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怀宇

余英时先生曾有论“中国情怀”的文章，可视作海外华人学者文化乡愁的代表。虽然去国怀乡，但一生为故国文化招魂。

许倬云先生则有感而发：“很多老一辈的留学生，永远交不到真朋友。我常常跟英时说：比我们早十年的人，替我们扛下了许多过去的艰困，替我们打了天地，有几个做成教授？学历史的都不叫历史，学历史叫中文。这些使他们受到刺激，跟自己说：‘我们黄人受欺负，必须自己国家强起来，我们才不受欺负。’”他又在晚年谈话录中说：“我到50岁才拿自己的爱国思想摆在一边，我觉得不能盲目地爱国，我发愿关怀全世界的人类跟个别人的尊严。只有人类社会全体和个别的个人，具有真实的存在意义，国和族，及各种共同体，都是经常变动的，不是真实的存在。”

余英时：文化与历史的追索

2009年12月，台湾联经出版公司出版了《文化与历史的追索：余英时教授八秩寿庆论文集》。该书厚达960页，汇聚了华人世界众多著名学者的论文，向余英时先生致敬。在前言中，余英时的学生田浩、黄进兴、陈弱水、王森回忆了自己所认识的老师，其中有一句话颇有意思：“为什么这位学者的英文著作比较少，可是在哈佛、耶鲁、普林斯顿三所名牌大学任教数十年，而且是头一位获颁Kluge Prize的亚洲历史学家？”

克鲁格奖（John W. Kluge Prize）由克鲁格捐资，为诺贝尔奖未能涵盖的人文研究，如历史、政治学、社会学、哲学、人类学、宗教学、语言学和批评而设立，不分语种，由美国国会图书馆颁发。2006年，余英时成为克鲁格奖的共同得主，西方媒体评价他是“胡适之后最杰出的中国学者”。

2007年，日本关西大学颁发荣誉博士学位给余英时，并请余先生在日本中国学会的年会上演讲。1927年，胡适曾在那儿演讲。早在上世纪80年代，日本汉学泰斗岛田虔次有言：“虽与余教授的学术论点不尽相同，却不能不推崇他是当今中国最了不起的学者。”

余英时上世纪50年代在香港新亚书院师从钱穆。1955年，余英时哈佛大学当访问学人，后转读博士，指导老师是杨联。从哈佛大学博士毕业后，余英时在密歇根大学任教，学生中有比他大12岁的黄仁宇。此后，余英时在哈佛、耶鲁、普林斯顿三所名校任教，培养了许多如今在学术界卓有成就的学者。

余英时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为《东汉生死观》，1967年出版了专著《汉代贸易与扩张》，后来结集的英文著作有《十字路口的中国史学》、《人文与理性的中国》。1973年至1975年出任香港新亚书院校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时中国评论网，余英时转向用中文发表学术著作，不但提升了中文著作在海外的学术地位，也提升了海外中国研究的水平。

1976年，余英时在台湾出版《历史与思想》，在中文学界可谓石破天惊。此后，他在台湾每出版一本著作，都引起广泛的关注与讨论。中年学者黄克武说：“在台湾，像我这样年龄的人，大多经历过英雄崇拜的时代，最崇拜的是：梁启超、胡适、余英时。”

余英时的行文与梁启超“笔锋常带感情”颇为相似。当年梁启超为蒋百里的《欧洲文艺复兴史》作序，下笔不能自已，竟成《清代学术概论》一书。而余英时为《朱子文集》的新标点本作序，步步深入而成《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

许倬云：泛舟万古江河

2007年11月，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第一届“余英时先生历史讲座”，讲者是许倬云先生。许倬云与余英时为同年好友，皆在学术界地位崇高。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张广达先生说第6感海外华人论坛，他心仪两位先生持身方正，疾恶如仇；景仰他们仁者为怀，对他人尽可能地协助脱困，对弟子尽可能地呵护加持；钦佩他们治学专精渊博，出入古今中外而富有卓见。

许倬云出生时手脚是弯的，成长后肌肉不发达，需借助双拐行走，这固然是天生的不幸。然而，身体因素使他的求学经历异于常人，在辅仁中学、台湾大学、芝加哥大学，受到师辈无微不至的照顾。1957年，胡适受台湾大学钱思亮校长之托，四次下乡访问住在纽约郊区的华侨徐铭信，劝他在捐给华美协进社的留美奖学金中拨一个人文奖学金名额。这个名额由许倬云取得后赴芝加哥大学留学。芝加哥大学是当时全美国近东考古和埃及考古最强的学校。许倬云在东方研究所，1/3课程读近东跟埃及科目，1/3读其他乱七八糟学科，1/3跟顾立雅做独立研究。

从芝加哥大学博士毕业后回到台湾，许倬云在台湾大学历史系和“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既是行政健将，又是学术新星，在外人看来，可谓“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李济之先生到哈佛大学的时候，跟杨联先生他们说：“史语所来了一个人叫许倬云，是当年的傅斯年。”在台湾期间，许倬云积极参与民主自由的活动，参与创办《思与言》杂志。此后，他也一直关注社会民主化进程，撰写了大量时论文章。

1970年，许倬云受杨庆堃教授之邀到美国匹兹堡大学任教，培养了许多成才的学生，其中就有王小波李银河夫妇。

许倬云的第一本英文著作《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大幅度地改写。第二本书《汉代农业》，是当时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要编一套中国历史丛书，“汉代农业”原是杨联先生的题目，后由许倬云撰写。《西周史》是耶鲁大学给的题目，许倬云分析西周军事、政治、文化几个圈子的形成和变化。这几部英文著作确立了许倬云在美国学界的地位。

晚年，许倬云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万古江河》是集大成者，这部巨著历三年完成，凝聚了半生的治学精华，《我者与他者》、《历史大脉络》也试图打通古今中外的历史变化。

张灏：“转型时代”与“幽暗意识”

英国思想家伯林当年受到古希腊诗人阿尔基诺库斯一段残句“狐狸知道许多事情，而刺猬只知道一件大事”启发，撰成名著《刺猬与狐狸》。许倬云笑称自己是狐狸型的学者，而张灏是刺猬型的学者：“做学问，要抢在无人地带，打开天地，像打水井一样，打个活水井，不但你有用处，别人也可以在这个活水井继续打出一片天地来。这就是狐狸跟刺猬不一样，狐狸找水源，刺猬深入往下打。”

香港中文大学即将举办的第三届“余英时先生历史讲座”，讲者是张灏先生。张灏是殷海光和史华慈的学生，自我调侃：“殷门余孽，班门弄斧”。张灏1953年考入台湾大学历史系，其时历史系名师云集，哲学系的殷海光更是让年轻学子折服。张灏很快成为殷海光门下弟子，开始对自由主义思想有些认识。1957年，张灏在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在台大研究所读了一年多，1959年留学美国，先后获哈佛大学硕士、博士学位。在哈佛大学遇见了余英时、杜维明等人，接触了一些现代儒家思想，渐渐走出“五四”反传统主义的思想框子。在史华慈的指导下，张灏深受中西思想激荡，其研究领域为中国思想史，特别是近代思想史，由此提出“转型时代”的概念。

张灏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是《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后来致力研究晚清，特别是1895年到“五四”时期的历史。张灏认为中国近代思想转型的起点不是“五四”，而是1895年中日战争以后。1895年以后，知识分子认为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能用，对传统的怀疑和质问要在更深的层面上进行，这样一来，中国基本的政治制度的正当性就动摇了海外华人有多少，因此思想开始剧变，思想转型随之产生突破。

张灏1968年到1998年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历史系任教。1982年，张灏提出“幽暗意识”的概念。“幽暗意识”有广狭两意，20多年来，张灏的“幽暗意识”的重点由狭义朝广义发展。他认为中国近现代的政治走上悲剧循环的道路与中国知识分子缺乏认识人的德性与知性上的局限很有关系。因此，中国人常常为理想主义冲昏了头，走进牛角尖，最后造成滔天大祸。

夏志清：为中国小说批评拓荒

在美国学界，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是中国现代小说批评的拓荒巨著，《中国古典小说》早已公认是西方汉学界经典之作。《夏志清论评中国文学》则是他的第三部英文杰作。

夏志清1942年自沪江大学英文系毕业后，一直研读西洋文学。1946年9月随长兄夏济安至北京大学担任助教，写了一篇研究英国诗人布莱克的论文，脱颖而出，取得留美奖学金至耶鲁大学英文系攻读硕士、博士。

夏志清1952年获得博士学位，同年获得洛氏基金会三年赞助，完成《中国现代小说史》一书。《中国现代小说史》1961年由耶鲁大学出版后，立即成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热门书，也是欧美不少大学的教科书。在书中，夏志清言他人所未言，大胆断言沈从文、钱锺书、张爱玲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大师级人物，在当时，三人皆是被中国主流文学史边缘化的人物。事实证明，夏志清独具慧眼。

夏志清先后执教于美国密歇根大学、纽约州立大学、匹兹堡大学等校。1962年应聘为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文系副教授，1969年升为正教授，1991年荣休后为该校中文名誉教授。他的《中国古典小说》是一部以独到眼光审视中国白话小说传统的著作，专论《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儒林外史》《红楼梦》六大名著，见解多不同于其他文学史家。

唐德刚、黄仁宇：黄河青山入梦中

回顾海外有影响的华人学者海外华人网，不得不提已故的唐德刚和黄仁宇两位先生。

唐德刚先生的口述历史成就已有定论。唐先生在《文学与口述历史》中指出，“二战”后，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艾伦·芮文斯提出了Oral History的名词，译成中文就是“口述历史”。但唐德刚对他说：“你不是口述历史的老祖宗，而只是名词的发明人。”在唐德刚看来，口述历史至少有两千年的历史，中外皆有老传统。孔子述而不作，《论语》便是由孔子口述，经学生或学生的学生记下来的，自然是口述历史了。司马迁的《史记》中也有根据口述史料加以整理编写而成的。在西方，荷马和希罗多德的作品都是第一流的“口述历史”，甚而苏格拉底、释迦、耶稣、摩西的言论也是口述后记录下来的。

哥伦比亚大学的口述历史研究在“二战”之后，开一代学术风气之先。唐德刚在哥大求学，耳濡目染并接受专业的训练，毕业后又任职哥大“中国口述历史学部”多年，华人口述历史可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唐德刚的第一位访问者胡适，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但开风气不为师”。早在民国二十二年（1933），胡适为《四十自述》写序，就深感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学，所以到处劝老辈朋友写他们的自传，赤裸裸地记载他们的生活，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到了胡适晚年，欣然接受唐德刚的访问，可视为一代学术宗师对“口述历史”这一方式的支持和尝试。

在一般人看来，口述历史不过如同张学良所言：“我讲你写”。只要稍为涉入口述历史之海弄潮，便知此说只是观潮者的外行话。唐德刚自述：“口述历史并不是一个人讲一个人记的历史，而是口述史料。”而唐德刚本人在口述历史之外的学术著作，却一直不受美国主流学界的重视。唐先生曾讲起外国学者在研究中国问题时的笑话：有一位大名鼎鼎的汉学权威写了一篇文章，说“孔明”与“诸葛亮”是两个人，还考证孔明与诸葛亮这两个人不同的出生地是哪里哪里……这让人恍悟唐德刚当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受洋人的气的传闻应该是真的。1972年初春，唐德刚从哥伦比亚大学转至纽约市立大学，一方面是哥大有一批洋人和日本人正在多方策动把他轰出哥大，另一方面是纽约市立大学请他做亚洲系第一任的系主任。

就我的视野来看，可与唐德刚放在一起讨论的史家是黄仁宇。黄仁宇和唐德刚都兼有极高的文学与史学天才，文笔独具一格，颇有感染力，这是他们在华文世界都拥有无数读者的重要原因之一。但他们的一些史学观点，始终得不到主流学界的认可。读黄仁宇的回忆录《黄河青山》，见其在美国主流学界屡屡受挫，甚至到了61岁仍被纽约州立大学纽普兹分校解聘，不禁一掬同情之泪！而黄仁宇念兹在兹的“大历史”观与唐德刚的“历史三峡”说，也堪作一比较。

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等著作是历久不衰的畅销著作。然而，在回忆录《黄河青山》中，道尽一生之不得意，难怪王森先生说：“《黄河青山》就是一本‘华工血泪史’ (责任编辑：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