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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北京的火葬场搬到天津还可以。一位前北京市政府高官谈到京津合并问题时不无揶揄地说。他说这话的时间是1990年代，向他提出咨询的，是时任民进天津市委副主委、天津市规划局副总工程师穆学明。

很多年以后，穆学明还清晰地记得那位官员一脸的不屑与傲慢。一个天津人的设想，在那位北京市政府官员的眼中，颇有几分不自量力。穆学明郁闷不已中国评论网，但也没有气馁，2001年3月，他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向全国政协九届四次会议提案：将天津与北京两市合并，用5年至10年时间建设成为世界级国际大都市。有人说，穆学明简直疯了，怎么手执长矛冲向了风车？

穆学明建议将京津合并列入国家“十五”计划。而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前身）则认为，行政区划变更须由国务院作出决策，他们无此职能。穆学明对这样的答复非常不满意，“我会继续提交这样的提案。”

国家计委在那个时代的答复，显然只是局限于将京津合并看作是一个地理尺度问题。而穆学明认为，中国的城市规划长期以来缺少大区域意识，京津合并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两地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矛盾。因为那些相互联系的一系列矛盾，并不是仅仅产生于地理层面。 京津合并——这个有着难以抗拒的巨大吸引力的构想，其实是京津冀地区城市协调发展这个老课题的新设计。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城市规划领域观念禁锢，缺乏争鸣，杰出的思想寥若晨星，而对于像京津合并这样敏感的问题，几乎成为禁区，最终自然是不了了之。

但是，京津冀区域一体化的进程，从来都没有停止过。京津合并？ 在中国，没有哪一个地区有京津地带这样优越的城市发展平台—无论是珠三角还是长三角，它们的政策、资源、人才、技术优势，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无法与京津比肩。

由京津领衔的“环渤海经济区”天涯聚焦，概念肇始于1986年，当时即设立了环渤海地区经济联合市长联席会—后改名为环渤海区域合作市长联席会—被认为是京津冀地区最正式的区域合作机制。但这个类似地方政府自组织的沟通平台，很难真正解决行政藩篱所带来的难题。很快，这个中国最大的工业密集区就被珠三角和长三角抛在了身后。

更令人沮丧的是，上海之于长三角、广州之于珠三角都产生了显著的“正拉动”效能，而京津对于环渤海则是“负拉动”—从这一地区抽取资源与资金，却没有反哺区域经济。

相距百余公里的京津两大直辖市，对于区域经济的带动功能在竞争与较量中日渐抵消。这两个超级城市都沉迷于各自的中长期规划而不能自拔，都制定了激动人心的指标体系。然而，这些各自为政的规划，很少能够从地区发展的层面审视城市发展，无法以整体观念解决地区问题，实际上成为了一种对区域合作进行反动的借口与遁词。

北京为自己的定位摸索了整整六十年。1950年代，在苏联专家的影响之下，北京首先对城市性质进行了彻底的革命—把一个工人阶级仅占百分之四的消费城市改造成为工人阶级占四分之一以上的莫斯科型的大工业城市。直到1993年，北京的城市性质才被明确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世界著名古都和现代国际城市”。但此时的北京，已是面目模糊。在蓄意或不经意的膨胀中，在计划经济时期和市场经济时期一轮又一轮的扩张中，北京的城市病已近乎积重难返。

农村实行统购统销和合作化之后，城乡之间的市场被人为堵塞，商品流通不畅，政府便竭力依靠行政力量来保障城市蔬菜副食的供应聚焦水流困局，直接导致城市郊区的迅速扩大。1948年8月，北京市区周边设有郊一至郊八8个郊区，郊区人口48万人，全市城郊总面积654平方公里。而到1958年—那是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年份—北京市共增加郊区面积约8200平方公里，郊区人口增至200万人。这种带有农业文明时代刻痕的城市郊区化扩张，在“大跃进”失败后受到遏制。

此后，北京曾确定“分散集团式”城市发展模式，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落实，城市规划一直处于失控状态。以旧城为中心的城市政治、文化、经济等多功能的聚焦，导致外围集团的吸引力既弱小又分散，导致城市建成区以旧城为中心向外无节制地低效蔓延。

清华大学教授曾昭奋很早就说过，北京的城市建设，实际上是在1980年代的基础上摊大饼—几十年间“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由二环摊到三环、四环、五环、六环，不仅越来越不适宜居住，而且已经非常不利于城市的经济运行和行政运作。而与此同时，北京市政府斥巨资建设的14个卫星城的人口增长非常缓慢，这只能表明北京城区功能聚集已相当严重。北京城区的人口密度远远超过伦敦等大都市，而穿越这座城市的时间成本和交通成本正变得越来越昂贵。十年之前，两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吴良镛就有过如此感慨：北京的“单中心”很不得了，国庆节我和老伴儿去天安门广场，进去就出不来了，没车子呀！

这种非理性的廓张，又受到房地产狂热激情的左右，城市规划驾驭已是有心无力。北京变得越来越庞大而松垮，人们在这个庞大而松垮的城市里所谈论的“现代化”—比如“中产”、“小汽车浪潮”—正在加剧北京的灾难性的城市危机，但是多数人对此浑然不觉。北京城区继续向四周扩展，迄今，市区面积已达735平方公里。多年以来，城市规划总是“落后”于时势变化，因此我们无法想像未来的北京会有多大—这种想像令人晕眩。

2005年，北京风传要建设“大七环”。据说在这一年，河北省廊坊市交通局甚至都做好了准备工作，准备配合北京市修建可能借道廊坊的七环路。有了这条“大七环”，北京与河北的经济联系无疑将更加紧密。后来得知，所谓“大七环”是出自吴良镛院士的一份研究报告。吴良镛院士和他的课题组明确提出，突破北京市域修建七环路。但吴良镛们绝对不是鼓励北京继续向外“摊大饼”。他们认为，北京的产业转移和分流势在必行，他们的着眼点，就是那些“大七环”上的河北城市。

“作为世界大城市，未来的北京将有更大的发展，质量上将有更大的提高，现在的城市发展只是序幕。”吴良镛说，“如果我们只是因循过去的决策，迁就现实，那必将重复过去的遗憾和失策。所以说，探讨大北京地区可持续发展的整体战略已经迫在眉睫。”

吴良镛所说的“大北京”，实际上是京津冀北地区（包括京津唐、京津保两个三角形地区）的简称。2001年10月12日，被简称为“大北京规划”的“京津冀北城乡地区空间发展规划研究”通过建设部审定，该规划的主持人就是吴教授。

其实早在1982年，当北京市第一次做城市规划的时候，就提出过“首都经济圈”的概念，但吴良镛主导的这一规划耗时两年，凝聚了几百位专家学者的心血，其自身的分量以及受关注的程度与以往不可同日而语。如此大规模的区域规划在国内尚属首次，目光也更多地落到了京津两大直辖市的较量与融合上。

在北京气喘吁吁负重前行的时候，天津城市发展也是关山重重。“可以说整个京津冀北地区都面临挑战。”吴良镛列举种种“挑战”如下：

——缺乏区域观点。多年来北京、天津及其他城市各自为政，城市发展目标相似，产业结构雷同，生态环境系统缺乏引导控制，结果导致整个区域资源使用浪费和发展水平落后。

——城镇体系欠完善。整个地区城镇等级结构不合理，缺乏中间层次的城市，特别是小城镇发展水平较低；城际之间是一条线性联系，尚未形成完善的网络体系。

——生态环境恶化。突出表现在区域性水资源短缺、水系被破坏、湿地减少、海水污染、赤潮频现等。

——既定的城市方针政策缺少联系。在整个区域的城际竞争中，北京处于绝对优势，未能给予其他城市发展的机会，整个区域发展很不平衡。北京要大力发展“首都金融经济”，天津要成为“我国北方重要的经济中心”（后来这一目标成为国家战略，而且把“重要的”去掉了），两者如何协调？

当时穆学明身在天津（据说后来居住在北京），长期痛感于天津的式微。他说，改革开放之初，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实力根本无法与京津冀北地区相比，但到1990年，珠三角地区已占到全国国民生产总值的5%，已与京津冀北地区相当。1982年，京津唐地区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1/12，至1990年降至1/14。“特别是天津，与珠三角、长三角以及山东等全国先进地区相比，差距越来越大。”

当北京几乎成为一座围城，寻求突破便成为当务之急；当天津在与北京的城际竞争中难以获得先发地位而日渐衰落，寻求妥协与分工便成为现实选择。这个时候，京津冀区域协作因此旧话重提。

“但我们不是对历史问题算旧账，更不是对人。”吴良镛说，“事实上，城市发展到今天，有种种主客观原因，是各种因素的叠加，无须追究责任。但是，实践检验真理，讨论城市问题不可能不涉及规划思想，我们希望能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分散的杰出的思想加以整合，超然地探求一些解决城乡发展问题的新思路、新途径。”

早在20世纪初期，西方城市规划的先驱们即已认识到：解决城市问题不能局限在狭小的市区范围之内，必须把城市与区域联合起来。美国学者芒福德则更为明确地提出区域整体发展理论，他说：“真正的城市规划必须是区域规划。”吴良镛认为，这些理论对于“大北京”地区的空间发展规划颇有启发，但他同时指出，不能教条地搬用过去的理论，而要创造性地寻求从区域层面来解决城市问题的可行路径。

有人说，京津两大直辖市是计划经济时代生下来的双胞胎，但天津由于营养不良，几乎变成了“寄生胎”。对此吴良镛说，城市之间的竞争不可避免，但它不应该是盲目竞争和不公平竞争，城市发展不是一场你赢我输的赛局，相反，在解决城市问题的过程中，彼此合作，可以共同制胜。“必须打破僵局，在公共争论中谋求双方同意下解决之途径。”

“大北京”规划所提供的解决方案，其核心就是使“大北京”地区共同发挥中国经济、文化等中心的作用，通过空间上的“疏散”和“集中”，解决城市面临的问题，促进区域整体发展。

首先是疏解北京市区部分功能，开发北京、蓟县、北戴河一线，缓解北京旧城压力，带动区域发展。北京与天津组成双城，优势互补，共同发挥我国北方中心城市作用。

然后进行重新集中，在整个地区范围内平衡居住与工作布局，发展“边缘集团”。与珠三角和长三角相比，京津冀北地区城镇与农村经济不发达聚焦摄影，需要利用地区条件，集中建设小城镇，带动整个地区的普遍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