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此次评估报告撰写和发布的中方主要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环境学院院长贺克斌教授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大气污染治理最核心问题之一是细颗粒物浓度（ＰＭ２．５）下降，这也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问题。

　　那么，北京市民究竟什么时候不需要再戴口罩呢？贺克斌说：“通过不断的治理，戴口罩这种现象会从现在的时有发生变成偶尔发生，或者成为大家基本没有印象的行为，最终把它完全消除掉。”

　　回顾北京１５年抗霾路，《报告》指出，２０１３年与１９９８年相比，通过对燃煤电厂实施严格的末端治理，北京市细颗粒物（ＰＭ２．５）、可吸入颗粒物（ＰＭ１０）、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量都显著减少。

　　北京市环保局数据显示，２０１４年北京的ＰＭ２．５年均浓度为８５．９微克每立方米，２０１６年前４个月北京北部区域的这一浓度约为６０微克每立方米。贺克斌说，这一指标有望在２０３０年下降到３５微克每立方米，达到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过渡期第一阶段目标值。

　　“解决问题的前提是认识问题，认识问题靠监测，解决问题靠减排，”贺克斌说，为了给空气质量监测提供大量实时更新数据，中国最近３年设立了近１５００个ＰＭ２．５监测点，成为发展中国家最大的空气质量监测网。

　　“这项能力建设非常重要，信息公开后，公众的关注会倒逼政府，每时每刻都在进行考核，就看空气质量有没有提高，”他说。

　　《报告》指出，１９９８年以来，针对逐渐形成的“煤烟－机动车”复合污染问题，北京实施燃煤和机动车污染治理措施，对空气质量改善发挥了积极作用。贺克斌对这两方面的治理措施分别进行了解读。

　　“燃煤发电是由中国能源结构决定的，不能放弃煤，但我们可以用清洁技术来发电，比如提高能源效率，用先进的锅炉燃烧技术，尾气除尘、脱硫、脱硝技术实现清洁发电。”

　　贺克斌说，目前相当一部分燃煤污染来自散烧煤。农村和城乡结合部支付能力较弱的市民还在购买便宜的散煤，这是京津冀冬季的第一大空气污染源。从长远看，国家需要设计农村用电政策，补贴农民煤转电，这对解决农村能源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从增加可再生能源利用角度，贺克斌说，生物能、太阳能、风能都有较大应用潜力，需要技术上不断创新，并缩短技术发展的时间，使可再生能源能够更快投入广泛使用。

　　而机动车污染治理体现在新能源汽车的发展上。北京市政府对新能源车购买给予鼓励政策，包括无需摇号指标等。但新能源汽车在配套设施、使用性能等方面还存在许多问题，限制了它的普及和发展。

　　“政策的鼓励会促进基础设施的完善，当你只有１０万辆（新能源）车时，没有人会对这个市场感兴趣；当有１００万辆车时，就有企业来投钱，建充电站；当有２００万辆时，基本不用什么政策，老百姓与市场就融合了，”贺克斌说。

　　他指出，现在很多国际能源公司都密切关注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期待抓住市场拐点；但使用新能源汽车时，需注意确保发电的清洁性，这样才能真正达到降低空气污染的效果。

　　展望未来的治霾之路，贺克斌认为，要不断优化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推进区域协同，统筹区城城市发展布局，提升机动车技术，加强新能源汽车推广。

　　此外，国家在平衡社会经济发展和治理雾霾、减少碳排放两者关系时，不但需要从生产侧入手，还要关注消费侧。而作为普通民众，“我们应当从生活方式上入手，减少浪费，约束消费行为，为生产侧的污染减排提供调整空间，”贺克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