以及东平汉墓孔子见老子壁画。

　　孔子见老子的事迹，人们依据的出处应该是《史记·孔子世家》、《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因为史书的特殊性质，容易使人产生此为“事实”的看法。但是到底是否属实，也存在着问题。史学家钱穆先生，他考证孔子只见过一次老子。但是，更多的证据表明，孔子并未向老子学礼。《史记》的取材来自《庄子》，《庄子》书中倒是多次提到孔子见老子，但是此书本来就是寓言性质，不能完全算作证据。现在认定庄子本人所作的只有《内篇》，《内篇》未提及孔子向老子问礼的内容。《外篇》为其弟子门人所续补，则多次讲到孔子向老子问礼，此为庄子后学伪造的内容。又《孔子家语》也提及问礼一事，不过该书本为伪书，不足为据。只有《礼记》中的记载需要注意。哲学史家劳思光先生指出，《礼记》中的老聃，并非道家的老子，而是可能确实另有一个礼生名为老聃，道家之老聃与礼生老聃并非同一人。“道家之老聃大约在孔子之后。‘问礼’之故事，乃庄子为道家言者据庄子称道老聃之词而逐步编造以成者。此一编造之故事，至《史记》乃完全定型。”所以，就连故事也是虚构的。绘画中不论两人形容态度多么惟妙惟肖，都只是当成“画”来看，当成汉代政治需要的假设来看。不但没有真实性，我们有理由认为正好扭曲了两者。

　　另提一点，不论画像砖和壁画，对比与传闻子贡时代的孔子像，反而都没有将孔子耳朵夸张的特点。汉代的孔子图画，有明显的胡须。后人反复考证，有以为孔子无须的，然依据的材料也只不过是一些靠不住的传说。所以，此问题不值得一论。依常理，男子成年留须。作为艺术形象，为了突出某种气质，增加一些须髯也未尝不可。反倒是一定要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以为孔子无须的想法，不免在艺术理想上显得既没有必要，也反于常情。

　　汉代及汉以后的先唐时期，当然可能存在更多的孔子图像，这些材料大部分都已经湮灭不存。剩余的我们既没有办法一一举证，也更没有必要一一举证。因为形象的源头是告缺的，再多的图像，都只能作为“艺术形象”来对待。我们所要考虑的，只是何种形象对于艺术家与观赏者之间，在某一时期内的接受与认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