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画因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永恒的魅力，不断吸引着海内外的艺术家、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展开探讨。但无论从哪个角度，不了解其背景与内容，就图式、丧葬、意义等方面的解释总是浅显的。艺术学家张道一先生所著的《汉画故事：刻在石头上的记忆》一书，讨论的正是汉画的历史背景与真实内容。全书总录211条故事，名为故事，实为研究，是对汉画内容来源的清晰梳理。

　　这部著作首先厘清了汉画在中国美术史上的地位。在导言中，张先生明确，汉画在处理形式内容上是“多样和高超的”，它超越先秦，表现出绘画优异的品质和水平，所揭示的是汉朝人头脑中所想的和希求的内容，表现了一个想象奇异的神话世界。对于如何解读汉画，他引出鲁迅、傅雷、王朝闻的分析，提出“汉画是难以匆匆理解的文化现象”，这就意味着，汉画在二维造型的处理手法上，在处理各种形象之间的“关系性律动”方面，做到了历史性突破。他得出一个结论：在七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从彩陶、漆器、玉器、青铜器到帛画、壁画，所绘图形人物均为仪式性的表现，而只有到了汉代，“中国绘画从此走向了成熟”。

　　这部著作第二个明显的特征是，学力深厚，考辨求源。细读故事细目，第24条是“水陆攻战图”溯源。出土于山东嘉祥、莒县的画像石中，有几幅场面很大的战斗图景，均题为“水陆攻战图”。但在画面的某个角落，有一位骑着战马的女子，刻有榜题“七女”。“七女”是谁？为何要战斗？这引起了张先生的注意。他查阅《辞海》，得知有“七女池”，在今陕西固北县；再查阅《水经注》，得知七女池相传是汉项伯死后，七个女儿为他而筑；又查阅《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等史书，得知项伯虽被高祖封了射阳侯、赐姓刘，但“嗣子睢有罪，不得代”，即嫡长子犯了罪、不得承袭侯位。具体犯了什么罪，史籍没有记载，可能与“七女”复仇有关。张先生遍览汉画，最后在内蒙古和林格尔的东汉壁画上找到了“七女为父报仇”的榜题。由此，验证了“水陆攻战图”实与项伯有关，把战斗的双方、原因和地点揭示清楚了。

　　本书第三个显著特征是既注重汉画的“神性”，又注重其“物性”。他写过一册《造物的艺术论》，“造物”是他主要的研究范畴。汉画是百科全书式的文化景观，张先生认为不能只强调其伦理、神话、宗教等精神层面，而对大量物质文化视而不见。汉画上有一种捕捉小动物及飞鸟用的长柄网，称“毕”。张先生引《诗经》：“鸳鸯于飞，毕之罗之”，说明汉代对鸳鸯这样有象征意义的匹鸟，是不能用弋射猎的，用网不伤其体，也符合孔子“弋不射宿”的仁爱思想。汉画上也见一种手持扇子样的物品，其用途是与人照面说话可以遮面，不让对方看到表情，也可摇动生风当扇用。他以马王堆出土实物验证，称为“便面”。还有桔槔、铺首、投壶、六博、蹴鞠、飞丸、籥、钩、鼓等等，诸如此类，均于书中排成若干条款，举文献、图例甚至出土实物对照，一一解释，与重要故事等量齐观。

　　读完全书，颇觉见解精辟，语释明确，行文简洁，通俗易懂，图像也十分清晰丰富。张道一先生以艺术学家身份撰写此书，而能熟练使用文献学、历史学及社会学观念，将汉画图像作跨学科的解读，令人敬佩。查阅古文献，寻找出土物证是一件麻烦、艰辛甚至令人头痛的事，张先生却沉浸其中，乐此不疲。他认为，中国人的艺术及思想丰富多样，非其他艺术可比拟，他“越看越有味道，心情也感爽朗了”。

　　无论汉画展现的是多么纷繁的天地万象，营造出的是怎样的壮阔场景，最终，张先生还是将其归于艺术学，归于善。这是经过长期梳理、研究之后，对比中西艺术路径而得出的思考：中国艺术是由“美”向“善”的。无论如何，艺术的“善”，确实是人类永恒的归宿。正如《后记》所言，汉画“是一座巨大的无字碑”，它起于民间，构筑起中国艺术的基石。它时隐时现，或许这正是中国艺术的基因所在，值得我们崇敬与深思。（李立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