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眠对于晚年身患重病的毛泽东来说，是件十分痛苦的事情，每次睡觉时犹如面临大敌，要经过一番痛苦折磨，才能入睡。入睡后决不能被叫醒，否则连续几昼夜无法入眠。

　　周恩来反背双手，来回踱步，感到左右为难。此时，基辛格再次求见。周恩来沉思良久，权衡再三后，决定和叶剑英等人一起会见基辛格。

　　会见时，基辛格再次提出上述那个问题。周恩来则按照原定的会谈口径回答：此事需要进一步考虑，等以后再说，并强调一切需请示毛主席再作决定。

　　周恩来的上述回答在《基辛格秘录》一书中也得到了印证。书中的“会谈备忘录”一节写道：“周总理：而且因为这是一个十分具体和十分复杂的问题，在同你方协商之前，我们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

　　基辛格的最后努力没有收到成效，只能带着遗憾也带着中国总理和元帅的“谢谢”外交辞令离开了中国。

　　会谈结束后，周恩来马上来到毛泽东住地，将会谈内容报告给已经起床的毛泽东。毛泽东静静听完汇报后，没有提出什么不妥，他收下了书面报告，和以往一样起身目送周恩来走出书房的大门。

　　可是第二天，周恩来就得到消息，外交部有人在毛泽东处说他对外谈话说错了话，接着江青一伙将问题进一步上纲上线，说周恩来擅自做主接待基辛格，这不符合外交原则，再说接待计划中也没有基辛格回拜周恩来这一项活动，而且他们还对基辛格说“谢谢”之类投降性的软骨头话。

　　毛泽东本来对基辛格的“求助”提议就不快，听到周恩来“私见”基辛格等谗言后，更加不快，于是大发雷霆：这次中美会谈公报并不怎么样，有人要借给我们一把伞，我们就是不要这把伞，这是一把核保护伞。

　　经过外交部的两位女翻译和江青反复汇报，毛泽东点头“谁要搞修正主义，那就要批！”。

　　于是11 月17 日，基辛格离开中国的第三天，周恩来和外交部负责人及其他有关人员应召到毛泽东住处开会。会上，毛泽东对这次中美会谈提出批评意见。他说：“对美国要注意，搞斗争的时候容易‘左’，搞联合的时候容易右。”他提议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他的意见，批判周恩来在外交路线上的“右倾投降主义”以及叶剑英在同美国军方人员会谈后说了一声“谢谢”的“右倾软弱”。

　　当天晚上，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毛泽东对于这次中美会谈的批评意见，并介绍了同基辛格会谈的情况。会上，江青自以为“倒周”时机已到，攻击周恩来是“右倾投降主义”。姚文元也从旁帮腔。

　　周恩来忍无可忍，当场予以驳斥。

　　第二天，江青将对周恩来的火发泄在了对外友协关于邀请土耳其两位音乐家于12 月上中旬来华作访问演出的报告上，此报告之前周恩来已经批复“同意”要外交部具体办理此事了。可是江青见该件后批道：“建议今后少接待或不接待资本主义国家的文艺团体，其后果是严重的！”

　　江青此举是想给周恩来一个下马威——我不同意你的“同意”。19 日，周恩来看见江青的批示后，他又批：“今后应尽可能地少接待，或有选择地接待，完全不接待不甚可能。但我事先可调查清楚，避免请来我无法接受或不了解其内情的文艺团体。”

　　江青见周恩来不服，还说“完全不接待不甚可能”，于是发动同伙一齐上阵。从19 日开始，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继续指责对外友协的报告是宣扬“无标题音乐、无社会内容”，并在上海、天津、北京等地发起“批判资产阶级无标题音乐泛滥”活动，攻击此邀请演出是“开门揖盗”，号召“与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斗争”。在江青等人干扰下，原定土两位音乐家访华计划最终未能实现。

　　而周恩来也从18 日之后，进入挨批写检查阶段。

　　周恩来向毛泽东书面报告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情况，他再次忍辱负重违心检查自己在这次中美会谈中“做得不够”。“做得不够”不是江青等人想要的结果，他们继续在毛泽东跟前“谗言”。于是毛泽东进一步指示：由王洪文主持，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批评周恩来、叶剑英的“右倾错误”。除了政治局委员( 当时与会的在京委员有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李德生、李先念、韦国清、纪登奎、吴德、华国锋、陈永贵、吴桂贤、倪志福等人) 外，毛泽东还指定了其他参加的人员有：刚刚( 当年3 月) 复出、还不是政治局委员的邓小平；外交部部长姬鹏飞、副部长乔冠华和仲曦东，黄镇( 时任驻美国联络处主任)；以及有关的翻译人员罗旭、章含之。

　　中央政治局会议很快也升格为有外交部、中联部等外事单位领导参加的扩大会议。会议地点跨出中南海，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举行。

　　王洪文得到了主持批判周恩来会议的大权。毛泽东的联络员王海容和唐闻生负责在会上传达毛泽东的指示。

　　政治局扩大会议从11 月21日开始，到12 月初，持续开了十几天。会议就根据王海容和唐闻生传达的指示，对周恩来再次进行批评。第一次没有“过关”，第二次、第三次……也没有过关，当时到会的许多领导人都不知道周恩来作检查的内幕，但这次会议气氛异常紧张，政治压力很大。

　　在这种情况下，与会人员都不得不发言表态。于是大家按照毛泽东指示，违心地或非违心地，发言批评周恩来。

　　这十几天里，周恩来除遭受精神上的重创外，还要忍受病痛的折磨。因为此时他正患有膀胱癌。一到晚上，周恩来就将自己关在房间里，不见客，不开会，不化疗，一向注意仪表的他，第一次拒绝刮胡子。他一脸苦戚，一腔愤慨，日夜趴在桌子上，长书万言，写了撕，撕了又写，熬红了眼睛，熬酸了筋骨。因为老是低着头，他的眼肿了，接着脸肿了，坐多了腿也肿了，最后全身都肿了。但他全然不顾，还是不断写，不断撕。

　　邓颖超一开始也不知道周恩来在办公室里干什么，又不能进去说服他注意休息，着急地在门外来回踱步。身边工作人员知道一点内情，可这是中央内部的事情，他们也不能多嘴。可他们看见周恩来这样不顾惜身体，没日没夜地写东西，心里又是着急又是难过，更多的是痛惜！大家无奈着急又帮不上忙。

　　为此，卫士长张树迎哭了好几回，他恨自己文化不高，不能帮助总理代笔写一些东西。要说最着急的是负责治疗的医生们，自从总理把自己关起来写材料起，就拒绝进行化疗。

　　后来周恩来在大会堂作关于党内十一次路线斗争讲话时，身边的工作人员才明白总理为什么拒绝治疗，原来姚文元攻击他说，这次中美会谈是“丧权辱国”，“投降主义”，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

　　周恩来就开始写历来党内斗争是怎么一回事。他是在为保护比生命还重要的政治生命奋笔疾书，也为保护安定团结的大局面不惜委屈自己。正在忍受心灵的煎熬的他，怎么有心情去治疗呢？

　　保健医生张佐良在周恩来去世20 年时，出版了《周恩来的最后十年》。他在书中描写了这一段艰难时光：“这哪里是什么帮助总理啊? 他们明明是整总理！他们是想要打倒总理啊！说话的是人民大会堂的服务员。刚刚从大厅里端着托盘出来，将盘子往桌上一放，就边说边用衣袖擦眼泪，起先只是唏嘘声，一会儿抽泣起来了。”“我好容易把这个抽泣的给劝住了，又来了更厉害的丫头小赵。她眼泪扑簌簌地往下掉，也是一面哭一面气愤地说：这个老太婆成天不工作，看电影，游山逛景。总理一天到晚忙着为人民。张大夫，你还不知道呢，他们白天睡觉，晚上来开会整总理。他们开完会回去，一起喝红葡萄酒庆贺干杯呢！”

　　“周恩来挨批期间，却由王洪文主持会议。周恩来在家等候通知去参加会议，不必再提前到会场去。散会时，他亦‘知趣’地即刻离开大会堂回家，因为有人留在那里商量下一步对付周恩来的办法。”

　　江青此番批斗周恩来，醉翁之意不在酒，她是想借此捞一把政治资本。她一边诬蔑周恩来是“错误路线的头子”，要“迫不及待”地取代毛泽东，一边要求政治局会议增补她和姚文元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提出报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