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一位朋友由美国来，路过南京。闲聊时聊到美国对中国的看法。朋友在美国生活了十几年，大学教书，说美国汉学界对中国很看好，面对中国经济奇迹，他们赞叹说，不才30年吗？我当然认为老美的看法很表面，尤其是制度内深处的弊端，隔洋观察能知多少。朋友说美国人也说了，再给30年看看。我不知道过后30年中国会是如何，但这30年的经济改革，在今天光鲜的外表下，其实产生了很大的偏差，甚至暴露出一连串的危机。

近些年来，“中国模式”这个词经常被人们挂在嘴边，尽管它的含义可以有各种解释，但它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金鹰访谈，即国家经济以GDP挂帅，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中国模式”就是GDP模式。该模式又有一个更具体的指标，即“保八”，保证国内经济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不低于8%。可是，我们知道，一个社会正常的经济状态，其增长曲线总是有起有伏，不可能永久维持在进速8%的水平线上，那最终会导致社会虚脱。但我们并非不能理解“保八”的体制性苦衷，低于这个数字，政府的财政与税收都会出现问题，很多企业难以维系，很多人可能面临失业，由此将会引发一连串的社会危机。另外，30年改革只是经济改革（政治改革并没有跟上），所谓一条腿单兵突进；因而保持GDP的不断增长，就成了体制存在的合法性所在，而且是唯一的合法性。由此可见，“保八”作为GDP增长的一根红线，谁都不能触碰，它不但是一个经济任务，同时也是严峻的政治任务。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就必然与GDP增长挂钩。政府好像只有一件事，正如文革和文革以前政府忙的是政治，改革开放以来政府所要对付的就是经济甚至仅仅是经济了。经济第一，GDP挂帅，在改革之初，当然可以见出成效；但多年单一持续，尤其近年以来，由它所引致的各种弊端日益凸显，甚至产生社会危机。可以看到，全国各地越来越多的社会群体事件和当地政府一意追求GDP有不解之缘。尤其各种非法拆迁和不顾污染而引进有害于环境的工程项目，更是群体事件发生的直接导火索。结果，当国家GDP跃于世界第二，请问问普通民众的感受吧，他们基本无感，或者感受到的居然是身边物价飞涨（国民收入没有随着GDP的增长而同比增长，增加的只是国家自己的财政与税收）。这是GDP的反讽，原本为了民生，结果成了与民众无关的东西，甚至妨害民生。

这是一种怎样的纠结。当GDP追求产生了另外一项其他政府都不可能产生的政治任务即维稳，而且维稳的费用从2009年以来直攀军费（当然这又要从GDP中开支）。这样的GDP未尝不是一头经济怪物访谈类节目，当它成为各地群体事件频发的一个重要诱因时，势必要让无论体制内还是体制外的有识之士对它重新审视。

今年8月8日，江苏媒体有这样一条新闻引发社会注意，《南京官员政绩考核取消GDP指标 关注民生问题》。看来，不仅民间对政府的唯GDP论颇有烦言，政府中亦有人对此有所省察和反思。如果该报道的标题最后能够兑现，那无疑是打破长期以来政府陷于GDP迷思的一件好事。

报道声称：南京市政府召开发布会，公布郊县(区)镇街分类考核办法。今后，南京6个郊县(区)对所辖镇与街的官员考核，将取消GDP总量考核指标，代之以居民就业和收入等民生指标为考核主要内容。在该“实施办法”中，主要考察类别有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生态文明、和谐稳定四大项。最能体现GDP挂帅的经济发展，分值为8分。包括辖地居民就业和收入这两个指标的民生改善，分值为14分。生态文明主要考核垃圾和污水处理、林木覆盖等与环境有关的问题，分值为9分。和谐稳定是指不出生产安全事故、不发生重大群体事件，分值为9分。在总分40分的四项考核中，可以看到，体现GDP的经济发展，分值已经最低。

政府的功能是社会治理。尽管此次考核对象说是南京官员，但具体落实却是针对郊区县的镇与街，行政级别较低。凡事从基层做起，未必不可以理解，何况镇与街比较容易着手，以此为尝试和突破，以后逐级递升，亦不失为稳妥的路线图。本来像镇与街这样的政权派出机构（相对于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权不下县”），改革前如果是出于统治的需要，改革后，这一点未变，但同时它却越来越像是一个经济体。不少官员为招商引资忙得团团转，好像整天都在谈生意，这和政府主旨也太不相合。政府的存在在于它能主持社会公正、提供公共治理与服务、排解各种社会纠纷、保持一个良好的社会生活和自然生活环境。经济固然在它的工作范围，但它不能把GDP作为自己的工作首要，同时也不能为GDP而直接插手经济，这样它自己便成为一个经济利益体，寻租之类的腐败并由此滋生。但我们看到，现实生活中的“实然”和“应然”恰恰相反，长期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基本上是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唯GDP”的道路。这条路一直通到可以说是政府权力的最基层：农村镇（乡）和城市街（道）。当南京试图从政权基层改变多年来形成的“唯GDP”倾向，并让官员政绩与GDP指标相对疏离，这一尝试在当下应该说具有某种破局的意义（如其能真正做到）。

在海外对中国模式的表述中，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乔舒亚·库珀·雷默认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已然摸索出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2004年，他在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发表题为“北京共识”的研究报告，其中归纳有关中国模式的三个定理，其第二定理是：超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这样的衡量尺度，而把重点放在生活质量上，建立一种将可持续性和平等性成为首要考虑而非奢谈的发展模式。对此，我个人并不认为这位《时代周刊》的高级编辑有多了解中国，另外，我也很难认为他发现的所谓定理在他所指认的那块土地上就真的成了现实。但我无法不认同这第二定理所表述的内容本身，虽然它在中国还有待兑现。困难在于，要让中国政府和官员普遍地丢掉“国内生产总值这样的衡量尺度”，至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也可以指出的是，这次南京官员政绩考核不唯GDP，而是把重心放在民众收入与环境上，这与雷默的第二定理（强调生活质量、强调可持续性）倒有一定默契之处。

正如中国官方自己未必承认有什么中国模式（学术界则为此争论的颇为热烈），笔者个人认为，对那么大的一个国家和国家治理来说，与其强调大一统性的中国模式，倒不如多元性地开放政治治理的地方模式。它一则需要中央政府的提倡与宽容，另则需要地方政府根据自己的情况与需要，大胆探索并勇于破局。就后者言，政治的本质既然是公共治理，而每个省份的差异性如此之大，那么，各地的治理模式理当殊殊不同。最近学界有人在讨论重庆与广东两个省份的行政差异，更有人将此命名为“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当然也有人认为这两个模式根本就不存在；但有一点不容忽视，这两个地方的治理方式与目标确有不同（这里的不同只是表明一种事实，但不做任何价值评判）。如果重庆与广东不同，江苏与重庆或广东当然也各有不同。当广东声称要将蛋糕做大，重庆认为重在把蛋糕分好；那么，其他地方为什么不可以不唯蛋糕是求，因为在蛋糕之外，毕竟还有其他未必不更重要的治理空间。不言而喻，GDP就是一个大蛋糕，但它并非万能，何况做蛋糕本身即非政府首要。反观南京这次政绩考核，就是对长期以来形成的蛋糕格局的一次突围。它最终能否形成自己的格局暂且不论，至少表现出它想改变弊病日显的GDP就是一切的政绩观。

据报道：“以往南京市对郊县(区)镇街的考评，重点考核镇街经济发展目标 对所有镇街采用的是同一套考核指标。在缺少产业功能导向指引的情况下，镇街产业同构现象突出，在招商引资中不惜拼政策、拼地价，一些镇村的官员为了GDP、工业考核达标，招商引资中不惜拼政策、拼低价，项目引进 捡到篮子都是菜 ，有的甚至影响了当地良好的生态环境。”这里不但说的是南京郊区县的情况，其实南京城区也是如此。就刚才报道最后一句而言，如果你问南京市民是要GDP，还是要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他和官员的回答肯定不同。官员无法不关注前者（这里有他自己的利益），但民众无疑更注意后者。最近，大连福佳的PX项目出现泄漏危机。南京作为一个传统的化工城市，空气质量从来都不理想。这几年南京城东又多了个厦门没有做成而大连又准备搬迁的PX项目，据我所知，南京人对此甚为反感。它是挂在南京人头上的一柄达摩克利斯悬剑，始终让人惴惴不安。现在，这个城市对官员的政绩考核不再与GDP直通，而且还特别强调居住生态环境，这对生活在这个城市中的人来说是一个好兆头。因此，笔者个人不但愿意在舆论上对其投赞成票，并且还希望它能够有计划地逐步上行，而非仅仅停留在乡镇层面上。

然而焦点访谈，到目前为止，以上所说毕竟属于纸上谈兵，因为《实施办法》还未实施。报道说，兑现实施的考核将是今年底和明年初，时间可待。那么，问题是，年底考核又将如何进行。

从报道中得知，民众对政府工作的满意度将作为一项重要依据，具体办法是每年年底以抽样调查、电话访谈的方式，组织开展民众满意度调查。凡满意度低于2/3的，一律不纳入当年考核评价范围，不得参加先进镇街评比。应该说中国评论网，这样的考核是一种民意的和民主的考核。镇与街道，所辖范围不大，不但可以直接倾听来自民众的声音，还可以把民众考核意见作为官员仕途升迁的参照。

也许，南京是全国第一个开始“官员政绩考核取消GDP指标”的城市，这样的做法真的具有推广意义。但意义只有该“实施办法”兑现之后才真正形成；因此，目前我们所能做的只是观望。

责任编辑：NF0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