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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时代将最先淘汰“看客”

时间:2015-06-14 14:58来源:新华网 作者: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党 点击:
自媒体的诞生,第一次让当代知识分子中那些不想再做“看客”的人,深切感受到了互联网强大的行动力量和掌握自己命运的可能。

自媒体的诞生,第一次让当代知识分子中那些不想再做“看客”的人,深切感受到了互联网强大的行动力量和掌握自己命运的可能。

  

  互联网时代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每个人都处在大多数人共同的实践中。因此,在这个时代最先被淘汰的,一定是“看客”。

  近日,第一财经日报创始人、总编辑秦朔发布微博承认辞职,表示将转向以人为中心的商业文明研究,推动中国商业文明的进步。一时间各种解读纷至沓来。其实,对于像秦朔这样的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可喜的转变。这个转变,是他“在新闻一线奋斗了25年后”的内心强烈的驱使。因为他如果不做出这种选择,将被这个时代所淘汰。我相信,很多和他一样的人终于明白了,再有理想的“旁观者”,也终究不过是历史的“看客”。

  这可以看作中国传统媒体人转场的标准路径——从本质上看,传统媒体的衰落,并非媒体形态的衰落,而是知识分子借助传统媒体影响社会的功能衰竭了!从更深层看,被互联网淘汰的不是媒体,而是充盈其中的那些具有“看客思维”的人。

  让我们先看看作为最纯粹的互联网一代——90后的解读:

  传统媒体人:媒体是先知,受众是群盲;互联网人:三人上网,必有我师!

  传统媒体人:报道事实是媒体的权利,好一篇华美的文章!互联网人:谁都有披露事实的权利,有错字、病句都无所谓!

  传统媒体人:我们述而不作,我们不做线下!互联网人:我们知行合一,线上就是线下!

  传统媒体人:我们是圣坛,要登坛作法!互联网人:高手在民间,人人都是神!

  传统媒体人:我们是社会的守望者!互联网人:我们自己守望,自己行动。

  媒体从来就不能脱离波澜壮阔的社会进程而独立存在,但是媒体人往往喜欢把自己抬到云端,扮成超然物外的力量。传统媒体所显示出来的这种“看客思维”,其实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通病:只出主意,不担后果!这才是导致传统媒体衰落的深层原因。

  知识分子“看客”思维由来已久

  除了古代的“士”,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来就不是一个能够独立创造价值的群体。他们难以深刻地参与社会变革,总的来说,大多数知识分子参与社会生活的方式比较单一:在封闭的社会,他们借助权力,在开放的社会,他们借助媒体。

  中国历史上的知识分子,历来有三种情结,本事大的,有“帝师”情结,姜子牙、张子房、诸葛亮是他们的榜样,姜子牙有“尚父”之名,诸葛亮得“相父”之尊,让人眼红了几千年;本事中等的,则有“谋士”情结,所谓“借君之箸,为君谋划”——赢了可以分红,输了不舍本钱;本事小的,则有“师爷”情结,优游府幕之中,掌管刑名钱粮。这并非是所有知识分子的本心。只是自秦汉以降,“士”的独立基础已经被彻底抽掉。“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虽然社会承认“修齐治平”的法则,但是“修齐”与“治平”之间少了一个关键环节——皇上用你,则威无不加;皇上不用你,一文不值。“终老山林,五岳寻仙”,那只是发牢骚的幌子。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无时无刻不在扭曲着这个人群,最终培养出了一种“看客思维”。直至明代王阳明倡导心学,以及顾炎武、王夫之等人喊出了“经世致用”的口号,才重新让知识分子从内心中站立起来。

  很可惜,能够看到经世致用的中国知识分子还是少数,大多数人还是“眼高于顶”而“手拙于功”。清末知识分子倡导变法,其实是两线并举,一个是用富国强兵来摆脱亡国灭种的境遇,另一个是为知识分子参与社会生活寻找一条新路。媒体恰恰迎合了中国知识分子这种需求。中国近现代史上的知识分子多有媒体情结,便是本于此——皇权已经指望不上了,逼出了一条求诸民间的道路。梁启超办《新民丛报》,“笔锋常恒带感情”,一枝笔纵横天下,以晚辈身份与乃师齐名,并称康梁,首开先声。中国报业之繁荣,此为一高峰。为革命党鼓与呼,则有章太炎主笔之《民报》,把康有为驳得体无完肤。为民间问疾苦,则有邵飘萍、张季鸾、邹韬奋辈,一时名动天下!陈独秀办《新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胡适、鲁迅等人皆有雄文传世!早年毛泽东也以创办《湘江评论》而为世人所瞩目。他们确实为改变中国命运喊出了先声,做出了新绩。但是,知识分子借助媒体的驰骋,不过二十年光景。最终改变中国命运的,并不是这些鼓与呼的人,而是投笔从戎、走向民众、与实践结合的人。

  同样,改革开放之初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之始,知识分子以媒体为工具,再次掀起巨澜。与上个世纪初不同的是,很多作家和学者加入了这个行列。作为当时最有活力的媒体,《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半月谈》也曾一纸风行,洛阳纸贵,很多记者都成了著名学者或报告文学家。除了报纸,电视手段作为新的工具,大大增强了其感染力。“批判的武器终究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尤其当大多数学者和媒体还在纠缠“究竟应当让哪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时候,他们惊奇地发现,那些“非知识分子”不仅仅已经先富起来了,而且开始决定其他人的命运。“看客思维”再一次羁绊住了知识分子!值得庆幸的是92 派企业家的诞生,这个群体对知识分子的意义更大于对企业家的意义,它标志着一种“新士大夫”精神的探索,一条不再单纯依靠权力、依靠媒体影响社会的新路被趟了出来。

  传统媒体是如何被网络一代干掉的?

  今天来看,虽然大家都在谈论是互联网“终结”了传统媒体,但互联网英雄们却没有一个是做媒体起家的。新浪、搜狐是做资讯起家的,与媒体算是比较接近。但真正的巨无霸百度、腾讯、阿里巴巴,都是先做了其他互联网产品才涉足媒体的。他们的横空出世,使新浪、搜狐瞬间矮化。如同高级生物的降维攻击一样,传统媒体分分钟被干掉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干掉传统媒体的人,并非是“外星人”,而是很多根本没有受过新闻训练的新人,只不过他们时时刻刻生活在网络中。他们已完全没有旁观者的概念,认为自己生下来就是时代的主人——这种因互联网生活而带来的基因,彻底修复了传统知识分子的“看客思维”!互联网的战车,不知辗过了多少“立马横刀”的传统媒体英雄,这绝不是“技术”的胜利,而是“人”的进步:尤其是自媒体的诞生,第一次让当代知识分子中那些不想再做“看客”的人,深切感受到了互联网强大的行动力量和掌握自己命运的可能。

  人们惊奇地看到,那些在传统生活中需要艰苦修炼的素质,在互联网一代的身上竟然成为本能:互联网改变了知识分子存在的方式。它逼迫你的思考必须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要斟酌后果,而不是创立理论,以免被“理论体系”这种鸦片所迷惑。在互联网一代看来,理论只是解决问题的跳板,根本不可能代替分析计算本身,而且他们抛弃旧理论的速度比换手机还快。过去,财富必须从经营行为中获得,而在互联网时代,任何一种行为都能够产生财富。过去,学者喜欢把权力看成是抽象的东西,是一个常量,而互联网时代,要求权力必须和现实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是一个变量。过去,学者们可以任意遐想,而在互联网时代,你必须活在实践中,紧紧盯住事物发展的结果、影响和作用。

  曾国藩曾有一段名言:“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自入局,挺膺负责,乃有成事之可冀。”胜利归于真正进入角斗场的人。“他们的特征是他们几乎全都处在时代运动中,在实际斗争中生活着和活动着,站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进行斗争,有人用舌和笔,有人用剑,有些人则两者并用。因此就有了使他们成为全面的人的那种性格上的丰富和力量。”而与这些(文艺复兴的)巨人相比,“书斋里的学者是例外:他们不是第二流或第三流的人物,就是唯恐烧着自己手指的小心翼翼的庸人。”(恩格斯语)

  互联网时代便为这样的人提供了广阔的舞台!这并非仅仅是技术的进步,更是深藏其后的人的进步——只有置身于大多数共同实践的人们中间,才能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推动时代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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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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