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深圳遭遇数十年不遇之冰雪的同时，珠三角多个城市也深受企业倒闭“寒流”之困。

　　除夕前两周，在广州经营一小型鞋厂的成都人廖生早早订好了返乡机票。“厂子效益不好，莫得办法，早点回家”，“啥子时候回来还不知道”。听廖生讲，他到广州打拼有十几个年头了，这几年，鞋厂的生意越来越不好做。今年他打算趁农历新年之际早早回乡，也顺带看看能不能在家乡和朋友一起经营点别的营生。

　　同一时间，珠海一手表生产厂家的管理人员张生说，“跟前几年相比，今年我们厂的效益大有好转。之前，好多表厂倒闭，我们厂也总在春节前给部分工人早早放长假，但我们厂产业链长，每个零件基本上都自己做，成本低些，总算维持下来。现在竞争者少了，我们的订单也多了起来，今年春节就没有提早放假”。

　　回想这个冬天，在西伯利亚霸王级寒潮强势袭来，广州、深圳遭遇数十年不遇之冰雪的同时，珠三角多个城市也深受企业倒闭“寒流”之困。

　　据《每日经济新闻》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珠三角地区有76家企业关门，涉及的行业以电子、陶瓷、纺织等劳动密集部门为主。在珠三角9市中，东莞成最大重灾区，年内该市年倒闭的企业达到27家。

　　不过，亦有一些制造企业渐渐熬过“寒冬”，在绝境中找到新的生存空间。

　　随着猴年迎新的庆贺渐入尾声，随着和煦的暖风把阵阵春意带到南国，珠三角各方人士都在关心，新的一年，我们能迎来经济“第二春”吗？

曾经优势丧失

　　近些年，对于珠三角经济，总是唱衰者多，叫好者少。一些外媒甚至将珠三角制造工厂、企业倒闭“寒流”看作是“中国制造”乃至“中国经济”必然走衰的“先兆”与“缩影”。

　　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珠三角曾率先致富，但也最先陷入发展瓶颈。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珠三角借助“三来一补”推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凭借低劳动力成本等比较优势，在全球制造行业中脱颖而出，一度成为“世界加工厂”的代名词，创造一个个“东方神话”。

　　但如今，多种因素作用下，这些优势正在逐步消失。

　　劳动法律的逐步完善、工人维权意识的不断提升，及内陆经济环境改善、剩余劳动力“东南飞”热情降低，加之90后“任性”求职等因素，都在无形中增加了劳动力成本，使得传统工厂式生产模式再难推行。

　　同时，利率不稳、工业用地短缺引发土地升值等问题进一步压缩了珠三角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利润空间。

　　另外，由于人力成本更低的越南、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加入国际代工市场竞争，与德国“工业4.0”、美国“在工业化”等高端制造的回归，使得“珠三角制造”面临更大的外部竞争压力。

　　如今，走进东莞、佛山等珠三角城镇的诸多厂区，随处可以见到一个个废弃残破的厂房、一辆辆锈迹斑斑的汽车、一根根东倒西歪的铁架，“秋残落寞繁华尽”之感油然而生，令人唏嘘不已。

外来务工的动荡生存

　　长期以来，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先富起来”的“新儒商”，以锐意进取的精神、令人羡慕的生财之道，乃至兼济天下的某种士人情怀而倍受瞩目，享受着无限荣光。然而，人数更多、对城市发展与繁荣功不可没的农民工群体，则从事着最脏、最累的工作，分享的利益成果最少。而当城市经济的传统增长模式陷入困境之时，他们又成为首先遭殃的群体。

　　时下，珠三角的外来“打工仔”，越发没有安全感、稳定感和归属感。制造行业不景气的背景下，农民工上岗容易、下岗也容易。承压能力弱的企业随时面临倒闭风险，而不少运营模式更为正规、承压能力更强的企业，也是“靠订单发薪”。每逢人民币升值、原材料成本上升、订单下降，就给工人减薪放长假，而汇率利好、订单增多之时，再召集工人复工。

　　近几年，越来越多的企业因效益不好，在春节前几周就给工人早早放假。来自广西农村到中山打工的李生苦笑，“早放假也好，回乡的路上没那么拥挤。”

　　然而，工厂生产的不稳定加剧了工人源的不确定性，给珠三角经济更添隐忧。鉴于诸多企业订单不稳，“饥一顿饱一顿”的外来工也只好多方兼顾，趁着回老家过年的机会，一面照顾老家的粮食收成，同时在几个城市找机会，根据亲朋好友的消息频频“跳槽”，在城乡之间、不同城市之间穿梭，以寻找更好的就业机会。

　　不难想象，农民工“候鸟化”的结果，只能是加剧“用工荒”与“就业难”的恶性循环。

产业转型的乍暖还寒

　　那么，珠三角路在何方。实际上，从珠三角的政府到商业界，早就明白“穷则变，变则通”的道理，也已经在产业转型的坎坷路途上摸索良久。目前有较为充分的迹象表明，珠三角正快速切入政界、学界所希冀的“中国智造时代”。

　　一方面，通过自动化、机器作业，实现技术红利代替人口红利，成为诸多珠三角传统劳动密集型企业谋求新生的突破口。其中，以制造业损失最惨重的东莞市最为积极。该市自2014年9月开始引领全国“机器换人”潮流。今年年初，东莞又定下到2018年底，全市八成工业企业实现“机器换人”的宏伟目标。

　　另一方面，为改变长久处于全球产业链低端位置，提升自主技术创新能力，近几年，深圳、珠海等市纷纷出台鼓励海外高层次人才创业条例，为创新创业团队提供资助。去年，珠海新增的“青年园创业咖啡”等企业孵化器面积达到31万平方米，并计划在2017年将孵化器面积增至100万平方米，孵化企业增至500家。

　　不过，该地区产业转型仍处于试水期，要真正实现机器助推“珠三角工厂”，高科技拉动“珠三角智造”依然挑战重重。

　　高级劳动力与熟练技术劳动力短缺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重要阻力。相较于北京、上海，珠三角的科技型、信息密集型企业的发展缺乏高质量的高校实验室为依托，更缺乏具备技术能力的综合性与专门性人才为支柱。国内大多数高科技人才更愿意留在科研聚集效应更好的北京、上海。一位珠海科技创业公司的负责人说，在珠海想要招到技术人才十分困难，有时甚至需要开出比上海同行还高的薪水，人家还不见得会来。

　　其次，产业结构顺利调整还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要加强企业与农民工的互信，让企业生产与劳动力二者趋于稳定。随着“机器换人”时代的到来，从事简单劳动的人力需求将逐步减少，而机器维修、操作、生产等岗位需求将随之扩大。只有更多农民工向现代产业工人转变，只有企业工人保持稳定，企业方能通过周期性为职工提供培训的方法，使其成为适应转型变化的技术工人。而要减少“离乡不离土”的“候鸟”型农民工，既须要政府从政策与监管两个层面推动“农民工市民化”，也须要转型企业尽快展示效益能力，增强打工者对企业的信心。

　　另外，珠三角地区着手高新技术改造的过程中，也应避免盲目引进创新项目，一味追求“高大上”，而应结合自身传统产业特点与地区优势，引进最适用于本地区发展的科技与信息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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