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张四年前的“全国彩礼地图”在网络上再度走红。与之相匹配的，是发生在河南安阳市汤阴县的一场家庭惨剧。据报道，67岁的陈老汉和老伴以一套在县城购置的婚房和11万元彩礼，为他们27岁的小儿子娶了亲，老两口不仅为此用尽积蓄，还欠下20多万元债务。而就在新婚之夜，小俩口为11万元的礼金发生激烈争执，新郎在盛怒之下将新娘砸死，给两个家庭留下巨大创伤，也为近来戾气四溢的社会环境又注入了一股负能量。

网络走红的“全国彩礼地图”

彩礼的产生，固然是传统社会约定俗成的一种乡规民约，但它的背后也有着一定的经济因素。这让我想起几年前阅读丹麦经济学家博斯拉普的经济社会学名著《妇女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时，发现的一些有趣线索。

这本书实际上讲的是农业女性化现象，也就是农村农业生产和农业劳动越来越多地由妇女承担和完成的现象。这种现象的产生背景是农村劳动力的结构性变化。在后发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由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存在着性别差异，转移男性的比重高于甚至远高于女性，客观上使得更多的女性滞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并产生劳动力的性别错配。这种表象并不能够理所当然地推出妇女在农业生产经营决策过程中实际权力、地位的上升，大量的实际经验正与此相反。研究表明，家务劳动的拖累、土地的掣肘、女性受教育程度低是农业女性化的重要原因。

从历史与结构的双重视角解读农业女性化现象，不仅有助于理解当代中国农村正在快速发生的一系列经济社会变化，也可以更好地追问发展过程中的社会性别分工这一经典问题。

一、市场深化与家庭分工视野下的女性角色

分工是市场深化的必要条件。家庭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基本组织和经营单位。家庭内部的分工是市场分工的前奏。这种分工以年龄和性别作为主要标准，长幼各居其所，男女各司其职。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中提出过一个粗糙的假说，他把男性的狩猎活动引申为侵占本能，这一本能不断强化进而厌恶生产、蔑视劳动，成为有闲阶级前身；又把女性的生产活动引申为作业本能，这一本能逐渐根深蒂固使劳动占据了主要时间，成为社会物质资料的生产者。

博斯拉普的这本写于上世纪70年代的作品，倒没有走那样天马行空的路线。虽然也借助了具有浓厚人类学色彩的理论工具，不过她试着从欠发达地区的妇女在农业生产中的两种不同的古老制度安排说起。在传统农业状态下，非洲大陆是典型的女性农业，而欧亚大陆则是男性农业。在欧洲占领非洲和非洲没有卷入工业化、全球化的洪流之前，从事砍伐、狩猎和战争是女性农业地区中男人们的主要工作，这也和非洲森林广布的自然地理特征相符。妇女们则从事采集、种植等轻体力劳动。

这种性别分工特点在欧洲殖民者看来就显得难以容忍了，他们把这些不事农务的男性劳动力称作“懒惰的非洲男人”。不论出于高尚抑或其他什么不可说的目的，总之，为了让“懒汉”们勤快起来，欧洲人可谓费尽心思。他们引入新的农作工具和种植技术，变轮耕为犁耕。耕作方式变化的背后，还有来自人口的压力。当人口压力达到临界点时，会出现对劳动密集型技术的爆发性需求，再懒的人在生存压力的驱使下，也会加大自己的投入。

总结妇女在农村中的地位，从历史比较的视野看，有两种主要类型。

第一种是轮耕主导的地区，这类地区大多地广人稀，大多数农业劳动由女性承担。与之相对应的是一夫多妻制的婚姻家庭制度，掌握着土地资源的男性与作为主要劳动力要素供给方的女方发生一对多的资源匹配方式。这种类型的社会中，聘礼多由男方及其家庭承担，妇女工作非常辛苦，从丈夫处得到的供养有限，但也享有较大程度的经济独立和行动自由。在这种文化背景下，男性增加妻子的个数的经济学意义就在于以粗放型扩张的方式扩大传统农业产能，以对更多“自家人”的雇佣来规避对雇工的使用和依赖，使劳动力成本内部化。当然，在该制度条件下生产“高度发达”阶段的一夫多妻，会过犹不及地只产生扩大消费的效果，而无助于推高生产可能性边界。

第二种是犁耕占主导的地区，这些地区往往人口稠密，需要投入大量艰苦劳动以精耕细作，妇女从事的农业劳动较男性为少。女性对男性有较强的依附性，女方家庭大多要提供嫁妆，妻子的生活完全依赖丈夫的经济供养。对普通民众来说，一夫多妻制的发生概率较小。

第一种类型的农业社会分布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东南亚大部分地区和世界上其他的一些原始部落地区。第二种类型的农业社会以受阿拉伯、印度教和中国文化影响的地区为主。

二、技术进步与扩散路径的性别差异

在农业制度的初级形态下，甚至在后工业社会的今天，我们时常会发现性别分工与技术进步之间的某种奇怪关联，即男性更有意愿、更快捷地学习、掌握和利用新的生产工具和技术，进而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而女性则乐于沿袭传统的生产工具和方式。

以我个人为例，在当下的消费社会中的很多家庭消费决策的基本出发点，都是为了节省体力，以机器替代劳动，借用马克思的话，就是提高资本有机构成以解放劳动力，发展生产力。因此，我会倾向于购买“扫地机”这种东西，而当这种物件被邮寄给远方的母亲时，她就感到非常“鸡肋”。于她而言，这是一个将丰富多样的生活裁剪得过于理性化，因而变得寡然无味的蹩脚发明。

异曲同工的是，每买到一件新玩意儿，我总是乐于认真阅读使用说明，搞懂其运作机理，我的爱人则大异其趣，敬而远之。对于技术进步（至少是生产领域的技术进步），两性之间的这种差异颇值得玩味。是否如凡勃伦所言，基本是扮演消费者角色的女性缺乏对生产性技术进步的亲近感和敏锐性？

类似的问题固然有政治不正确之嫌，但亦不乏思索之人。欧洲殖民者对非洲的女性农业大多不抱好感。他们认为土地耕作天然是男人的事情，男人比女人更有条件提高土地产出。欧洲人野心勃勃地推广他们的欧洲好技术，来打造一批非洲好农民。在乌干达等女性农业地区，欧洲人采取传男不传女的方式私相授受给男性农民新的农业种植方法，这进一步增加了他们的剩余劳动时间，也将其导入高利润的商业化种植体系之中。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逻辑链条：

（1）由于技术推广过程中有意无意的性别歧视，导致劳动生产率的性别差异；

（2）进而，初始绩效的差异将挫败女性从事农业劳动的信心，只要丈夫的收入足够高，他们索性放弃这种全无成就感的耕作，转而甘当农业辅助劳动力或专事家务后勤工作；

（3）成功的男性农民走上了种植经济作物的商业化道路，成为大户，赢得更高声誉；

（4）失败的女性农民只能固守传统生产模式从事口粮化生产，沦为小农，勉力自给自足；

（5）农村的男性青年继续向成年男性学习农业技术，而女性青年则被她们的文盲母亲继续灌输一些落后、保守的观念。

就这样，一个恶性循环的链条完成了其代际传递。

在这一过程完结时，掌握关键技术、控制地权的男性担当着主导性角色，成为先进生产力的当然代表；女性则降级成为家庭辅助劳动力或男性土地所有者的雇佣工人，现实中在田间地头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女性劳动力正大量上升，男性凌驾于女性之上的农业社会结构得以巩固。

在轮耕制下，男人拥有土地所有权，妇女拥有耕作权和用益权，她们却可以根据习俗性权利，在属于丈夫的土地上耕作和出售粮食，并自由支配卖粮所得收入。但这种自由是有依附性的，妇女从自立农户变为活动范围、劳作模式甚至作息时间都被锁死的、仰赖他人之鼻息存活的人，其地位和作用是被弱化了。

在发展中国家通常有两类典型的以家庭为本位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一是较少雇工，家庭中的妇女自身就是农业劳动的活跃参与者；一是家中的妇女专事家务，男性农民则雇佣帮工从事农作。

在雇工经营的情形下又可继续细分，一种是受雇劳动力主要为男性，一种是妇女为男性农民做季节性的临时帮工。

在最后一种情形下，阶级、性别、族群三种因素犬牙交错在一起：受雇于他人的女性是最低等级、自耕农的妻子则在这种人为的社会区隔下，有可能退入一种有闲阶级或代理有闲阶级的状态。

在当前中国的一些发达地区，能够看到一种更为复杂的局面：大量外来劳动力作为佃农，承租了本地农民的土地，二者之间构成了土地租佃关系；外地农民租用本地农民的空余住房，二者之间构成了房屋租赁关系；外地农民雇佣本地老年女性劳动力作为帮工，从事采摘、除草等辅助性的工作，二者之间构成了劳动雇佣关系。在这多重关系中，被雇佣的本地老年女性劳动力，就不是单纯的弱势群体了，这种劳动已成为她们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更是一种补充性的收入来源，甚至带有一定的后现代浪漫色彩。这是两种状态，不具有可比性。

笼统地说，农业机械化和农业现代化应当会有助于劳动力的逐步退出，但是问题并不简单。且不说许多后发国家因为融资困难的缘故，只能达到半机械化的程度，而这一状况往往会增加对辅助劳动力的需求以保证产前、产中、产后的作业连续性，那些拾遗补缺的时令性工作，由男性来担当，未免大材小用，只好请妇女们出头。即便是在工业化国家，女性雇佣劳动对农业贡献度并不高，但也仍然肩负着越发沉重的农业劳动，因为整个家庭的非农就业机会留给了男性，他们的丈夫选择外出务工，为家庭创造更高收入。

可见，农业现代化并不意味着妇女从农业劳动力队伍中退出，反而呈现出一种农业女性化的新图景。

三、当代中国农业女性化图景的生成

（一）“铁姑娘”：作为劳动力的后备军与蓄水池

中国妇女地位的提高，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确实不无关系。但这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意识形态建构，更像是这种制度的非意图后果。建国之初，在当时较为幼稚的“资本—劳动”结构下，（重）工业化的战略导向必然要大量抽取农村人口以补足城市工业生产所需的劳动力缺口。于是在上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农村“男耕女织”的传统首次出现断裂，并空前地掀起了一轮“男工女耕”的浪潮——这是社会性别分工的重大转变。

农村男性劳动力大举进城务工，两千万农民工召之即来：在城市，他们首次成为与这个国家的领导阶级工人阶级并肩而立的一员；在农村，他们的夫人们则首次走上前台，尝到了代行家庭生产决策权的甜头。这种横向的两性分工带来的一个副产品是，纵向的代际关系的重心也因经济基础的变革而发生位移，年轻一代因为劳动能力、劳动贡献而获取更多的“工分”，于是在家庭中的地位和话语权也相应增加。

此间，还有部分杰出的女性劳动力跃升到一向被男性垄断的某些职业领域，成为他们的工友。第三版人民币上的女拖拉机手形象，只是这种时代风貌的一个经典缩影。在当时条件下，女性对生产领域技术进步的亲和力是国家（重）工业化战略导向有意干预的非意图后果。这种“去性别化”的过程与其说体现了男女平等，莫如说正合了新世纪以来对某些行业用工状况的调侃——“把女人当男人用，把男人当畜生用”。工业劳动力挖潜，只能从城市妇女和农民这两者中选择，这是当时的劳动部长马文瑞的工作思路。惟女子与农民好养也。

当大跃进的潮水退去，显露出大饥荒的底色时，两千万农民工又被挥之即去，赶回农村。与他们分享这失落一刻的，还有大量已经进入工业系统的农村女性劳动力，她们成为经济危机的非常时期被精简的主要对象。

仅1961年全民所有制女职工就比1960年一下减少352.1万，减幅高达33.3%，比同期男职工下降比例高7.6个百分点。可见，女性的定位一直是作为工业化所需的劳动力后备军和蓄水池中的主要成分，即便转为正规军，多数时候也只是充当辅助劳动力的角色，随时面临着被扫地出门的命运安排。这一点在文革中的大庆模式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大庆油田5.5万名家属“忙时务工，闲时务农”，经营着101个农副业生产基地，种地32万亩，基本做到不吃商品粮，还参加了工业的辅助性劳动，这种模式的背后隐而不宣的理想图景是：农业从属于工业、女性依附于男性。

与此相对的另一种模式是“铁姑娘”，即妇女“不爱红装爱武装”、全面参与社会各领域的劳动分工。在军事化建制风行的年代，各地都出现了一批“铁姑娘连”，大寨郭凤莲这样的战天斗地的代表性女英雄被逐一发现和宣传。

对“铁姑娘”们来说，快速的社会变革无疑使她们获得了较其上一代人远为丰富的人生阅历，各方面技术和管理能力都得到了锻炼，“男主外、女主内”的价值系统也多少受到了一些震动。但片面强调“男女都一样”、“男人能干的女人也能干”，显然也带来了很大的副作用。忽视男女体质特征和能力禀赋的差异，强行抹平性别分工是很欠考虑的。大多数“铁姑娘”到了二十八九岁嫁人之后，就基本从所在领域销声匿迹了，鲜有一以贯之、几十年如一日“铁”下去的。

（二）“男工女耕”：作为农村留守人员与家务劳动者

改革开放后，农村兴起了乡镇企业，提供了有别于此前的集体化和人民公社时期的新的性别分工模式。在80年代分田到户后，一些基础条件较好、机械化程度较高的发达地区农村，事实上已经出现了相对于其他要素明显富余的劳动力投入。对那些在人民公社时期就已兴办了很多社队企业、安排了很多非农就业、积累了不少集体资产的乡村而言，分田到户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出现，打乱了原有的自上而下规划设计的农村工业化路径，在一定程度上对非农就业的农民形成了一种反向拉力。好在这是一种就近就业的模式，既可男工女耕，根据各自禀赋商定内外分工；也可男女共同参与乡村工业化进程，对农业则作兼业经营。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乡镇企业的普遍倒闭和东南沿海城市化带来的需求膨胀，引发了更大范围的“男工女耕”潮。外出务工被认为是更具个人发展性的一项选择，在大多数情况下，男性具有优先权。男性的城市就业便利性及其平均工资水平也要高于女性，加之农业生产领域对社会化服务体系的依赖越发超越对男性劳动力个人的依赖，这使得农村家庭内部的劳动力分工模式在更大程度上日渐由“男耕女织”转向“男工女耕”。农业女性化遂一发不可收拾。

但与此前都不同的是，在种粮收益比下降、务工务农收入差距拉大的情况下，留守农村从事农业劳作的妇女，既不可能有意识形态上男女平等的理想追求，也不可能生发出农业企业家那种强烈的利润动机进而精耕细作的耐心。留守妇女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将持续遭遇到劳动力短缺、生产技术落后、购买农资困难等方面的困难。她们所能依凭的策略主要是延长劳动时间，以劳动强度的增加抵抗农业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农业领域以机械替代劳动的现代趋势。

此外，在大跃进与改革之初都曾发生过的因男性农业劳动力外出而出现的家庭生产决策权转移（有人称为“缺席领导权”）的意义已经大幅衰减，其权力含金量也早已今非昔比。总的说来，农业女性化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是负面的，其后果只能是退守到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整个家庭的生计状况更加依赖于在外务工的男性劳动力，妇女的依附性地位更加明显。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自1992年后“以家庭代社会”的政策取向。2004年出版的《邓小平年谱》披露了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中有意识地把与再生产有关的责任转移给家庭的思路。他说：“欧洲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没有家庭不行，家庭是个好东西。都搞集体性质的福利会带来社会问题，比如养老问题，可以让家庭消化。”这样，再生产部分的劳动转化为家庭内部劳动，在创造了建基于廉价劳动力之上的中国奇迹的同时，也将女性置于结构性不利的地位。在家庭内部性别分工传统未发生变动前，再生产劳动的家庭化、私人化只能体现为女性化。

（三）“农民农”：作为被动的异地务农者

新世纪以来，外出打工的农村女性数量增长迅速。“打工妹”出现在珠三角、长三角并非偶然。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前，玩具制造业、纺织业等适宜于女性作为劳动主体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东南沿海地带的集聚，对盘活留守于农村的大量农村妇女产生很强的吸引力。下图是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绘制而成，尽管这是一个静态的截面观测值，但是依凭我们的常识和实际调研的直感，也可以将之视作对迁移个体（主体应为农民工群体）职业生涯的某种反映。

数据来源：根据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资料绘制而成

这里有几点值得注意之处：第一，女性外出务工经商的起始阶段要早于男性，这从侧面印证了至少在2000年，在接受更高水平教育的权利方面，男性是受保护对象。一个农村家庭更倾向于将未成年的女性作为创造现金流的工具释放出去，或者说，一个农村家庭更加不倾向于对女儿做教育投资。第二，尽管外出务工者吃的都是“青春饭”，但女性的人力资本贬值要更快，女性劳动力受制于婚姻、家庭因素而退出的时间要更早。

2004—2006年间，全国范围内很快免除了农业税，并同时着手建立支农惠农政策保障体系。2007—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引发了中国泡沫型城市化的各种问题逐渐暴露，此后数年内以房地产为中心的宏观调控措施接连出台，城市经济渐显颓势。与此同时，农村则不断出现新的投资亮点，农业的投资回报率、平均利润率上升，这引发工商企业大量介入，即所谓资本下乡。

一些小有积累的原农村进城务工人员，也在此时加入到投资农业的队伍中来。最近十年间，在珠三角、长三角等沿海发达地区，逐渐形成了一支异地务农的职业农民群体，不妨称其为“农民农”。“农民农”主要从事蔬菜瓜果等经济作物的种植，面向特大城市居民的消费需求。他们也多沿用家庭承包经营的方式，夫妻共同劳作，间或雇佣本地农民（多为老年妇女）作为辅助劳动力，直接从本地农民或经由村集体组织介绍，承包大小不等的土地耕种。

“农民农”的生活状态是很值得玩味的。我和同事们曾针对这一群体进行过几次专题调研，在我们所关注和追问的一揽子问题中，包含这样的性别视角：即外出务农、或从农民工转变为“农民农”这样一个家庭决策，究竟在男女两性中，谁的动力更足一些？回答这个问题前，先看一张表。下表是在对比1990、2000、2010年三次人口普查数据中有关人口性别、流动与职业变迁状况后，发现的一些有趣现象。

数据来源：根据1990、2000、2010年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计算整理而成

我们会发现在广义的农业从业者中，迁移人口中的女性比例明显偏离和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似乎与我们的常识相悖，这可能有很多原因，比如农村女性因婚嫁原因迁移到另外的农村地区但未变更户口所在地的，其职业分类仍为农业；此外，作为辅助劳动力和农业季节工、短暂地往返两地从事采摘活动的女性劳动力，也被纳入农业从业者。这样看来，由于上述一些原因，农业领域流动人口中的女性比重可能被高估，但从“五普”到“六普”即新世纪的这十年里，男性重返农业的趋势则是非常明显的。

现在回到前面的问题，调查中所得到的初步但不乏普遍性的感受是，男性务农的动力要强于女性。得益于近年来不断得到重视的家庭农场政策，在一些便于就近就业的都市近郊农村，更是出现了普遍性的、“男女同耕”的异地务农趋势。

具体的缘由，首先是利润动机。对于不具特殊技能的普通劳动者来说，工厂劳动与农业劳动的收益相比，已不占优势。换言之，农业经营所带来的体面收入水平已足以满足不弱于工厂劳动能够提供的收入水平。

其次，男性受访者普遍提及的一个词汇是“自由”，即务农能够给他们带来更多的自由。我们认为，对这个“自由”的理解，不应仅限于劳动时间的层面。在劳动自由度上，现代化的工业文明对于人的管理、规训与相应的一系列的惩戒机制，显然都要强于农业文明。“农民农”所强调的这种自由，不仅表现为农忙、农闲在一年四季中的规律分布，以及由此带来的具有自主性的时间安排与劳动节奏，还表现为一种家庭为本位的扁平化决策过程，一种人自为战的独立经营、自负盈亏冒险精神和自主性，用一位被访者的话就是：“何必看他人眼色行事，为什么不自己做老板呢？”

现代工业生产使用的各种机器导致生产空间与生活空间的分离，而农业机械化的重大意义即在于，在这里，机械的使用恰恰有助于弥合生产与生活之间日益加深的鸿沟，它增进了劳动者的效率，同时并未削减其自由。

妇女地位和选择的变化，是随城市化进程逐渐展开的。而妇女进城、“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我在此前的《小农经济废墟上的乡村女人》一文中已做了描摹。不过，在独生子女一代普遍进入婚龄的时段，仍能频发天价彩礼之类匪夷所思的事件，足以说明我们的现代化进程，抑或我们从传统社会转型的进程，还远未终结。

（本文原标题《天价彩礼与农业女性化现象的社会勾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