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上任后一系列咄咄逼人的政策，使所有人都放弃了他的激进竞选承诺只是为了竞选的幻想。宣布退出TPP、宣布修建美墨边境围墙、NAFTA重启谈判，威胁撕毁与澳大利亚的难民接受协议、指责欧元、日元和人民币受到操纵，推出针对穆斯林国家的签证和难民禁令等，不仅否定现有美国乃至全球的基本政策构架，而且抛弃以往外交礼节与传统的双赢理念，处处奉行“以我独尊”的态势。短短一个月，便将美国外交和内政带入了混乱的状态。
于中国而言，中美贸易关系更是特朗普贸易保护新政的关键。尽管理想分析很容易看到，特朗普对中国大打贸易战并非明智，也大概率会面临“伤人一千，自损八百”的结局，但从特朗普在竞选时就主要针对中国，以及当下采取的亲俄策略、声称捍卫美国在南海的“国际利益”以及不计后果地大打台湾牌等讯息来看，持“美国第一”口号的特朗普新政府很可能将最有杀伤力、最强硬的攻击手段预留给了中国。在对墨西哥下手后，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政策发难或为时不远，需要做好接招的准备。
实际上，在FT中文网专栏文章《中美贸易战的风险有多大？》中，笔者便分析了中美贸易战爆发会对中美两方的潜在影响。直观来看，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国，占据美国贸易逆差近一半，而去年超过2500亿美元的对美贸易顺差亦是贡献了中国贸易顺差的一半，对美国市场的高度依赖意味着一旦美国采取全方位的贸易保护手段，短期内中方难免会遭受重大损失。
特别是根据三大标准，即一是美国国内生产所占比重低的行业、二是美国有相对优势的行业、三是中国对美出口量大的行业来看，电子产品、电气设备和机械设备、钢铁、家具、纺织品等产业或将成为贸易战火力最集中行业，并一定程度上给经济增长与就业市场带来严重打击。
当然，也如早前讨论，贸易战的开启向来并非单向，考虑到每年美国对中国出口的飞机、电机电气设备和机器、机械器具等商品金额超过百亿美元，美国对华有巨大的直接投资，中国持有1.12万亿美元美国国债是美国国债第二大的持有国，以及美国对中国的服务业比较依赖，对华服务出口顺差高达333万亿美元等等，中国也有很大的回旋空间。可能这也是特朗普政府也不敢轻易对中国出手的原因。
更进一步，笔者认为，山雨欲来风满楼之际，除了上述见招拆招、在贸易政策方面的直接回应以外，更多灵活的、软回应与配套措施同样是面对黑云压境之时值得提前准备的。
首先是以国内快速增长的市场需求作为谈判砝码，并致力于扩大内需和对外开放以抵御外部风险。事实上，2016年中国的社会零售业总额已达到33.2万亿人民币，与5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内零售业总额差距甚小。而过去十年中国消费的年均增长率则高达15.4%，远超美国年均2.5%的增速。同时，过去十年，中国住户可支配收入增速约是美国的四倍，居民储蓄总额约是美国的两倍有余，中国市场的广阔前景被全球包括美国企业看好。
而近年来中国智能手机市场、民用飞机和汽车消费市场、旅游市场等发展迅速，如今已经位列全球第一。这意味着，未来美国若要发起全面的贸易战，将不得不考量失去中国市场的代价，而中国可以将日益扩大的国内消费市场作为最有力谈判筹码与回击武器。
同时，考虑到当下中国对欧盟、东盟与日韩的出口量已十分巨大，很难找到与美国市场体量接近的替代市场，国内市场消化也是最重要出路。从这个角度来看，铸造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消费市场是政策发力的关键，未来一段时间，需要加大力度支持消费转型升级，提高中高端产品消费和服务品质，并配合新一轮服务业的供给侧改革，着力解决消费领域供需错配难题，增加内需以减弱外部冲击。
其次是保持积极的开放姿态，尤其是高科技和服务业，并通过软外交积极应对。在笔者看来，如果贸易战不可避免，一定程度上开放市场似乎是个积极表态，美国对中国虽然商品贸易逆差高企，但服务贸易却一直呈现顺差。2015年美国服务业对华出口额高达484亿美元，顺差为333亿美元。根据美国商务部数据，对华服务业出口在2014年为美国创造了27.3万个就业岗位。此外，对美国进口的增加，尤其是允许美国互联网巨头（如谷歌和脸书）重新进入中国市场，可以大大增加中国的谈判筹码。这种情况下，美国的高科技公司、服务类公司或有一些获利，但这也可以提升中国的服务业发展水平和争取更多的盟友。
同时，在特朗普退出多边贸易协定的谈判，并呈现出明显逆全球化倾向之时，中国领导人提到的“适应和引导好经济全球化，消解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赢得国际上广泛赞誉，借此机会配合国内市场化改革与开放步伐的加快，对于展现大国担当与推动既定改革方案都是有利的。
再有择时调整汇率政策。目前市场上很流行并得到不少支持的观点是增加汇率弹性，释放贬值压力，让人民币自由贬值到位。虽然在常规情况下，笔者非常支持增加汇率弹性的做法，但当前货币政策需要多一层考虑，即在特朗普对待中美贸易咄咄逼人的背景下，短期内稳定汇率，避免人民币先贬值，不给特朗普对人民币汇率指责的口实。同时，做好最坏情况的打算及美国单方面对华采取贸易制裁的情况下让汇率自由浮动的准备。如此，自由浮动极可能意味着一次性大幅贬值，即把人民币贬值策略留作后手。在笔者看来，择时调整汇率政策十分重要，先动受制于人，而后发制人反而增加应对砝码，效果有很大不同。
最后，对于任何特朗普政府的对华贸易制裁，不用急于反应，而是结成统一战线，联合多数支持全球化的国家和美国内部反对特朗普政策的势力，作出有效反制。可以看到，当前特朗普采取的不少咄咄逼人外交策略并不得人心，对前任政府达成的国际协定与秩序也大多推倒重来，重创了国际信誉。
短短数日，特朗普新政府便已经与传统盟友产生冲突，如特朗普表示欧盟是德国的工具，指责柏林利用“严重低估的”欧元，在近日与澳大利亚总理的电话交流中，特朗普称奥巴马政府时期与澳大利亚政府达成的难民协议是史上最糟糕的交易”，那次交谈“绝对是最糟糕的通话”。特朗普在对外交往奉行“美国优先”，但也渐渐失去人心。
此外，“限穆令”被美国联邦法院制止，也反应了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是非常粗暴和不得人心的。这次打击对特朗普此后的政策可能会有深远影响，即总统的政策也是有限制的，不能为所欲为。
因此，虽然中美贸易前景充满阴影，且特朗普的对华政策充满不友好的预兆，但中国庞大的国内市场，以及高速增长的国民收入和储蓄，是中国应对可能的贸易冲突的最好武器。特朗普“四面树敌”的举动又恰恰对中国是个好事，为争取多边合作应对中美双边矛盾激化提供缓冲和机遇。中国最大的挑战还是在“逆全球化”趋势下，中国政府能否更坚定地实施国内的市场化改革和全方位的开放。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本文编辑徐瑾jin.xu@ftchines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