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长沙４月２９日电（记者　袁汝婷　刘良恒）当凤凰古城１４８元门票价格成为点燃商户与县政府矛盾的导火索，垃圾桶和免费公厕这两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又一次摆在了副县长蔡龙面前。

    用酒吧老板陈桦的话说，凤凰古城公共设施环境“很差”，“走上三四百米也看不见一个垃圾桶，找上十分钟也不见一个免费公厕。”古城许多商户常把免费公厕和垃圾桶作为政府“收了钱却不作为”的典型案例，认为公共设施影响了游客的消费环境。

    另一边，蔡龙也很头疼。“从去年到今年，县里在古城装了三次垃圾桶，加起来几百个，可第一天装上了，第二天就被商户们拆了、扔了。”蔡龙说。

    湘西凤凰县是文学大师沈从文的故乡，曾有“中国最美的小城”之称。当地厚重的人文底蕴和古色古香的街巷吸引了无数游客来此访幽寻梦。

    如今，在凤凰古城０．９３平方公里的古城核心区，有６８家酒吧、６００多家旅馆客栈以及多如牛毛的旅游产品商店和小商贩。政府人士说，垃圾桶装在谁家门前，谁就说影响生意，不乐意就自个儿拆了。公厕也是同理，免费厕所多了，私人厕所这项收入就没了，意见也很大。

    垃圾桶和免费公厕，是“凤凰困局”的一个缩影——在这个现代商业化已经“武装到牙齿”的“少数民族边城”，处处有生意，样样要花钱。在复杂的商业利益关系交织中，一只垃圾桶、一个厕所都会打破此前微妙的平衡。

    当公共设施的建设成为商户牟利的“绊脚石”，商业化后的凤凰，似乎进入了一个过度开发后的“死局”。

    地方政府管理者们显然已经意识到这一点，日前公布的一份政府文件意见征求稿下发到家家户户，它鼓励商户外迁、转移、转型升级，鼓励居民恢复真实生活状态。

    文件提出，将对凤凰古城内不从事商业经营或经合法审批从事文化品位较高的商业经营挂牌保护的特色民居，给予每栋每年不超过５万元的民居保护修缮费；对古城内依法建设和管理使用且不从事商业经营的普通民居，每栋每年给予５００元的房屋维修补助。

    据了解，凤凰县餐饮、娱乐、交通运输等直接从业人员超过３万人。２０１２年，与旅游相关的第三产业贡献了凤凰县６７．５％的ＧＤＰ。在此背景下，意见征求稿在古城商户中掀起不小风波。

    凤凰古城同福客栈的“掌柜”李女士就是反对者之一。２０１０年，李女士卖掉在河南的所有产业，举家到凤凰投资旅馆，签了三年租约，租金１５万一年。两年多来，为了装修客栈，她一共花掉近４０万，“政府突然要让我们外迁、转移，租约没满怎么办？投出去的钱怎么办？”

    凤凰本地居民似乎也有反对声音。李女士说，她的房东就很不满，如果文件正式实施，房租会大幅下降，“一年平白无故少了一二十万，谁愿意？”

    商户和居民的反应在地方政府意料之中。蔡龙说，一方面，租金飙升让本地居民“坐靠金山”尝到甜头，政府补贴远低于此；另一方面，凤凰古城超过三分之二的商户来自外地，主要目的当然是投资赚钱。

    凤凰陷入的“商业化困局”并非孤例。此前，南京中山陵周边别墅群不断扩建引发争议，大理、西塘、周庄等古城古镇处处经商遭游客“吐槽”，更有名山被上市、寺庙被承包等新闻不断爆出……有专家称，在旅游开发和招商引资的名义之下，中国不少历史文化名城名镇逐渐“变味”。

    在浙江大学旅游学院院长周玲强看来，“凤凰困局”是中国旅游业的一份艰难样本——景区商业化潮流盛行多年愈演愈烈，文化保护岌岌可危，外来资本的强势介入与长期驻扎，让政府对整个旅游业态失去控制，导致“去商业化”的过程积重难返。

    周玲强认为，“去商业化”首先要做的，就是地方政府努力进行业态调整，不能让商业文化驱逐原生态文化。地方政府在商业布局上，要建立很好的规划，通过“看得见的手”去进行调节，其中包括资源调配与重新规划，对经营活动梳理和规范，从而达到多方利益的“再平衡”。

    在业态调整方面，凤凰县的管理者们已有尝试。蔡龙说，县里正通过拟定政策鼓励部分商户就地转型升级，转向原生态文化产业，“比如，从售卖劣质的潮人Ｔ恤，转向卖以‘边城’为主题的字画，或者卖一些苗家银饰、古城传统的姜糖等。”

    “景区‘商业化’过程很快，但‘去商业化’一定非常漫长。对凤凰来说，５年如果能完成，就是一个很大奇迹。文化得到传承，风貌得到保护，古城氛围不吵闹也不冷清，这是理想化状态。很难，但还是要做下去。”蔡龙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