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世界谈“埃”色变。

肆虐的埃博拉疫情，成为检验一个大国道义与责任的“试金石”。一如半个多世纪前毅然向阿尔及利亚伸出援手，在抗击埃博拉的斗争中，中国同样站在最前列。

这是一群“最美逆行者”：有些国家的人员不断撤离时，中国派出了1200多名医护人员和公共卫生专家，来到疫区人民身边。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党委书记卢洪洲前往的塞拉利昂，疫情严重。2014年11月至2015年2月，卢洪洲参加了中国首批师资培训队，在塞拉利昂开展公共卫生师资培训和援非抗疫工作。

“他们教会了我如何做一名合格的化验室医生。”中塞友好医院化验室医生摩西·塞内西说，自己已经可以熟练操作医疗设备，独立完成多种疾病的临床检测和分析。

“感谢！”这是塞拉利昂医护人员提起中国时，说得最多的一个词。

雪中送炭，尽己所能。50多年里，中国的医疗援助始终着眼非洲国家现实所需，聚焦最迫切的问题。

“‘非洲提出、非洲同意、非洲主导’，秉持这样的原则，中国不断优化援非医疗，让民众感受实实在在的益处。”国家卫健委国际合作司副司长冯勇说，目前中国医疗队在非洲45个国家、100个医疗点忙碌，服务形式多样。

这是第23批北京安贞医院援几内亚医疗队在几内亚科纳克里的中几友好医院前合影的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送去“光明”。

眼科医生最开心的，就是在治疗后为患者揭开纱布的那一刻。因“光明行”项目4次来到非洲的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医生李芸，至今记得一幕幕这样的画面：“他们在看到我的那一刹那，有的会对着我大笑，有的会对我竖起大拇指，有的会使劲和我握手，还有的站起来和我拥抱。”

创造“奇迹”。

“褚医生太神奇了，我现在好多了。”一度苦恼于腰椎问题的玛拉·鲍姆加特纳，在纳米比亚首都的一家医院接受了针灸治疗。

玛拉所说的褚医生，是中国第12批援纳医疗队队长褚海林。“在非洲患者眼里，针灸、推拿、火罐等都是中国医生的‘神器’。”褚海林说，纳米比亚民众现在越来越了解并接受中医，很多患者都是口口相传推荐来的。

有传统的“神器”，也有现代的“神器”。

今年3月，一位贝宁妇女被确诊为“巨大甲状腺肿瘤”，但当地医疗条件较差，实施手术有难度。由宁夏的医务人员组成的援贝医疗队与“大本营”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专家团队反复商议后，决定由第一人民医院肿瘤外科专家通过互联网全程指导操作，最终顺利完成手术。远程医疗，以现代化手段更好地造福当地百姓。

带去了很多，也留下了很多。

今年4月，为帮助苏丹医生提升对微创技术的了解，中国第34批援苏丹医疗队举办了第一届显微外科培训班。医疗队针对苏丹医生外科操作的薄弱环节，制定了培训课程，还组建了显微外科及内镜培训实验室。

从和当地医务人员同门诊、同手术，到举办培训讲座，中国援非医疗队在治病救人的同时，努力通过各种方式提高当地医务人员的诊疗水平，留下“不走的医疗队”。

还有人，因为深深眷恋，留在了这里。

如今年逾80岁的龚梅灵，在上世纪90年代先后两次参加援赞比亚医疗队。结束援外工作办理退休后，他重返赞比亚开办诊所，又干了20多年，接诊病患16万多人次。

龚梅灵诊所的小花园里，桂花和白玉兰花开花谢。“这些都是从中国带来的，在赞比亚长得很好。”老人说，正像我们的医疗援助事业。

8月，埃塞俄比亚的季马市巴吉村，雨下得淅淅沥沥。48岁的祖迪埃·海勒头戴纱巾，除杂草、擦墓碑，为一位长眠于此的中国医生清扫墓地。

在这个距离首都西南300多公里的小村子里，海勒和她已经去世的父母接力守墓，时光不知不觉过去了44年。

墓主名叫梅庚年，上世纪70年代来到季马市从事援非医疗工作。当年医疗队队友芮云志曾回忆，顶着烈日，梅医生带领大家在树荫下支了张桌子，站着就开始接诊，最忙的一天，看了300多号病人，做了7台手术。方桌不大，在季马病患眼里却是救命的地方。

1975年，从灾区考察返回途中，梅庚年不幸遭遇车祸，以身殉职，年仅51岁。

季马人没有忘记梅医生。海勒的父亲主动将家里一块玉米地捐出来，修建梅庚年的墓地。弥留之际，父亲都没忘记叮嘱海勒，一定要守好墓地。

“我有两个儿子，还有几个弟弟。我如果不在了，他们也会把墓地守好。”父亲的话，海勒从没忘记。

万里之外，梅庚年的遗志，同样被他的三个子女继承。1998年，作为第10批援埃医疗队队员的长子梅学谦，终于来到了父亲的墓前，也见到了海勒的父亲。梅学谦听不懂当地的阿姆哈拉语，但他听到老人反反复复说着一个词“阿么塞格那胡（谢谢）”。

一声声“阿么塞格那胡”，是对医道无界的中国医生最高的褒扬，是对亲如一家的中非友谊最好的诠释。

热情如火的非洲民众，以各种方式表达他们的感谢。

有歌声。

“芬芳美丽满枝桠，又香又白人人夸……”“中刚和平天使合唱团”的小团员爱丽丝（音），把努力学会的中国民歌《茉莉花》，送给中国第17批援刚果（金）医疗队。

从小失去双亲的爱丽丝，生活在国际SOS儿童村。医疗队义诊时带去的礼物，让孩子高兴得手舞足蹈。队长王俊辉记得，他们离开时，爱丽丝不停招手，不时用小手抹眼泪。“后来我们再见面，孩子就用歌声来表达感谢。”王俊辉说，如今虽已回国，但那发音不准却很动人的《茉莉花》时常回响在心里。

2010年11月23日，在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郊区的奇通圭扎中心医院，一位老人（右）在中国“非洲光明行”医疗队为其实施复明手术后重见光明，惊喜万分。 新华社记者 李平 摄

有拥抱。

“BiBi Yang, BiBi Yang（杨女士）……”2015年，带着家人到桑给巴尔故地重游的杨伟文，在纳兹莫加医院放射科门口听到了一个将近30年没再听过的称呼。她惊讶地转过身去，当年一起工作过的非洲同事和一位自称曾受她医治的人跑了过来，紧紧地把她抱住。

上世纪80年代，杨伟文两次跟随援非医疗队来到桑给巴尔。今年82岁的她回忆4年前那久别重逢的一幕，依然激动不已。

还有一个个含义特殊的名字。

在阿尔及利亚，上世纪80年代，很多人为新生儿起名“西诺瓦”，这是“中国人”的意思。仿佛是情感的共鸣，在阿尔及利亚进行医疗援助的中国爷爷，也为国内刚出生的孙子起名“阿利”。

“这注定了我和阿尔及利亚的缘份。”“阿利”沈阿利，长大后当了医生，先后两次参加援阿尔及利亚医疗队。

为晚辈起名，寄托了长辈最美好的祝福、最深切的期许。中非人民以最真挚的方式，表达让友谊代代相传的心愿。

“我们帮助过他们，他们就牢牢记得。这就是中非人民跨越地域、越久越深的亲情。”杨伟文说。

2014年9月22日，在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中国援塞医疗队队员向塞方人员讲解传染病防治知识。新华社发（黄显斌 摄）

“希望的大陆”“发展的热土”，如今的非洲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加速奔跑的“非洲雄狮”，对健康卫生事业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

登高望远，阔步向前——

从2015年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的“十大合作计划”将中非公共卫生合作计划涵盖其中，到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的“八大行动”提出实施健康卫生行动，中国对非医疗卫生援助顺应非洲发展需求，为共筑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增添力量。

坦诚务实，授人以渔——

“在中非合作论坛的推动下，对非医疗卫生援助进入‘快车道’。通过经验分享、技术合作和各种形式的援助项目，中国致力于支持非洲国家提升卫生事业自主发展能力。”国家卫健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健康战略与全球卫生研究部副主任王云屏说。

体系建设，逐步完善——

埃博拉疫情敲响警钟，非洲建立和完善公共卫生体系已刻不容缓。近年来，中国积极支持非洲疾控中心建设，派出专家为非洲疾控中心提供管理经验和技术支持，在援建非洲疾控中心总部方面已签署项目换文和经济技术合作协定。

今年7月底，非盟社会事务委员阿米拉在考察即将开工建设的非洲疾控中心总部所在地后对新华社记者说，非洲疾控中心总部将成为“非洲大陆疾病控制和预防的最佳设施”。

2014年12月10日，在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中国医护人员在中塞友好医院开展输液培训活动。新华社发（戴欣 摄）

专业队伍，日臻充实——

“回几内亚后，我要把在中国学到的知识更好地运用到工作上。”来自几内亚中几友好医院的心血管医生卡马拉说。

两年前，10名几内亚医务人员来到北京。他们在北京语言大学和首都医科大学分别接受1年的汉语培训和临床及管理培训，计划今年8月底学成归国。

和卡马拉一样，截至目前，约有8万人次非洲医务人员来华接受培训。“硬条件”不断跟上，“软实力”也日益增强。

本土战略，日渐推进——

“以本地生产的药品替代进口药，有些药品价格仅为进口药的30%。”上海苏丹制药有限公司总经理严军说。在马里，人福药业投资建厂不仅提升了当地的制药水平，也带动了产业链发展。“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改变马里缺医少药的状况，为当地人民提供更多质优价廉的药品。”人福非洲药业总经理李文胜说。

诚心诚意的承诺、实实在在的举措，既应当下之急，又谋长远之计。言出必践。“凡是答应非洲兄弟的事，就会尽心尽力办好。”

援非医疗，宛如一曲生命赞歌，回荡在中非友好的磅礴史诗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