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8日，万众瞩目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终于出炉，该奖被授予美国两位经济学家威廉·诺德豪斯、保罗·罗默，以表彰其在气候变化与技术创新领域的贡献。

诺德豪斯个人小传

今年诺德豪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并不让人感到奇怪，他的学术贡献早已得到广泛认可。早在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布之前，诺德豪斯就是几家博彩公司选定的几位最有可能获奖的学者之一，其成就可见一斑。

大多数国内读者，对诺德豪斯应该也不感到陌生，萨缪尔森在其经典教科书《经济学》出版50年之际，寻找到了一位各方面都堪称完美的合作者，这个人就是诺德豪斯；能够进入号称经济学领域最后一位通才法眼的人，也足见诺德豪斯的分量。

诺德豪斯1941年出生于新墨西哥州的阿尔伯开克，本科就读于耶鲁大学，博士就读于麻省理工学院，师从萨缪尔森保罗o萨谬尔逊和罗伯特o索罗，于1967年获得博士学位，年仅26岁，毕业后在美国名校耶鲁大学获得教职，才32岁就获得耶鲁大学的正教授。

对于常人来说，诺德豪斯无疑是一个天才型的经济学家，不仅年纪轻轻就获得名校博士学位，更难得的是才不过32岁就获得世界名校的正教授。然而，据诺德豪斯回忆，刚开始读本科的时候，他对于学术并没有太多的热情，反而在大二的时候把大量的时间用在滑雪了，只是到了本科高年级的时候，才确立了学术研究的志向。看来就算对于诺德豪斯一样的天才型人物，也会经历短暂的迷茫和困惑期，更何况是对于我们普通人呢？在面临困惑的时候，只要内心求知的欲望不改变，总会有所大成。

值得注意的是，诺德豪斯在开展学术研究的同时，也广泛参与社会事务，而且还兴趣广泛。

在1977年-1979年卡特执政期间，诺德豪斯是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从1972年起，他是考勒斯基金会和国家经济研究局的研究员。目前，他是国会预算办公室经济专家组成员，是国民经济分析局顾问委员会主席。

他与妻子芭芭拉居住在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市，并且在闲暇之余喜欢音乐、远足、旅游和滑雪。

诺贝尔经济学奖授颁给他，主要是奖励他在气候变化领域的贡献。也许，我们会以为诺德豪斯最开始就是从事气候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其实不是。1967年博士毕业后，诺德豪斯在耶鲁取得教职，有很长一段时间，诺德豪斯的研究集中在经济增长、税收、劳动工资等较为宽广的领域，并发表了大量的论文。直到1982年，诺德豪斯才把气候变化作为主要的研究领域，并于1991年发表的一篇有影响力的论文，把经济学领域的边际分析引入到气候变化问题的研究，奠定了他在气候变化经济学的位置。可以说，1982年到1991年是诺德豪斯相对沉闷的9年，我们不难想象其中面临的痛苦，为了实现研究的目标，诺德豪斯在不惑之年还自学编程，其中的难度可想而知。

这让我想到马克思曾说过:“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诺德豪斯的成功，就是对马克思这句话最好的注解，我们每一个有志于研究的人，不仅要能够经得住寂寞，也要有攀登陡峭山路的勇气。 

诺德豪斯的学术贡献

诺德豪斯在多个领域都取得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但最广为知影响最为深远的贡献是国民福利核算和气候变化经济学。

国民福利核算对于不是专业的研究人员，国民福利核算也许不知道是什么；但是，现在流行的绿色GDP的概念应该不陌生。特别是近几年，我国正在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型，逐渐放弃传统GDP的考核方法，更加注重发展经济的同时，也要保护生态环境，也就是“不仅要金山银山，还要绿水青山”。绿色GDP的思想来源，就直接得益于诺德豪斯与托宾在国民福利核算领域所做的开创性研究。

我们知道，现在衡量一国或者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指标是GDP，虽然GDP在衡量各国经济体量便于国际比较方面发挥出了重要的作用，但是GDP却难以真正衡量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的国民福利。有可能GDP高的地方，国民福利高；GDP低的地方，国民福利高。这是因为GDP是对社会最终产品的衡量，即使是一些违法侵害国民福利的产品，也被核算进去，更重要的是GDP核算没有考虑经济增长对于环境的影响。

对于GDP核算的劣势，很多人都呼吁要换一个指标来衡量，诺德豪斯和托宾构造的国民福利指标，就是最有创见的积极尝试。他们的创见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其一,对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进行重新定义, 剔除最终产品内被认为无法增进个人经济福利的部分，尤其是将环境污染列了考虑之中;其二, 对消费者资本服务、休闲活动、个人或家庭自给性服务, 以及城市化不愉快因素进行虚拟估计, 以便对GDP 进行的调整。

诺德豪斯和托宾构造的国民福利指标，对传统GDP核算的结果进行调整，发现用国民福利核算的结果，与GDP的核算结果具有显著差异。

气候变化经济学对于气候变化的研究，一般是自然科学研究的范畴。但由于诺德豪斯的突出贡献，创建了气候变化经济学，又为经济学帝国主义攻陷一座研究阵地。如今，只要是要从经济学视角去研究气候变化，诺德豪斯都是一座高峰，也是一位无法忽略的大师。

诺德豪斯认为，用经济学方法研究气候变化，有着充分的理由。一方面，在气候问题越来越严峻的情况下，各个国家出台的各项旨在较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政策措施，只有通过经济系统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另外一方面，气候的变化也会对经济系统带来很大的影响，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的因素已经成为不可忽略的要素。

诺德豪斯在气候变化经济学的贡献，体现他在气候变化综合评估模型（IAM）所做的贡献。虽然在气候变化综合评估模型的研究上，有不少学者也提出了不少模型，但诺德豪斯构建的DICE 和RICE 模型，因为其预测和判断的精准性，无疑是最有竞争力的两个。DICE 是将整个世界当作一个整体, 判断有效的碳减排方案；RICE 则在接近现实的程度上更进一步, 将世界分为了10 个区域, 像美国、中国这样的碳排放大国为一个独立区域, 其他的区域则包含了多个国家。利用这两个气候变化综合评估模型，诺德豪斯对于减排的经济和环境效益展开了分析，并为如何更好地协调各国的减排，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支撑，对于推动世界范围内的环保，起了很大的作用。

罗默个人小传

罗默终于获奖！罗默获奖的呼声一直很高，可以说罗默最近几年一直在陪跑诺奖。实际上，绝大部分人都认为，罗默获奖是早晚的事，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对于诺贝尔经济学奖，流传一句话，一是你必须要做出巨大贡献，二是必须要寿命够长，否则可能等不到获奖的那一天。William Vickrey 在199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已经82岁，在宣布其获奖后三天，他就去世了。

1955年，罗默出生于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市，今年63岁，在获奖者中年纪不算大。罗默于1983年获得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随后在罗彻斯特大学（1982-1988）、芝加哥大学（1988-1990）、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1990-1996）、斯坦福大学（1996-2010）、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2010-）等机构任教。2016年7月，罗默接替Kaushik Basu担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并在提前卸任后又回到了纽约大学任教。

鉴于对经济增长理论所作出的巨大贡献，罗默于1997年被《时代》杂志评选为全美最有影响的25位人物之一。2000年，罗默当选为美国人文与科学研究院院士。

不记得具体时间了（2009或2010年），我在光华管理学院读书期间，罗默携妻子到访了光华管理学院，并做了一次演讲。抱着追星的态度，我也挤着去听了讲座，不过他讲的具体内容我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时任院长张维迎在介绍罗默时说，他很有希望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罗默的学术贡献

罗默并不是高产的经济学家，他发表的经济学论文就那么几篇，但就是这几篇文章却在内生增长领域做出了开创性贡献。在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的个人页面上，罗默在Selected Publications中只列了5篇文章。实际上，可以说罗默只用两篇文章就奠定了其在内生经济增长领域的江湖地位，一篇是1986年发表在JPE上的“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另一篇是1990年也是发表在JPE上的“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这两篇文章都在上述所列的5篇文章之中。对于读过经济学博士甚至硕士的人来讲，对这两篇文章应该都很熟悉。但为了让大家看清楚罗默的贡献，我们还得先说一下Solow及其他一些学者的研究。

Solow开启了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序幕。1956年，Solow发表在QJE的文章“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对经济增长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在这篇文章中索洛用来研究经济增长的基础模型是Y=AF（K,L），其中A是外生的技术进步，生产函数F（K,L）是一次齐次的，要素的作用是边际递减的。在给定这些假设的条件下，随着人均资本的提高，产出水平也逐渐提高，但在要素积累产出边际递减的作用下，经济会达到一个均衡状态，存在一个最优的人均资本积累水平，之后经济再要实现增长就要靠外生的技术进步A来实现。很显然，索洛并没有深入研究技术A是如何进步的，那么通过假设A来解释经济增长显然并不是十分令人满意。虽然Solow模型存在很大缺陷，但随后关于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逐渐归于沉寂，只有少数的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1961年Phelps在发表于AER的文章“The Golden Rule of Accumulation: A Fable for Growthmen”中对Solow模型进行了拓展研究，得出了使得人均消费水平达到最大的资本积累水平，即所谓的“黄金率”（Golden Rule）。Uzawa在1965年发表于IER的文章“Optimum Technical Change in an Aggregative Model of Economic Growth ”中，提出了一个包括物质生产部门和人力资本的教育部门的“两部门”经济增长模型，但这个模型依然具有外生增长特征。整个70年代，可以说经济增长理论退出了主流经济学家的视野，在主要学术期刊上，基本上见不到关于经济增长的研究，此时的热门领域是Lucas所倡导的理性预期理论，那可真是追随者无数。直到80年代中期，Lucas和罗默才又拾起了净增长研究的衣钵，开启了内生增长理论研究的序幕。而罗默的开创性贡献就集中在我们上面提到的两篇文章之中。

在1986年的文章中,罗默放弃了生产投入边际报酬递减的假定。在模型中，罗默包含了四个变量，分别是知识（技术）、人力资本、劳动力（非熟练劳动）、物质资本。罗默假设知识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不仅自身具有递增的收益，而且能够使物质资本和劳动等要素也产生递增收益，从而使整个经济具有收益递增的特征，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增长。

在1990年的文章中，罗默则研究了受利润激励而进行的研发行为。在这个模型中，包含研究部门、中间产品部门和最终产品部门。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技术进步是源于研究部门有意识的研发行为，研究部门通过将技术出卖给中间产品部门获得利润，从而实现了技术进步的内生化，也就是说技术进步是经济主体的最有选择所引致的，而不是外生的行为。

综合起来，在1986和1990年的两篇文章中，罗默从两个角度对经济增长问题进行了内生化，也就是要让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于经济主体的最优选择，而非依靠外部力量或外生假设。随后，Lucas在1988年发表于JME的“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中对人力资本积累进行了研究，经济中个人对人力资本的持续积累实现了经济的长期增长。Barro、Aghion、Howitt、Grossman及Helpman等人在90年代从不同的角度对内生经济增长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成为了90年代的一个热门研究领域。 

罗默对经济学中滥用数学的批评

2015年，罗默在AER发表了一篇文章“Mathiness in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在这片文章中，罗默对于经济增长研究中数学的滥用感动痛心疾首，认为数学并非用于说明问题，而只是作为说服或误导的手段，不会有助于我们对经济增长问题的深入理解。罗默指出，在经济学研究中使用大量的数学符号和术语，忽视紧密的逻辑演绎，将会导致逻辑滑坡。在这片文章中，罗默可谓是言无不尽，对包括Lucas在内的经济学家都点名提出了批评。

早在上世纪40、50年代，Samuelson就已经将数学系统地引入了经济学研究，随后经济学中数学的运用越来越高深化，很多经济学硕士、博士生都要先修一定的数学课程，否则很难看懂专业的经济学论文，更别提外行人了。毋庸置疑，数学语言简洁、逻辑清晰，对于经济学研究大有助益，但单纯迷信数学的运用并不能促进经济学发展，还要从思想、观点、角度上着手，才能发展出具有深远影响的经济学理论。 

罗默对世行语言方式的纠正

在世行工作期间，罗默对于世行员工的语言方式开展了攻击。罗默认为世行的员工用语太啰嗦，据报道，如果员工在做报告时陈述得太久则会被打断。罗默给员工的一份邮件中称，如果《世界发展报告》包含太多“and”，那么将阻止其出版。罗默曾规定，文本中的“and”不能超过2.6%。罗默认为，《世界发展报告》就像一把匕首，必须足够细窄，才能具有深刻的穿透力。正式因为罗默的如此要求，导致了其受到员工的集体反对，并导致了其卸任发展经济学研究部的管理职务。也正是因为罗默的行事风格与世行不相协调，导致了其提前离任，今年4月，世界银行任命耶鲁大学（Yale）教授Pinelopi Goldberg为新任首席经济学家。Pinelopi Goldberg专长于研究贸易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不过很不幸，其刚接任首席经济学家不久，特朗普就发起了针对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贸易争端。

腾讯财经《灼见》特约作者  孙树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博士 学术财经研究员）徐金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 学术财经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