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关系的新视角

       去年夏天准备来台湾自由行之前，家中老父专门来电，叮嘱各项事宜，不知怎的，话题直转而下，集中在两岸关系问题上。电话那头父亲慷慨激昂，提防国民党“反攻演变”之野心云云，吾也不敢太过拂逆，只能诺诺应答。
       仔细想来，抛开他们那代人被灌输的国际知识背景之外，之所以如此关注两岸问题，或许是因为当年的意识形态教育，已经让美帝、苏修等等符号，一起建构起他们的基本思维框架。
   这样的观点今日听来虽颇为好笑，但有其历史的原因，或许应予以充分地体谅。只不过，在今天的两岸关系问题上，虽然这种僵化、陈腐的“敌我论”早已如化石一般，难得一见，但在青年一代人的脑海里，对于两岸关系的思考未必就比这种“敌我论”高明太多。笔者曾给大二本科生作过一次关于台湾政治文化史的讲座，本意是试图让这些年轻人置换一下角色，去体会对岸人民对于自身认同的感受，从而唤起一种真实的“同情性理解”。但学生们的提问却最后基本上聚焦在“打不打”、“怎样打”的军事策略上，恍若每个人都成为三军统帅一般，令人苦笑。当我们讥嘲前辈们的“两岸观”时，今天的年轻人也只不过流行各种变形的“收复论”、“武力统一论”等等，我们已很难说，这几十年的教育就进步了多少。
当然，本文并不打算检讨地区政治关系问题，而只想说，在今天的政治、社会环境中，从观念上看似乎相当多元，但在许多问题上的看法上，我们与父辈们一样贫乏与教条。为何？从根本上来看，我们看待他人的角度莫不是从一己之好恶着眼，所以无论是人与人，抑或是群体与群体，乃至在国际、地区之间的关系问题上，都只能简单地落入“非此即彼”的简单逻辑中。或许值得思考的是问题是，我们能换个角度去审视两岸关系吗？

（图片为法鼓山大殿匾额“本来面目”，由圣严法师亲题，作者供图。）

在去年短暂的自由行中，笔者曾在旅途中与许多平凡的台湾人有过短暂的交流。在那次旅行之后，我感觉“台湾认同”其实表现为的是一种本地化的“乡土意识”，这是一种在悠然富足的日常生活中所形成的观念，如此当然会逐渐淡化“统独认同”问题，而往往更看重乡土情感。
但今日想来，这样的体会对于台湾而言，也或许只是一个侧面而已。此次来台湾的法鼓佛学院访问四月，初来乍到，便让我有机会无意间窥探到关于两岸关系的另外一些不大注意的面向。
初来法鼓山，刚安顿好，便有台湾的居士造访，托我给相识的大陆出家师父带一些物品。三位来访的女居士应都是“纯粹本地人”，虽不知是否有外省血缘或客家血缘，但其间谈话皆为台语，可谓相当本土化。她们人虽在台湾，却是第一次造访法鼓山，于是我权充地主，为其一行导游，参观礼拜法鼓山各处殿堂。她们均至诚参拜，一丝不苟，令人感佩。
当谈起大陆佛教状况时，几位居士都曾有游历的经验，尤其她们都以参拜四大名山为莫大的荣耀，并在谈话中有意无意地谈到，认为那是台湾佛教的根源所在。这几十年两岸佛教的彼兴此衰，难免让大陆佛教人士在面对对岸佛教时，常常带有几分艳羡之情，因台湾佛教的现代化转型不仅顺利，且能在社会中赢得普遍的尊重与认同，不可谓不是某种典范。因此当听到这几位居士对大陆的某种“认祖归宗”，心中不觉一愣，台湾佛教徒眼中的“两岸关系”，又会是怎样？
在和台湾的出家众与居士打交道的过程中，笔者少有感触到“政治挂帅”的气味，一旦涉及到两岸关系问题，均是以交流融合为基本立场，这与两岸公共舆论界中聚焦于“统独”的视角明显不同。
这是因为佛教界刻意回避政治问题吗？以台湾为例，佛教徒数量大约有800万人，占总人口的35%，不可谓不多。所以台湾佛教界与政治的关联也其实相当紧密，政治人物每到选举关头，难免都会拜访几大山头，表面上是为民生祈福，但难免夹杂“拉拢选票”之意。但除开选战的关键时刻，在日常生活中的台湾佛教徒，似乎一旦涉及到两岸关系问题，他们对于汉传佛教，乃至佛教的普遍认同会超越某种狭隘的“统独观”，至少是极大地压抑后者。

这种体现在宗教信徒身上的“两岸认同”，具有超越狭隘的“政治站队”的普适性格。他们会以宗教认同为标准来审视两岸关系，而不会标榜各自的政治角色乃至统独意识。当与这样一个群体接触时，两岸关系问题往往突然变得十分的温情。就如同那几位台湾居士一样，她们非常渴望去大陆朝圣，也对被毁坏的汉传祖师道场感到惋惜，在她们看来，大陆不仅不是“他者”，反而是自己宗教认同的自然回归。这样朴素的宗教情感自然能超越所谓的正朔之争、统独之争的窠臼，而能展现出我们较少注意到的台湾认同面向。
当然，这样的观察仍然相当粗疏，不足以涵盖佛教徒群体中的各种取向，但这至少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让我们可以了解到，在一个充分多元化的社会环境中，所谓政治认同（两岸关系）并不是至高无上的，相反还有许多其他方面的认同，如宗教认同、社区认同等等可以加以替代，这至少比身处大陆的我们，要多一些认同的选项，也不至于每当谈起两岸关系时，就只能回到“统”与“独”。
(责任编辑：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