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2010年下发的《国务院关于武汉市城市总体规划的批复》显示，武汉的城市定位为“我国中部地区的中心城市”，而在2011年底武汉又提出“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到今年初，新的目标已经变为建设“祖国立交桥”与“世界城市”。

　　武汉的城建计划正是随着其城市定位的提升而不断扩张的。武汉市计划在2012-2016年这5年间投资8000亿元全力推动基建，但截至今年7月底，累计完成的“城建攻坚”投资1873亿元，还有6127亿元没有着落。而《中国经营报》从财政部湖北专员办获得的《对湖北省武汉市本级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调查与思考》显示，2013年和2014年是武汉市政府的偿债高峰时期，这两年每天需偿还约1亿元的债务；从2008年到2011年，武汉市本级政府综合财力的年均增长速度达到42.69%，高出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24.29%的年均增长速度18个百分点，且“债务风险在持续加大”。

　　武汉并非孤例，贵州省会贵阳同样也面临着地方债剧增后的巨大偿债压力，上个月一条尚未完工的高速公路因资金问题被迫停工。同样的剧情在全国各地都在上演，当地方政府债台高筑、债务危机引起国内外高度重视之时，城市建设的扩张速度依然没有慢下来。地方债的全国审计“大考”仍在进行中，地方债的具体状况未知，而近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微博](IM F)表示，地方债务约有20万亿。与此同时，在城镇化概念的鼓舞下各地再掀“造城热”，国家发改委的一个课题组对12个省区的调查显示，平均每个地级市要建约1.5个新城新区，144个地级城市竟要建200余个新城新区。而美国著名咨询公司麦肯锡关于城镇化的研究报告指出，中国有50多个城市都提出要建国际大都市，到2025年，中国还要修50亿平方米的道路，并建约500万座各种楼宇。

　　每一届政府都有一套城建扩张计划，这往往导致一个城市挖了建、建了拆、拆了再挖再建，在这个死循环中，除了显性政绩获得提升，对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有待商榷，而这类政绩工程甚至造成了国内建筑平均寿命只有25-30年的结果。同样地，伴随着目前的“造城热”而来的是各种“空城”、“鬼城”的消息，城市泡沫与房地产泡沫一样引人担忧。

　　政绩考核无疑是政绩工程冲动的根源所在，但“管借不管还”却极大地在事实上助长了无视债务疯涨只顾推动工程建设的行为。在位的地方政府官员对于借债一事的自由裁量权极大，但是如何偿债既不用在预算程序中申报也不通过预算程序的审查和批准，而且地方债没有实质债务人，官员作为政策制定者无需为其承担风险，只管借钱推工程堆政绩，有了政绩升迁走人，还钱就是下一任的事情了。这种借债与偿债的权责不对等，是债务黑洞的一大推手。

　　毫无疑问，10月底即将公布的地方债数额将会十分惊人，甚至有一部分已成呆坏账，如何解决地方债的偿债问题则成了最近的热点。无论是中央财经大学教授王雍君提出的资产变卖和质押偿债，以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名誉所长夏斌提出的对地方政府负责人和当事人“秋后算账”以及逼地方政府卖楼还债，其实涉及的都是债务问责制度的问题。

　　地方政府债务危机压顶，而“满城挖”与“造城热”却愈演愈烈。问责制度的缺失不是政绩工程与债务黑洞的根源所在，却是极大的“帮凶”。建立对单个项目以及整体债务的问责制度，可以遏制超过承担能力的建设热潮、防止债务扩大，亦可一定程度上防范往后的债务黑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