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是否已是G2？说联盟，当然不是；但是从影响力讲，当之无愧。”
这是2009年中美首届战略与经济对话召开时，一位从事能源外交的中国高级外交官对笔者的评论。正是在这一年，首次访华的奥巴马正式对中国发出了G2的邀约，但遭到中国总理温家宝的严词拒绝。而今八年过去，中国的周边环境和中美双边关系风波不断、日益恶化，而这一切都由中美关系引起。
美国总统特朗普新近就职的当下，回顾这8年来中国外交的坎坷就会发现：中美不搞G2，还真的不好办。不过因为情势的变化，这种G2在今天的实质内容应当是：通过权力的转移和分享，实现利益共享、责任共当。其中责任的担当可以是议题，也可以是地区性分片包干；双方事前先划定底线。这种状况可以称之为“新G2”，而不是原来定义不清、表述不当的“中美共管世界事务”概念。
安倍试图美日共同主导亚太
为什么中美必须“新G2”呢？当下就有现实的迫切性，从最近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对美国的访问就可以得出结论。我们先来看在安倍的推动下，美日双方如何界定新形势下的美日双边关系、特别是美日同盟在亚太地区的定位的。
安倍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的联合记者会上就美日同盟表示：“为了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繁荣，日美两国将继续发挥主导作用。”
而特朗普则回应称:“日美同盟是亚太地区稳定的基石。”
而在两国发表的联合宣言中，明确规定“稳固的日美同盟关系是亚太地区实现和平、繁荣和自由的基础。”
“在亚太地区日益严峻的安保环境中，美国将加强地区存在感，日本将在同盟关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和责任。日美继续实施并扩大防卫合作。” 这可以被理解为要日本为美日同盟买更多的单，当然也有对日本放手、给其更大行动自主权的意思。
这说明，在美日的设计里，亚太的安全格局是由美日同盟来主导的，中国被排挤在外，并可能是敌人。
在经济上，安倍同样试图甩开中国由日美单独主导亚太。安倍在会谈后的联合记者会上明确表示：“将通过日美的领导能力在亚太地区建立自由公正的市场”，并不点名地要求中国“不能以基于国有企业的国家资本为背景干涉市场”。
在东海（钓鱼岛）、南海等敏感的亚太地区热点问题上，安倍的立场也被特朗普接纳了，双方获得了完全的一致。
整体来看，这实际上是一个在安倍大力推动下产生的、排斥中国并由美日主导亚太政治和经济格局的双边政经TPP，尽管安倍政府在这里地位不高，基本上是“纳贡者”的角色，但安倍深谙远交近攻的道理，他宁肯如此也不能接受中国的崛起。
面对如此境况，中国该怎么办呢？
在安倍的此次访美中，日美双方在双边经贸和日元汇率问题上的问题没有解决。在特朗普刚刚宣布退出TPP以及他高度关注汇率导致美国经济损失的背景下，日美同盟的基础很不牢固。日本媒体记者告诉笔者：“安倍这次访美，对特朗普还是很不放心。”而且，安倍给特朗普送的在10年内往美国基础设施领域投资1500亿美元、解决70万人就业的所谓“大礼”，可以轻易地被中国超越。马云访美时就向特朗普保证：他就可以通过自己的网络平台为特朗普的基本选民提供100万人就业。但问题是，中国绝不能这样做，否则就正中特朗普下怀，中国就会变成争宠者，中国将被挟持，中美之间的矛盾可以暂时的、局部性得到缓和，但无法解决结构性问题，而且会损失巨大。
中国需要站在历史的、全球性的视野上，在顶层设计一个中美关系的新框架，以定性和规范两国关系，从根本上解决两国关系矛盾的根源。就目前以及可以看的到的未来看，“新G2”是一个现实可行的做法，至少方向应该是这样的。中国是大国，经济总量和综合国力是客观存在，客观上具有这样的影响力，具备和一心要“让美国伟大”的商人总统特朗普交易的本钱。
中美相互需要
“新G2”可行，还在于中美实际上强烈地相互需要。
回顾一下特朗普当选以来中美双方的表现，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中美双方一直在跳着小步舞，即：保持距离，互动良好。
先是特朗普当选，习近平主席与他通话，紧接着他又犯大忌，接台湾蔡英文的电话，受到美国国内批评后，他又把“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经贸挂钩，再次受到美国国内和欧洲盟国的批评。在这一事件的整个过程中，中方对此表现出罕有的克制，除媒体外，官方避免对他进行严厉批评，表面上的理由是他还没有正式就任总统，但实际上可以理解为中方不愿意在他还没就任总统时就把关系彻底搞僵，更何况他毫无从政经历，他拿台湾当交易筹码的发言实质，连台湾人都批评他。
随后他又就一系列涉及中美经贸、汇率等话题批评中方，中方同样表现出极大的克制。
但与此同时，特朗普还是粗中有细的。
今年春节，他史无前例地没有给华人拜年，但年初五时，他女儿来到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参加春节活动，不管这是不是如网上传的那样，是中方运作的结果，但她在中国人非常重视的年初五造访中国驻美使馆参加春节活动，一定得到了已经就任总统职位的特朗普的肯首。
紧接着，在安倍访美前夕，他给中方发来贺电祝贺元宵节，于是顺理成章，习主席也在安倍访美前一天致电特朗普，除了其他议题外，双方公开确认了“一个中国”的原则。
中美双方在这一博弈过程中的显著特点是：美方制造矛盾，但有节制，而且越到后来越是如此；中方则坚持原则，外交手腕老练，斗而不破。这一切说明：中美双方都非常看重彼此，不敢小视对方。
而在后来安倍访美过程中，特朗普的表现应该被明白无误地理解为：向中国发出交易的邀约。
在美日首脑会谈后的联合记者会上，只有安倍暗指中国，点明了“东海、南海和印度”这几个地区的敏感性，而照着手下人给他写好的发言稿一字不差地念的特朗普没有点这几个地方的名字；另外特朗普没有说“钓鱼岛”，而代之于“日本施政下的地区”，这本身就近乎语焉不详了，因为中国的公务船也经常去钓鱼岛海域巡航，谁在“施政”呢？
特别是在回答几乎被称为安倍机关报的《产经新闻》记者要求他评论汇率、东海和南海局势问题时，特朗普干脆不予回答，并直截了当地说：我刚和中国主席进行了很温馨的谈话，我们谈得很好，正处于建立良好关系的开始。中美关系好了，对日本也好嘛。一名日本外务省前高级官员说：这是特朗普要安倍和中国搞好关系。
这一切，是特朗普向中国发出的交易邀约，也说明他在避免落入安倍挑拨中美关系的圈套。
特朗普在安倍访华这几天的表现说明，中美之间已经具备交易的强烈愿望、时机以及主、客观条件。此时讨论“新G2”，恰逢其时。
G2是客观力量的反映
各国外交，基本上都是现实主义主导，并为世界所认同。G2是客观实力使然，世界上反对的人不多，也无法反对。
中美“G2”的这种客观性，为高度尊重现实主义原则的美国传统盟友欧洲所尊重。早在2009年奥巴马首次访华向中国提出这一概念时，欧洲国家内部就已经准备自己的立场了。一位欧洲高级外交官当时告诉笔者，这个立场是：承认并尊重中美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两国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关系的现实；这种关系不应该损害第三方利益；欧洲应该成为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平衡角色。
而临近小国就更是如此。一位东南亚重要国家的外交官当时也对笔者评论说：我们东南亚小国当然希望中美两个大哥搞G2。因为被迫在两个大哥之间选边站队，是我们最大的忌讳。而且现在的客观情势也是在朝这个方面在走，道理是这个道理。
目前的现实是：中国在军事上无法主动威胁美国，不输出意识形态，自身经济发展对全球的带动作用明显，加上美国需要中国配合才能解决的问题又越来越多，因此美国也未必不需要G2，尤其是在特朗普要使“美国伟大”的背景下。
另一方面，实力也是决定国际关系发展和国际格局演变最重要的因素。头，不是想当就可以当，想不当就可以不当的。实力到了一定程度，想不当都不行。第二，当头是有付出的，甚至有时候，在一定具体问题上可能还会失大于得，但这是基本的国际义务，美国也是如此。
实施G2，中国肯定有得有失，但是综合来看，在涉及中国顺利崛起、国内和谐的根本利益上，肯定得大于失。一旦G2，起码中国周边的安全局势会比现在有一个很大的改善，甚至“一带一路”的实施，都会顺利的多。这也是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实力因素变化的必然结果，而美国从来是非常现实主义的。
如果中美两国能够确立一个“新G2”框架，哪怕是初步的、地区性的，则双边矛盾可以迎刃而解，起码能得到很大的缓和。毕竟决定国家关系的是国家利益；再则，只要在一个框架内，双方的差异和矛盾不会导致毁灭性的冲突，而是会沿着“冲突—妥协—进步”的轨道发展，这就是个磨合问题了。
不G2，中国政策选择余地不大
不G2,会有什么结果呢？就目前情况看，中国基本上只有两种选择。
一是在亚太地区和美日公开为敌。
考虑到此次美日联合声明里谈到日本要承担“更大的责任” “更重要的角色”，一旦中美关系陷入对立，以安倍的狂热看，日本将比以前更加大胆地在东海、南海问题上对中国挑衅。届时要不中国退让，而日本则会得寸进尺；要不中国将直接和美日对峙，考虑到美国的全球性影响，中国在世界其他地区也将面临麻烦。仅以周边来说，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规律性现象：中美关系陷入低谷时，中国同第三国的争端就突出，周边安全环境也开始恶化。钓鱼岛问题、半岛问题、中国同东南亚关系问题、南海问题等等，便一一凸现出来。中美关系对中国安全环境的连锁作用表现十分直接。
二是选择以经济力量吸引美国，以中国的市场和投资改善双边关系，这样可以一时地、部分地缓和双边矛盾，也能压倒安倍的气势，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美双边关系问题，因为中国作为美国客观上最大的竞争者地位没有任何改变，也改变不了，这是中国的国力发展决定的。
此外，中国目前在国内还面临不少问题，一是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存在着不相适应，在一定时期、在具体问题上，情况还较为严重，迫切需要进一步改革。然而今天中国的现实状况是，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中国的经济实力已经位居世界第二，成为世界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也是唯一超级大国最大的债主。这种改变世界既有力量格局的历史性事件必然引起世界不安，特别是原有世界强国的焦躁。出于意识形态、价值观和文化的差异，出于维护自己原有利益的现实需要，这些国家对中国国内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状况不仅广泛批评，行动上也必然会充分利用。
正如1956年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深刻影响了中苏关系，并对以后中国国内政局进一步向左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一样，今天中国国内的进一步改革，同样会受到中美关系发展走向的巨大影响。在一个全球化和互联网的时代，中国根本不可能关起门来独自搞改革。假如没有G2，中国能够顺利进行下一步变革吗？
其次，中国尚未完成国家的统一，这同样是大软肋。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对外关系一定程度的紧张有利于国内相关问题的解决，反之亦然。但对中美关系而言，这样做在操作上难度很大，不好控制，须慎之又慎。
G2与否，答案显而易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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