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的几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历史转折期，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期。在这个特定背景下，转型、改革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

　　挑战之一，经济转型面临挑战。

　　“十三五”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取得重大突破的关键5年。经济转型不进则退。

　　经济转型到了关节点。第一，投资消费失衡。从消费方面看，2014年5月份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名义增长12.5%，虽然比前4个月略有反弹，但总体上低于2013年水平。从投资方面看，今年前5个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名义增长17.2%，预计将稳定在17%左右。投资与消费动态平衡并不是不要投资，关键在于把投资建立在消费基础上，推进投资结构转型，在投资与消费动态平衡中扩大投资。第二，产业结构失衡。进入人口城镇化和消费新时代，现代服务需求取代传统物质需求成为消费需求升级的大趋势，发展型消费需求逐步取代生存型消费需求成为城乡居民消费需求的主流，城乡居民消费结构正沿着“生活必需品———耐用消费品———服务消费品”的次序不断升级。这带来了产业结构调整的巨大空间。把握服务需求快速释放的趋势，加快以服务业为重点的市场开放，大力促进服务贸易，释放服务业社会投资需求，就有可能形成服务业主导的新常态。但是进入工业化中后期，我国的第三产业和世界平均水平相差10个百分点，与同类国家相比相差10-15个百分点。第三，政府与市场失衡。尽管我国已经初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这些年由于存在权力寻租、利益固化的矛盾，使得行政干预成为普遍现象。这不仅是形成房地产泡沫、地方债“雪球”的重要原因，也是造成中央改革政策难以落地、形成“中梗阻”的重要体制根源。

　　经济矛盾和风险凸显。第一，房地产市场的风险。我国的房地产市场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拐点。从全国的情况看，房地产高速增长的时代将成为历史或者开始成为历史。未来10-15年，在由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过渡的过程中，会有越来越多的家庭从满足居住向改善型居住转型，这是一个大趋势。因此，房地产在调整结构中，将进入一个相对稳定发展的时期，过高的房地产价格将会回落。第二，产能过剩的风险。在投资主导下，产能过剩有全面性的特点。目前我国的钢材水泥年产量占世界总量的50%左右，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当前一些行业的产能过剩，如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等是由于行政审批不合理和政府主导的投资所致。第三，地方债的风险。总体上，我国的地方债水平还是可控的。问题在于地方债举债的机制不合理。现在开始到了还债的高峰，能不能还得起钱，矛盾开始凸显。解决这一问题，关键要建立一套机制，规范地方债，谁举债谁还钱。

　　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不管是稳增长还是调结构，都要求建设一个有活力的市场和有为、有效的政府。当前宏观经济的风险，主要来源于政府主导型的增长方式，尤其是竞争性地方政府的增长模式。这种增长方式以做大GDP为基本目标、以扩大投资规模为重点任务、以土地批租为主要手段、以行政干预为突出特点。未来5-10年，伴随着人口城镇化的大趋势，服务业主导趋势的形成，我们有条件在经济转型过程中避免经济危机、化解经济风险。在宏观政策调整的同时，不为短期的经济干扰所动，跳出短期看中长期，跳出速度看结构，跳出政策看改革，向深化改革要动力，以形成平衡、协调、可持续的增长新常态。

　　挑战之二，社会转型面临挑战。

　　由于利益失衡的矛盾突出，大转型时代的社会道德、信任问题凸显。在这个特定背景下，积极稳妥地推进社会转型，已成为转型改革的重大任务。

　　社会转型处于临界点。综合多方面的情况看，当前任何一个社会突发事件都有可能酿成局部或全局的大事件。为什么？第一，利益关系失衡。客观讲，利益固化是一个现实。为此，要把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作为改革攻坚的一项重大课题。第二，社会矛盾明显增多。由利益关系处理不当引发的社会群体性事件有逐步增多的趋势。例如，征地问题占整个社会群体事件的50%以上。第三，社会道德、信任危机加大。现实的社会生活中，社会关系冷漠，见死不救、见义不为的现象并不少见。信任危机严重影响社会的转型升级，成为社会转型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社会结构严重不合理。第一，国民收入结构不合理。2012年，全国劳动者报酬占当年GDP的45.6%，2003年这一数值则为49.6%，就是说劳动力报酬在国民收入“大盘子”的比重有所降低。第二，社会群体结构不合理。我国要发展以中产阶层为主的“橄榄形”社会结构，已成为各方共识。目前我国中产阶层占人口比例只有25%左右。如果到2020年中产阶层发展的比重还达不到40%左右，要想实现扩大内需、拉动消费、收入分配改革、形成“橄榄形”社会结构等目标，面临着多方面的重大挑战。

　　社会力量严重缺失。第一，行业自律功能缺失。例如，消费安全问题频发，不仅反映了政府市场监管职能的缺位，同时也反映了行业自律、行业规范的严重缺失。过去我们说“行有行规、帮有帮规”，主要是指各类商帮在行业自律、约束本行业行为、建立市场诚信体系等方面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从现实出发，推进市场监管由行政为主向法治为主的转型，需要把发展门类齐全的市场中介组织体系作为重大任务。第二，公益性社会组织严重缺失。现实社会生活中，公益性组织能最直接地反映社会的公共需求，并且在社会公共需求的供给中扮演重要角色。但今天还尚未出台公益性法人的相关立法，公益性社会组织发展严重滞后。

　　挑战之三，治理转型面临挑战。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之策。当前，国家治理重在建立有效解决腐败的体制机制，重在“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重在依法治国，树立法治的权威。

　　第一，相比于其他经济社会矛盾，腐败更容易成为社会不满情绪的“催化酶”，容易把“低级别、低烈度”的利益冲突催化为“高级别、高烈度”的社会危机。

　　第二，治理转型到了有效解决体制机制性腐败的关键点。在“增长主义”倾向下，某些部门和行业的官员拥有的权力，与转型时期政府掌控重要资源结合在一起，形成比较突出的体制机制性腐败，成为治理转型的难点和重点。

　　第三，“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从现实生活来看，腐败问题的形成与发展，根源于权力运行缺乏严格有效的体制机制约束。治理转型,就是要有效约束权力、监督权力、问责权力，提高政府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