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祖籍惠州市仲恺区陈江街道幸福村，出身国民党元老名门，父亲是为辛亥革命和护法运动做出了卓越贡献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廖仲恺；他继承了父亲“中华崛起”的遗志，在革命低潮时投奔中国共产党，并为革命事业和统战工作奉献了自己的一生；他曾数次被冤入狱，却从未消沉，从未怀疑过自己的梦想，每当恢复自由，就迅速投入忙碌的工作；出生在异国他乡的他是个“日本通”，在抗日战争爆发后毫不犹豫地投入抗击日本军国主义的战斗，并在后来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他就是我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党和国家的优秀领导人廖承志。

9月25日，是廖承志诞辰105周年纪念日。廖承志出生在一个特殊且富有传奇色彩的革命家庭，一个多世纪以来，廖家三代出了5位革命家。新中国成立后，廖家先后又出了三位党和国家领导人。日月如梭，世事无常。百年来，廖家几代人历经沉浮，尝尽辛酸，但以廖承志为代表的廖家人爱国、争取民族解放、追求民主自由的乐观和大无畏精神不曾中断……即便在如今的和平年代，承志精神仍值得后人发扬。

困难时期与国民党决裂投奔共产党

廖承志出生在辛亥革命前的动乱年代。1908年，他呱呱坠地于日本东京大久保。那时，在日留学的廖仲恺和何香凝刚刚加入中华同盟会，正追随孙中山先生在国内外传播革命的种子。

“承志啊，快快长大吧，有你继承我们的志向和事业，即便为了革命上刀山下火海，我也义无反顾！”父亲为他取名时的一番期望，似乎成为廖承志一生的真实写照。

在动乱和辗转中长大的廖承志，自小就深受父母和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廖承志幼年时在东京的家，实际上是孙中山主持反清、反袁、讨论三民主义的主要聚会场所。

1924年，年仅16岁的廖承志回到广州，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并加入了国民党。当时，廖仲恺作为孙中山的亲密战友，也是“联共”的忠实支持者。在孙廖二人和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的共同努力下，右派分子破坏国共合作的阴谋未能得逞。

好景不长，国民党的种种行径让踌躇满志的廖承志开始感到失望。1925年，孙中山因病逝世，国民党陷入群雄逐鹿的局面，派系争端加剧。为了铲除眼中钉，右派势力丧心病狂地收买杀手，于当年8月在广州将廖仲恺暗杀。父亲的突然离世，让廖承志悲痛万分。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员“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走一人”；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举起了屠刀……国民党的一系列疯狂举动，让廖承志的党派信仰彻底发生了动摇。他越来越认识到，中国要实现孙中山的梦想，靠国民党毫无指望，只有依靠真心实意以人民幸福为最高利益的共产党。他撕掉证件，毅然退出国民党，决心投奔共产党。

1928年，国内白色恐怖加剧，革命处于前所未有的低潮期。廖承志却在这个艰难时期义无反顾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一年，年仅20岁的廖承志被党组织派往德国做中国海员的宣传发动工作，第二年任汉堡国际海员俱乐部书记。此后，他为革命事业四处奔波。

七分之一时间深陷囹圄却从未动摇信念

虽然出身名门，但是廖承志一生的坎坷与波折，绝不亚于其他革命前辈。据统计，廖承志平均7天中就有1天在牢狱中度过。但即便身陷囹圄，他都能乐观、豁达地面对，甚至机智应对，找到破解之法；获得自由之后，又马上斗志昂扬地投入毕生的事业。他从未动摇过心中的梦想，那就是实现中国的平等、自由和解放。

1933年初，由于遭叛徒出卖，廖承志在上海被国民党秘密逮捕。在英租界，面对英国特务的严刑拷打，廖承志非但没有屈服，反而想出了一条脱困妙计。他佯装投降，对特务说，你跟我走吧，我带你们去抓同党。求功心切的特务信以为真，于是派出七八个人押着廖承志去抓捕“同党”。廖承志带着这帮人七转八拐，来到了母亲所居住的何府。敲开门，何香凝看到了手戴镣铐的廖承志，立刻失声大喊：“我儿子究竟犯了什么罪，你们为什么要逮捕他？”特务们得知上当，然而为时已晚，廖承志已经将自己被捕的消息通过母亲散播出去。为了营救儿子，何香凝四处奔走。最后，在党组织及革命人士共同努力下，廖承志终于获释。

廖承志一生所遭受的危险，不仅来自于国民党反动派，还来自于党内部分势力。1934年12月，川陕省委召开扩大会议。推行“左”倾思想的张国焘早就视廖承志为眼中钉。因为当时大部分红军是穷苦人出身，为了挑起他们对廖承志的敌意，张国焘指使手下在会上大造舆论，说廖承志出身资本家，父母都是国民党高官，怎么够格当共产党员呢？张国焘的离间之计奏效了！会议决定开除廖承志的党籍，并将其进行了长达两年的羁押。长征开始时，红四方面军西进川西北。廖承志带着镣铐，随部队一起爬雪山过草地，历尽磨难。

不公正的待遇并没有动摇廖承志的信念。长征开始后不久，他负责为“红色中华通讯社”（“新华社”前身）新闻电台翻译外语新闻电讯，编成《新闻简报》，供领导参考。廖承志跟随红四方面军多次过雪山、草地，有时没有吃的，他就帮别人画像以换取盐巴和炒面。有时没有纸，他就把庙里的帐幔当纸，在帐幔上画像。廖承志在被羁押的近两年期间，不论爬雪山、过草地多么艰苦，不论饥寒交迫怎么折磨，他都以共产党人的顽强毅力和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挺过来了！

时至1936年，廖承志见到了十几年前就相识的周恩来。神情严肃的周恩来走过来和他握手，什么话也没有说，心里想的却是如何保护他。这天晚上，周恩来派人把廖承志叫到司令部，当着张国焘等领导的面，佯装发怒：“廖承志，你认识了错误没有？”廖承志老老实实回答：“认识了。”“改不改？”“改！”“改了就是好同志！张主席还是欢迎你的。”周恩来机智地将张国焘的嘴给堵了起来，也为廖承志的“错误”“结了案”。

张国焘本来要处决廖承志，可是见周恩来站在自己一边训斥了他，顿时觉得倍有面子，于是下令说：“不杀，以观后效！”就这样，廖承志在周恩来的挽救下捡回一条命，恢复了党籍和自由。

精密部署成功营救800多名文化精英

虽然并非出生和成长于惠州，廖承志的一生与惠州却是密不可分的。其中，他与惠州联系最紧密的一次当属脍炙人口的“秘密大营救”，这也是他最富传奇色彩的一段经历。

1941年12月，日军侵占香港。当时被困在香港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知名人士共300多人，连同其他人士共800多人，随时都有被害的可能，处境万分危急。

时 任 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先后两次电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连贯等人，希望他们 “想尽一切办法”“不惜一切代价”，将被困香港的民主文化精英营救出来，并将他们安全护送到国内抗日战争大后方和革命根据地。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廖承志开始策划部署并实施“秘密大营救”。

次年1月，秘密大营救正式上演。在这场大营救中，惠州成了主要接送点之一。中共惠阳县委把当时惠州最高档的“东湖旅店”和廖安祥在惠州开设的“源吉行”、农工民主党开设的“东和行”作为接待点。1942年，时任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与连贯、乔冠华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来到惠州，中共惠阳县委组织部长兼武装部长卢伟如向他们详细汇报了惠州城内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部署，以及营救文化精英的准备工作。

听取汇报后，廖承志对联络站接应、护送文化人和民主人士的安全措施做了进一步部署。鉴于城内的危险处境，廖承志还规定了两条纪律：一是不准文化人上街参与公开活动；二是把文化人的笔和本子等收起来统一保管，以免暴露他们的知识分子身份。中共惠阳县委按照上级指示，迅速将文化人和民主人士安全护送到韶关，再转到桂林、重庆等地。

护送任务于1942年3月底完成。在这场大营救中，800多名滞港的抗日文化名人、爱国民主人士以及他们的家属沿着廖承志等人制定的线路得以脱险。其中，通过惠州城中转的就超过100多人， 包括茅盾、廖沫沙、韩幽桐、胡绳、张友渔、邹韬奋等。这次行动不仅营救人数众多，而且无一损失，使得朋友或敌人都十分惊奇，无不钦佩廖承志的领导才能和他对朋友的高度关怀。茅盾曾称之为“简直可以说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带病谈判促中日关系不正常状态结束

在日本出生并度过童年时代的廖承志被誉为“日本通”。新中国成立后，廖承志为中日邦交正常化做出了卓越贡献。

廖承志曾担任中共中央联络部部长，着重负责对日工作，探索开展中日民间外交。20世纪60年代初，池田勇人首相上台，积极支持自民党元老松村谦三改善日中关系的主张和行动。在这之前，日本有一批以日中友好为目标的友人，在受到日本官方迫害时，仍冒着生命危险来到中国。如今，日本政府有了改善日中关系的意向，他们的友好活动更加积极。

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1962年11月9日，由廖承志与高崎达之助签署了《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双方分别指定廖承志和松村谦三为政治联系人，廖承志、刘希文和日方高崎达之助、冈崎嘉平太为经济方面的联系人。1964年4月20日，中日双方又签署了关于互设贸易办事处和交换常驻记者的备忘录。备忘录规定：中方在日本设立廖承志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又被国人形象地称为“廖办”），日方在中国设立高崎事务所驻北京联络事务所。同日，日本 《朝日新闻》、《读卖新闻》、《每日新闻》和日本广播协会的首批特派记者也到达北京。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日双方第一次实现互设常驻机构和交换常驻记者。它标志着中日关系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在两国关系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廖承志的晚年，一直致力于中日友好邦交。1972年9月25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外相大平正芳乘专机到达北京，廖承志作为外交部顾问参加了中日谈判的全过程。那时，他的心脏病已很严重，周恩来劝他不要逢会必到，但廖承志一得知会议消息，即使已服过安眠药也要马上爬起，带病坚持完成谈判的全程。经过紧张会谈，9月29日，双方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联合声明的签字仪式，中日正式恢复邦交，宣告结束两国关系不正常状态。

1983年6月10日，廖承志在北京医院不幸去世。消息传到日本，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井上靖先生失声痛哭：“廖先生比我还小一岁啊!”日本前首相铃木善幸在回顾廖承志的一生时评价道：“廖承志先生与已故的周恩来先生，将永远铭记在我国国民的心中。两位先生不愧是献身于日中两国友好事业不可多得的卓越人物。”

“惠州西湖”题词出自廖承志抒怀诗

廖承志一生与惠州直接联系并不多，但他一直心系家乡。据介绍，1990年出版的《廖承志文集》中，与惠州有关的著作有14篇。

“我的父亲廖仲恺出生于旧金山，祖父在当地一家美国银行当通事，老家是广东惠阳。”《廖承志文集》收录的第一篇是廖承志于1937年3月口述的《忆青少年时代》。廖承志一开头就表明了自己的“老家是广东惠阳”。

廖承志与惠州的联系，今犹可见！在惠州西湖风景区正门口，牌坊上“惠州西湖”挺拔儒雅的四个大字正是出自廖承志之手。不过，这并非是廖承志为惠州西湖专门题写的，是从他的诗句中挑选出来的。

1941年底至1942年初，也就是上文中所提到的“秘密大营救”期间，廖承志来到惠州，途经西湖。见到惠州遭日寇扫荡后的惨情，廖承志痛心万分，于是抒怀作诗 《惠州西湖留丹亭》：“破碟楼头来复去，留丹亭畔恣徘徊。悠悠明月东江水，忍望东南剩劫灰”。

改革开放后的1980年，惠州正在完善西湖景区的建设，当时有人提出能不能找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廖承志题写“惠州西湖”。据史载，当时西湖景区管理处干部古光通过他人引荐前往北京，见到了曾与廖承志一起在惠州工作过的连贯。后来，廖承志将关于西湖留丹亭的诗词写好让连贯转交给了古光，并嘱咐说书法里已有“惠州西湖”几个字，就不再另行单独为牌坊题写。由廖承志真迹篆刻的石碑正竖立在西湖点翠洲留丹亭。

位于红花湖景区的故乡园则是廖承志灵骨的安放地。1983年6月10日廖承志因病在北京逝世，他的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2008年9月，根据廖承志生前意愿，经中央批准，在纪念廖承志同志诞辰100周年之际，廖公骨灰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迁至故乡园陵园安葬。

对廖承志研究的广度深度前所未有

廖公逝世后的三十年间，学术界尤其是惠州学术界对其的研究又是如何逐渐开展起来的呢？

据惠州学院教授、惠州市廖仲恺何香凝研究会会长成晓军介绍，1983年6月廖承志因病逝世后，新闻理论界开始了对于他的思想言行的研究。但在1990年前，以回忆、纪念性的文章居多。1990年至2000年，有关廖承志生平思想的系统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1990年8月，人民出版社和香港三联书店分别出版了邓小平题写书名的 《廖承志文集》上下册。此后，便有一批文章从学术的角度，对廖承志与新中国统一战线和华侨事务的关系作了阐述和评判。

成晓军表示，2001年至2006年，廖承志研究步入深化阶段。一批学术论文相继发表，研究内容涉及廖承志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新闻事务、新中国华侨事务、港澳台事务、中日民间交往和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及廖承志的人格风范等诸多方面。2007年至今，廖承志研究继续深化。配合2008年廖承志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廖承志与日本》、《情注香江——— 廖承志与香港》等书出版。2008至2012年，除了众多回忆性、纪念性文章公开发表外，学术专题文章至少达到70篇以上，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均为前所未有。

而在廖承志的家乡惠州，对其的研究更是做出了许多有益的尝试。2008年9月24日，广东省委、省政府与惠州市委、市政府在惠州联合举办了纪念廖承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多位代表在会上作了专题发言，《惠州日报》从2008年9月19日起连载蒙光励所著《廖承志》。惠州市廖仲恺何香凝研究会于2008年9月25日举行学术性为主体的纪念报告会，本土专家学者和理论工作者积极展开对廖承志及其家族的专题研究。2010年8月，由惠州学院和惠州仲恺高新区联合举办，惠州市廖仲恺何香凝研究会承办的“纪念廖仲恺逝世85周年全国学术研讨会”在惠州举行，有多篇涉及廖承志思想言行的论文入会并公开发表。由市委党史研究室与惠州市廖仲恺何香凝研究会联合编著的 《廖承志研究备览》一书，也已公开出版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