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届后首次“对话” “新面孔”推进新型大国关系

　　根据中国外交部此前发布的消息，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举行的时间是7月10日至11日。作为中美换届后的首次战略与经济对话，本次对话的特殊使命与标杆意义备受国际舆论关注。

　　今年6月初，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了一次意义重大的“庄园会晤”，在一些专家看来，时隔一个月，中美高级别官员的再次聚首，主要的任务就是将元首会晤的共识在工作层面进行推进和落实。

　　“本次对话可以看作中美双方践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努力。”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李海东表示，一个月前的元首会晤释放出中美致力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信号，“这一大的概念需要一个过程进行充实，而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无疑是这个充实过程的重要平台”。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陶文钊分析，不久前的两国元首会晤标志着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已扬帆启航，“战略与经济对话就是要把这艘航船的‘风帆’鼓起来，让它加速前进”，要“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关注各种具体问题”。

　　在专家看来，除了落实元首会晤的共识，参加本次对话的“新面孔”如何互动也同样引人关注。根据中国外交部此前通报，本次对话双方都将派出强大阵容，双方各有20多个部门的负责人参加。而作为中美元首特别代表，本次对话中，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将与美国财长雅各布·卢主持经济对话，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将与美国国务卿克里主持战略对话。

　　“包括四位特别代表在内，参加对话的双方都有很多‘新面孔’，本次对话为他们相互了解提供了机会，通过对话，他们对彼此工作方式的熟悉，以及建立起的工作关系对未来一个时期的中美关系十分重要。”李海东说。

　　经济对话谈三大议题 战略对话议“亚太互动”

　　在中国外交部7月5日举行的专题吹风会上，外交部部长助理郑泽光谈及此次对话的内容时称，“这次对话的议题十分广泛，几乎所有的重要双边问题和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地区问题都将得到讨论。”

　　据中方通报，本次经济对话将讨论三大议题：一是扩大贸易和投资合作。二是促进结构性改革和可持续、平衡发展。三是金融市场稳定与改革，其中包括中美金融监管改革和加强两国金融跨境监管合作等议题。

　　战略对话框架下，双方将就如何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形成中美在亚太良性互动格局、推进各领域对话与合作等问题广泛深入交换意见。双方还将举行第三次中美战略安全对话和网络工作组第一次会议，以及关于气候变化、联合国维和、南亚事务、拉美事务、野生动植物保护、海关等多个对口磋商。

　　“目前中国已经从资本短缺国走向资本富裕国，中国现在缺少良好的投资机会，我们的一些企业在美国投资时，遭到美方出于一些政治原因设置的市场准入限制。”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金灿荣说，在各种贸易形式中，投资最利于两国关系的发展，在贸易与投资领域能否取得实质进展这是此次经济对话的一个重点。

　　而在战略对话中，李海东分析，中美在亚太地区如何形成良性互动，在未来一个时期内，都会持续成为中美高层对话中的焦点。“奥巴马在第二任期内将会继续夯实其‘亚太再平衡’战略，而在这个过程中，如何与中国在亚太构建互信，这是美国必须面对的问题，也是中国高度关切的问题，两国换届后的首次战略对话这一议题自然令人关注。”

　　“朝鲜半岛局势、东海南海问题，中东局势等等，这些重要双边问题和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与地区问题都会涉及。”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曲星表示，这次对话的既定议题非常广泛，这本身就表明中美关系已经超越双边范畴，具有重要的全球影响。

　　网络安全议题引人关注 或涉及斯诺登事件

　　在今天正式“对话”开启之前，7月8日，中美战略安全对话框架下的中美网络安全工作组第一次会议已经拉开。在斯诺登事件持续引发世界关注的背景下，作为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一项新内容，网络安全问题无疑是媒体关注此次中美高层对话的一大焦点。

　　在此轮对话举行前夕，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就强调，斯诺登事件披露出美国对中国网络进行了大量攻击，对此中方希望得到“一个澄清”。对于网络安全问题崔天凯还指出，“相互指责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而应充分沟通，建立普遍得到遵守的规则。”

　　“在本次对话框架内，只要谈网络安全问题毫无疑问将涉及斯诺登事件，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请美方就斯诺登的说法做出解释。”李海东分析。

　　曲星也表示，此次中美高层对话可能不会涉及斯诺登本人的去向以及如何处理，但是斯诺登事件暴露出了美国对中国所进行的网络监控行为，美方需要就此向中方进行解释。

　　李海东表示，网络安全问题是中美共同面对的问题，网络安全工作组设立本身也表明，针对此问题中美双方都有对话与合作的积极意愿。对于此次对话，他分析，网络安全工作组刚刚建立，此次对话可能更多停留在设定议题、机制建设等方面，但是对话本身就是好的开始。

　　“网络安全是个相对比较年轻的课题，网络安全的规则也无法期待通过一次会谈就能建立，本次对话之后，双方还需要通过更加细致的、技术层面的沟通协商，提出规范，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曲星说。

　　在中美90多个对话沟通机制中，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地位举足轻重，自2009年该机制启动以来，中美双方通过四轮对话在政治安全、经济金融等广泛领域达成众多具体成果。

　　“中美之间存在很多不同，在一些问题上存在分歧，作为两个大国，能够有这样一个对话机制，让双方可以在各自重大关切的问题中管控分歧和危机，从这个意义上讲它起到了一个减震的作用。”曲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