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重返亚洲”急剧地改变着亚洲国家间的关系。无论是中美两国关系，还是中美两国各自和亚洲各国的关系，都呈现出一种即将陷入国际关系史上所说的“修昔底德陷阱”的趋势，即中美两国之间的恶性战略竞争。亚洲局势的恶化，使得很多人感觉到中美两国之间不可避免将发生“大国政治悲剧”，即一场争霸战争。

　　这个悲剧注定不可避免吗？也不见得。美国“重返亚洲”，改变了一些和中国有主权利益纠纷的亚洲国家对美国的期望值，使得这些国家和中国的关系遽然恶化，或大或小的冲突似乎变得现实起来。不过，中国一旦和亚洲国家，尤其是那些和美国有结盟关系的亚洲国家发生战争，美国的卷入或者不卷入，都会成为美国的难题。不卷入，美国在亚洲甚至全球的信誉必然受到严重的损害，导致美国的加速衰落；卷入，美国就会冒着和另一个核大国发生战争的风险。于是乎，一旦发生这种情况，美国就感到紧张，美国官员就会到中国去，希望中国不要对邻国动武；同时美国也不希望这些亚洲国家去主动挑衅中国。这显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美国态度的矛盾性质。一边是和其同盟的关系，一边是和一个它视为潜在竞争者甚至敌人、但仍然需要合作的中国，在这两者之间，美国是很难中立的。

　　这表明美国的“平衡中国”战略本身需要被平衡。一旦美国“重返亚洲”战略使得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之间关系失衡，美国就会面临冲突和战争的风险。既然美国“重返亚洲”的战略是来平衡中国的，也只有中国才有动力和能力去“平衡”美国。中国是否能够发展出有效的“平衡”美国手段，既决定了中国是否能够自我防卫，也决定了中国能否继续维持亚洲和平。中国“平衡”美国既可以是负面的和对抗性的，即类似于冷战期间前苏联和美国之间那种军事上的互相威慑，也可以是建设性的和合作性的，即在全球范围内和美国共同承担国际责任，在迫使美国对中国进行“合作”的同时，弱化美国对中国可能的“围堵”战略。

　　在全球“再平衡”美国

　　就是说，要“平衡”美国，要求中国超越亚洲，走向全球。

　　美国“重返亚洲”强化了中美两国之间，及中国和亚洲国家之间的竞争关系。但如果中国战略和政策得当，就可以避免中美之间的公开对抗和冲突。可以预见，中美两国会在亚洲进入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对峙局面，因此也是相互磨合的时期，但公开的不对抗和不冲突是可以实现的。这是由几个重要因素决定的。

　　第一，中国并没有像一些国家所说的那样，具有强烈的扩张野心。中国根本没有像二战前的德国、日本那样的扩张计划，更没有像前苏联帝国和美国那样的称霸全球的计划。中国的要求其实并不高，只是想维护自己的核心利益。即使中国在这些核心利益问题上没有多少妥协的空间，中国仍然在尽量保持伸缩性。例如在南海问题上，中国已经把海上航道安全和岛屿主权纠纷区分开来，并且中国也表示愿意积极参与有关南海共同行为准则的讨论和谈判。再者，中国并没有任何计划把美国的力量挤出亚洲；相反，中国早已经意识到，美国力量在亚洲的存在，对亚洲其他国家和自己的积极作用面。在亚洲，中美两国之间互信的确立需要很长时间。

　　第二，美国本身力量的变化有效牵制着其“重返亚洲”的程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为了在欧洲“围堵”当时苏联的扩张，经济、政治和军事战略各方面同时出击，平衡苏联，即经济上的马歇尔计划、政治上的民主政治和军事上的“北约”。但今天的美国已经不再那样强大了。到目前为止，美国“重返亚洲”说得多，做得少。鉴于其经济能力的限制，美国要求亚洲相关国家承担更多的责任。而一些亚洲国家的经济能力也是有限的。只要中国不步前苏联后尘，演变成为亚洲的军事扩张主义，从而对亚洲国家构成直接的威胁，一些亚洲国家和美国之间很难形成冷战期间的“西方集团”，来对抗一个开放和发展的中国。实际上，美国不了解中国，其“重返亚洲”战略是建立在其高度意识形态的国际关系理论之上的。从长远来看，“重返亚洲”是冷战后美国最重大的战略误判（需要另文论述）。

　　第三，一些国家（主要是那些和中国具有主权纠纷的国家），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会意识到和美国“站边”的成本。中国现在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并且和亚洲国家之间发展出了相当高的互相依赖程度。和中国的经贸关系，对这些亚洲国家的经济发展举足轻重。随着中国内部消费社会的建设，中国经济对亚洲国家的重要性还会继续增加。也就是说，在经济方面，中国仍然具有巨大的外交资源可以动员。如果中国学习美国和西方，动用其经济资源来应付有关国家，其所能产生的作用也不可低估。尽管有经济的全球化和互相依赖，但就中国来说，主权国家政府仍然可以主导着其对外经贸关系。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对外经贸关系从来就具有战略性，中国在面对外在压力时，也不可避免赋予其对外经贸关系战略性质。

　　第四，无论中国还是其它相关国家的政府作怎样的努力，在很长时间里，无论是东海还是南海，主权纠纷将长期存在下去。今天，世界各国，社会力量崛起，权力分散化，加上社会媒体等方法的出现，国家政权弱化已经成为一个大趋势。传统上代表主权国家的中央政府，很难再以传统方式和另一个国家的政府，在主权争议问题上达成协议。就是说，随着外交的民主化和大众化，主权争议很少能够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法。不过，主权问题可以得到有效控制和管理。而在中美关系中，中美两国本身无论对东海还是南海都没有直接的纠纷。很难想象美国会代理一些亚洲国家，为了这些国家和中国的主权争议而和中国开战？只要中国没有扩张野心，也就是没有把美国挤出亚洲的计划和行为，美国不会公然代理一个亚洲国家而对抗中国。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是有能力来管控主权问题的纠纷的。

　　避免军事竞赛 持续经贸合作

　　在亚洲，要达到平衡美国的目标，中国要两个战略平衡进行。

　　第一，中国必须避免和美国的军事竞赛。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正常的国防现代化是必然的。没有人会相信，一个不具备强大军事实力的国家不被他国欺负，更不用说是成为大国了。但同时，中国也必须竭力避免一场军事竞赛。军事是美国的最大优势，一旦走上和美国的军事竞赛，中国很可能就会步前苏联后尘，很容易走上一条失败的不归路。美国和中国的军事竞赛，有助于美国的私营部门经济复苏、技术革新、可持续发展，正如上个世纪二战的开始，帮助美国经济走出大萧条一样。但中国不一样。无论从中国的经济制度还是政治制度来说，一旦走上军事竞赛，最后必然走上经济军事化的道路，就和当时的苏联一样。这是因为中国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一旦军事竞赛开始，大量的经济资源必然导入国有部门。一旦军备竞赛开始，国有既得利益必然借国家利益和安全之名，把整个经济导向军事化。前苏联就是这样的。换句话说，在军事上，中国能够维持在防守和威慑程度就已经足够了。　　第二，中国需要根据既定的和平崛起路线，继续把重点放在经贸合作上。但中国必须改变从前只讲经济不讲战略，或者经济和战略不相配合的情况。尽管中国针对亚洲国家可能在某些时候不得不实行战略性贸易，但对大多数亚洲国家，中国仍然要敞开经济大门。和亚洲国家的持续经济整合，是制约军事冲突和战争的有效手段。对大多数亚洲国家的人民来说，重要的还是经济生活。从中国获得的经济利益，能够软化亚洲国家对中国的政策，也能防止他们在中美两国之间作简单而轻易的选择。在此基础上，中国可以更进一步迫使美国也回到经济竞争的轨道上来，而不是一味地迫使中国和亚洲国家走上军事竞赛的轨道。经济竞争是良性的，而军事竞赛是零和游戏。

　　要建设性地“平衡”美国，中国也要在亚洲之外的其他地区开辟新的领域。这也是有可能的。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中国经济上“走出去”，速度很快。不过，中国战略上“走出去”没有跟上，导致两条腿不平衡。这一方面造成中国的海外利益得不到有效保护，另一方面造成了外交资源的大浪费。同时，因为战略上缺失“走出去”，也使得国际社会很难相信中国有能力承担国际责任，美国更是指责中国在国际责任方面“搭便车”。实际上，在承担国际责任的话语下，中国的战略“走出去”是有可能的。中国军舰到索马里海湾护航的成功就是很好的例子。在刚开始时，也引出了国际社会的一阵怀疑，但很快就没有这种声音了。只要战略“走出去”是利己利人的，成功的可能性就会很高。

　　战略“走出去”符合中国国内可持续经济发展的需要。一旦中国战略走到非洲、拉丁美洲、和中东等地区，中国就可以有效减轻在亚洲，尤其是在东亚和美国竞争的激烈程度。为了“重返亚洲”，把战略重点转移到亚洲，美国在其它区域必然要进行战略性撤退，这就为其他大国提供了巨大的战略空间。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大国，都可以竞争这些新出现的战略空间。作为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完全可以在这些地区的秩序重建上，扮演一个有效的角色，如果不是领导角色的话。维持其作为唯一的世界霸权，仍然是美国的最高利益。美国从这些地区的后撤是不得已而为之，并不是真想放弃这些地区。中国战略进入这些地区，扮演有效角色，就是说中国和美国同样，和这个国际秩序变得相关了。中国和美国的互动就不再局限于亚太地区，而是具有全球性质。这样，和美国的合作也就有了更大的空间和更多的平台。

　　并且，中国是有能力建立一个不同于美国的区域秩序的。中国的“走出去”战略行为不可避免被西方指责，例如被视为是新殖民主义。但从另一个侧面来说，这是中国的强势，因为中国做的和西方做的不一样。尽管中国要不断改善自己的国际经济行为，但并不用过于害怕西方的指责。在这个过程中，美国会越来越感受到中国存在的不可或缺性。只有到那个时候，中国就有了和美国合作的资格和机会，也具有了迫使美国“合作”的能力。

　　简单地说，中国和美国全球范围内的接触政策，可以转化成为中国“平衡”美国的有效政策。全球性接触不仅可以避免把自己的后院（亚洲）演变成为战场，更可以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一个有责任感又有能力履行责任的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