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直气壮地弘扬中华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

韩教授在大会上发言

一、警惕“无根之国”的阴谋 中国老一辈革命家，大都是在欧洲留学的；中国新一代崇洋派，大都是从美国回来的。中国到欧洲留学的，许多人都更加爱自己的祖国了；中国到美国“转了一圈”的，相当一部分人变成了数典忘祖、崇洋媚外的“假洋鬼子”。 这些年，中国国内形成的一股浮躁之风，固然与“新国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狂热性”不无关系；“没有文化、没有祖宗的、浅薄的野蛮人”（许多具有欧洲贵族血统的人们的口头语）——美国人及其崇美派在中国的甚嚣尘上的鼓噪，所起的作用更大、更恶劣！ 我们的评论也好，贬斥也好，恶骂也好，都可以“不予理睬”，最了解自己的还是自己！让我们来听听美国现代派“概念艺术”祖师约瑟夫·科苏斯（J.kosuth）的这番话吧： “ 因为我们没有一个真正的国族个性，我们将现代主义本身作为我们的文化。我们以出口我们的地方主义，改变变形了其他文化，并赋予这种混乱以一种“普世性”的外观……因为我们的文化没有唯一的地理渊源，我们倾向于将自身定位于一种时间的位置——这个世纪，而不是定位于大地上的某个地方。我们出口了一种综合性的文化——麦当劳、可口可乐、希尔顿酒店等。由于各国族文化纷纷退却让给我们地盘，它们最终失去了对自己生活有意义的机制的控制，由此变得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依附于我们。”（转引自何清：《艺术的阴谋——透视一种“当代艺术国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9月第一版） 由一个在文化上“没有一个真正的国族个性”却又时刻都在急切地窥探、觎睨，不断地干涉、侵略别国的美国掀起的“全球化”浪潮，已激起了全球更大民族主义浪潮的反弹！我们不能以狭隘、短视的民族主义参与这种反弹，不能以“反击”、“报复”的幼稚情绪，更不能以政客、奸商的投机心态，而应以古今中外艺术发展史所告诉我们的经验教训、以当代中国歌剧艺术家的良心、责任感和使命感，客观、辨证、坚定地应对！ 法国前总统密特朗有句名言，可为警示：“一个失去自己的文化特色的民族，最终会沦为被奴役的民族。” 二、向“有根之国”学习 冼星海的老师——印象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巴黎音乐学院教授杜卡斯看了冼星海的单簧管奏鸣曲《风》之后，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了这样一段话：“……它固然显露出了你的才华，但如果作为一个成熟的作品来要求，它还没有你自己独创性的风格，还没有那种以特有的含蓄和深沉来表达你们东方人巨大的热烈感情的民族风格。……不能老让西方人来写你们东方的音乐。” （马可：《冼星海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2月第2版） 中国的近现代音乐教育是在以欧洲人为骨干教师、以欧洲乐理为基本教材的基础之上建立、发展起来的。欧洲人的爱国、“爱（欧）洲”之情令人起敬——无论离开自己的故土多远、多久，都保持着他们以自己为欧洲人的骄傲、以自己为“德、奥、英、法……”（国）人的骄傲；都会以极大的热情尽心竭力地宣扬自己国家的文化。于是，音乐上的“欧洲中心论”便在中国扎根了。“谁不说俺家乡好”——欧洲人宣扬“欧洲中心论”，自然、合理，能怪人家吗？倒是我们自己该想一想了，该摆脱崇洋贬己的“欧洲中心论”，以一个真正中国人的自尊“由哲学、美学”的角度重新审视中西方音乐的差异了。在“德先生、赛先生”昂首而入后，艺术“科学化”给中国音乐艺术带来的究竟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恐怕不仅仅是音乐方面需要反思……（《中国创新教育》２００６年第5期拙文：《范雪〈由哲学思想看古琴与钢琴记谱〉的编者导语》）] 贺绿汀的《牧童短笛》在七十四年前获得欧洲人颁发的“齐尔品奖”、中国歌剧《白毛女》最先获得苏联人设的“斯大林文学奖”而且最先被日本人改编为芭蕾舞剧……。 感谢欧洲人，感谢日本人，为我国“培养”了：蔡和森、朱德、周恩来、鲁迅、冼星海……一大批忠诚、坚定的爱国志士。 学习欧洲人，学习日本人，以自己为亚洲人骄傲、以自己为中国人骄傲！

韩教授与著名作曲家、二胡演奏家张锐合影

三、牢记“艺术的真谛” 当思想苍白、精神萎缩、源泉枯竭之后，将“为艺术而艺术”（实质上是“为技术而技术”）作为唯一的追求便成了必然。 什么是艺术的真谛？艺术的本质究竟是什么？这是个从巴黎音乐学院建院之始至今仍无结果的论辩、争执。 在我们国家，如果单纯的从理论上讲，每个人都会讲得头头是道。然而，现实、实践……如何？ 前些年，在此观念之下，将“变脸”从川剧艺术的母体中强行剥离出来，当作“把戏”；将音乐仅当作数字、结构游戏；甚至有一位靠写实发家的著名画家为了攀“写意”之龙、附“艺术”之凤，不惜摈弃操守，把自己过去画的爹妈之类的画，贬之为“那不过是过去时代的符号”……。 虽然“闹剧”也是剧，但在现实中，人们总是习惯地把它作为贬义词。伴随着西方“以物为本”、“以金钱为本”、“以极端利己为本”的病态而产生的后现代主义闹剧，趁我国改革开放之机，也着实在我国热闹了一阵子。虽然，这类藉“写意”、“自然”之名，掩盖其作品本身的思想的苍白或无“意”乃至对技法的毫无驾驭能力的花招，已渐为人们所厌倦，但它的本质的荒谬还未在更深的理论层次上为人们所认识。 笔者不仅无笼统地否定现代派、后现代派之意；亦无笼统地否定以数字、结构、写意为技法、观念的艺术创作。相反，主张尽可能地学习并掌握古今中外的一切技法并食而化之。 只是想强调一下： 文艺作品只有质量、品位的高低之分而无风格、流派的先进与落后之别。 只是想请大家拥有这样的气概： 一切风格与流派都是我的奴隶；一切音响与发音体都是我的工具！ 只是想请同行们听听两位现代派艺术的代表人物的肺腑之言： “如果一个作品把曾在创作者身上引起的强烈感情传达给了听众，那它所取得的效果就是再好也没有的了。” （勋伯格） “每当人类的精神力量有所增长，艺术的力量就随之而增强，因为这两者是密切关联、相辅相成的。相反，在灵魂为物欲主义所禁锢的时代，信仰缺乏，艺术便丧失了自己的目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也就应运而生。艺术家和公众各自分道扬镳，最终公众对艺术或嗤之以鼻，或把艺术家看成只是技巧娴熟获得满堂喝彩的魔术师。” （康定斯基） 千万不要把我们的歌剧创作的观念退回到十八世纪以前去，再找一个格鲁克来收拾残局：“歌剧中的一切因素都必须服从剧情的需要！”

韩教授与中国歌剧研究会主席团主席、著名作曲家王祖皆合影

四、莫忘“最广大的人民” 当抛弃了为中国的“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的目的之后，将为饱食终日、百无聊赖的富豪、大款、贪官、二奶、小市民、小瘪三……甚至为博得洋人的一笑作为唯一的追求也会成为必然。 前些年，极端化的“市场经济”实践和对“GDP”、“GNP”的片面强调与理解，掩盖了两极分化的同时，也使文学艺术界许多人忽略或忘记了中国人口中占大多数的农民、工人。于是乎，我们中国文艺家的不少作品的风格、口味，都是将着眼点放到了“如何才能博得少数‘精英’的喜好”上。 城市里的“老百姓”没有了适合自己的健康文艺，于是，低俗的东西便乘虚而入；广大农村的“老百姓”误以为城里人喜欢的就是“高雅”的，便仿而效之。 如此恶性循环所导致的结果便是：整个民族的文化“缺氧”与“滑坡”。 任何一个人都是社会的人！任何一个人的思想、观点、主张……，都不可能不受他个人所处的地位、环境、时间等条件的制约，都有一个“立场”问题（请不要狭隘地理解为“阶级立场”——当一个人坐在小卧车上时，更多看到和讨厌的是不遵守交通规则的徒步行走的人和骑自行车的人；当一个人骑在自行车上时，更多看到和讨厌的是不遵守交通规则的坐在小卧车上的人和徒步行走的人；当一个人徒步行走时，更多讨厌的是不遵守交通规则的坐在小卧车上的人和骑自行车的人……，就不属于“阶级立场”范畴）我们看问题，既不能把什么都扯到“阶级立场”上去；也不能否认各人看问题时所无法摆脱的“立场制约”。 我完全理解长期在海外的音乐家们的一些主张；完全理解艺术院校师生们的一些主张；也完全理解大城市里的音乐家和歌剧艺术家们的一些主张。这些主张都各有其道理。 然而，我们谁也无法无视中外音乐史展示给我们的这一事实与经验： 贝多芬想着全人类，他成功了；柴科夫斯基想着全俄罗斯人民，他成功了； 聂耳、冼星海想着整个中华民族，他们也成功了…… 当贝多芬、柴科夫斯基、聂耳、冼星海……想着最广大的人民时，他们便准确地找到了最广大人民所喜欢的、容易接受与理解的音乐语言、表现形式和表现方法。 1945年在延安升起的中国民族歌剧的太阳——《白毛女》，深深植根于中华民间沃土、将民歌、戏曲的音调、表现方法与西洋歌剧的不同人物不同音乐形象、咏叹、宣叙、对唱、合唱……结合起来，专家赞叹其“土洋结合”之自然、巧妙，且无雕琢之痕迹；“老百姓”则在“看得懂、听得懂”，随着剧情、音乐的推进，与剧中人物同喜、同悲、同怒、同恨之余，真正把它当成了“咱们农民自己的歌剧”。 《白毛女》的成功为我们中国民族歌剧的发展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愿它的光芒照亮并永远照耀我们中国民族歌剧前进的道路！ 学习《白毛女》，莫忘“最广大的人民”。 五、坚持“为崇高目的服务”的使命 文化大革命把“文艺为阶级斗争服务”、“文艺为当前政治服务”庸俗化到了极致；经济大革命把“文艺为金钱服务”、“文艺为娱乐服务”、“为艺术而艺术” 庸俗化到了极致。 文艺作品不是仅仅写给自己看的“个人日记”，发表出来，就必然会产生社会影响。它与政治，究竟有没有关系？该不该有关系呢？www.chinareview.com.c 笔者是一个“使命”论者。且看：www.chinareview.com.cn 政治的“政”字，由两个部分组成：左边是正义、正气、正直、正派、正当、走正道的“正”；右边是文化、文艺的“文”。 政治，就是用正义、正气、正直、正派、正当、走正道的文化治理国家hinareview.com.cn 因此，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头脑清醒的国家领导人或统治者，都必定会赋予文学艺术以陶冶性灵、治国安邦重任的——这，与阶级斗争、党派纷争无关，而是文学艺术自身的本质、特性所决定的：文学艺术不担负这一重任，就是自己甘愿降低自己的社会地位，甚至可以说是自甘堕落。因此，我们自己不能忘掉使命感、责任感。不能把文艺当作“好玩”的东西，更不能把自己所从事的事业仅仅当作供人“玩”、让人“喜欢”的东西。www.chinareview.com.cn 文艺界不是娱乐界，文艺家不是歌星、艺员……www.chinareview.com.cn 文艺更不应成为供人玩乐的“三陪小姐”或者是贪官大款的“二奶”！ 只为自己，不为国人的艺术作品，无论自己再孤芳自赏或得到几个圈内人的多么高的赞颂与评价，最终也不会为国际社会所承认，更不可能得到历史的承认。 纵观歌剧史，即使在意大利正歌剧称霸欧洲之时，也还有：喜歌剧、趣歌剧、轻歌剧、清唱剧等不“正”的歌剧与其争艳。无论歌剧也好，乐剧也好，歌舞剧也好，音乐剧也好，或者有些被国人戏称作“宣叙剧”的剧也好……，驴可以，马可以，非驴非马也可以。写好了，自有人（理论家、科研人员或大众……）会给你定个类别名称或起个新类别名称。无须多虑，只须牢记：任何艺术品种，你对国家与民族负有崇高的使命感、责任感，国家与民族就会给你以崇高的地位——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www.chinareview.com.c 当今社会，物欲横流，私欲膨胀，骨软情糜，是一个更需要信仰，更需要激情，更需要奉献的时代。 我们高兴地看到，继《白毛女》、《刘胡兰》、《小二黑结婚》、《红霞》、《江姐》、《洪湖赤卫队》……之后，即使在文艺界洋风最猛烈、忘掉老百姓、放弃使命感的时期，我们中国的与《白毛女》歌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血脉一条根”也没有断。被著名音乐理论家居其宏先生称赞为“一脉单传”的总政歌剧团的《党的女儿》、《野火春风斗古城》，依然迎风昂立，保持、坚守了崇高的精神方向、灵魂方向、信仰方向！ 愿我们中国歌剧剧坛牢牢铭记康定斯基的那句话： “一个艺术家千万要正确估量自己的地位，明白对艺术和自身所负的责任”，成为一个个“为崇高目的服务的人。” 理直气壮地弘扬中华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早日结束中国民族歌剧“一脉单传”的局面，涌现出更多的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且富有时代精神的、新的、广大“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民族歌剧！ 2008年11月26日于锦城“镇邪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