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据媒体透露，中央将在年底前择机召开城镇化工作会议，而与城镇化密切相关的户籍制度改革也备受关注。近年来政府已经表示要加快推进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的目标，但同时也强调要考虑地方发展和城市综合承载能力。
       没有户籍改革就没有真正的城镇化。改革开放以来资源向城市的集中与陈旧的城乡二元体制产生激烈矛盾，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工作却不被当做城市人口对待，不能享受到平等的公共服务和福利，这最多只能说是一种城市的虚假繁荣。当然，自去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的通知》发布以来，地方上的户籍改革实践不无成效，但大城市仍是改革难以攻克的难关。近日有媒体报道说，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表示，一次性将外来人口全部改为城市户籍人口，将对地方财政形成较大压力，因此户籍改革应分批实施，而“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根本没有办法进行户籍制度改革”。
       不同规模城市改革速度的不同，根本原因是经济驱动因素的不同。近年来人口迅速向经济机会丰富、基础设施完善的大城市集中，而中小城市发展缓慢，对流动人口的吸引力差，其户籍改革也相对容易推进。当然城镇化在一些小城市也蜕变成了虚假的造城运动，导致一些地方出现人们希望回归农村户籍的逆城镇化。一些中等城市已经开始实行“有条件准入”的户籍改革，而大城市依然维持高门槛甚至在加强限制。因为中小城市对流动人口正在失去吸引力，而大城市户籍的“含金量”不减而且在加大，政府担心放开户籍可能导致的冲击。同时，大城市本地人口还因担心自己长年享受的特殊待遇受损而与外来者产生冲突，如在异地高考争议中出现对“异闹”的指责。当大城市居民本身成为一种维护现制度的既得利益群体时，政府就更有了搁置改革的借口。
      诸如上述的户籍改革的困难众所周知，因为户籍主要关涉的并非人口登记而是其上附着的身份特性与待遇差别，在分税制模式下地方政府承担的财政压力也让其变得谨小慎微。在各种现实条件限制下，大城市户籍改革也许不得不按照发改委专家的说法，必须走渐进路线，但大方向必须是继续缩小城乡人口、本地人与外地户籍常住人口之间的权利、利益差距，维持这一方向不倒退，则需要中央提供条件，统一规划并推动。
      大城市户籍改革难，是政府过度主导导致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均衡、歧视性的城乡二元结构和公民权利保障弱综合起来导致的恶果，但无论是政治上的平等原则，还是经济上释放中国劳动力要素潜力的需要，都要求该项改革必须迎难而上。如能逐步拓宽流动人口可享受大城市市民待遇的途径，逐步地将户籍与待遇差别剥离开来，户籍制度最终会自然而然退出历史舞台。长期内须逐渐改变公共投资向大城市倾斜的状况，促进地域经济发展平衡，让经济力量来冲破制度壁垒。而“根本没有办法改革”之说，或者是一种失败主义的宿命论，或者是一种推脱改革责任的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