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全世界都在为一个叫克洛维斯·费尔南德斯的老人感动。

　　这个从1990年就开始追随桑巴军团、绰号“大力神杯牛仔”的58岁巴西球迷，在米内罗竞技场亲眼目睹国家队被德国7:1击败后，忍着泪水，把自己的大力神杯亲手交给德国球迷：“把奖杯带到决赛去吧！我很难过，但你们配得上这个奖杯，恭喜你们。”

　　多年之后，也许我们会不记得巴西在这场比赛中被灌进几球，但老人怀抱金杯的哀伤和送出金杯时的微笑，却一定让人难以忘怀。

　　作家斯蒂芬·茨威格曾热情讴歌巴西是人类文明的全部希望，“一种人道主义精神，一种自由、平等、博爱的现实版本”。即便他生活的时代，巴西仍处于独裁统治，但他依旧确信“在巴西，我们对未来文明最美好的愿望才有喘息的机会，我们被仇恨与疯狂撕裂的故土才可能平静下来”。

　　克洛维斯微笑着给德国球迷送上金杯的那一刻，在给每一个人心灵带来触动之余，似乎也闪现着茨威格说的那种“人道主义精神”：通过足球传递爱和包容，真心地为强者鼓掌喝彩，而不因为一场胜负散播仇恨、愤怒和哀怨。  

　　这也是为什么，这场1:7的惨败，其实并不能与64年前的“马拉卡纳打击”相提并论。1950年的巴西，废除帝制才60多年，整个国家虽然偏居世界一隅，远离战争和灾难，但却处于一种混沌和封闭的前现代迷茫期，足球似乎是天真善良的国民的唯一精神寄托。当终场哨响，20万人的马拉卡纳如葬礼般安静，巴西国内到处是哭声，解说员说“这是巴西历史上最悲惨的一次灾难。”

　　64年后的米内罗竞技场，巴西球迷虽然也在流泪。队长大卫·路易斯边流泪边对着镜头说“对不起巴西人民”，这种似曾相识的“政治化”语境背后，却是他刚以5000万英镑的世界中后卫天价转会“大巴黎”。在这个健忘的全球化消费主义时代，在商品属性和国家属性之间，球员更多时候忠于他的衣食父母足球俱乐部而非国家队。虽然经历一场耻辱之战，但至少“蓬蓬头”不用像64年前的巴西门将巴博萨那样，“没有犯罪却在后半辈子一直遭受惩罚”。

　　巴西输球后，微信里的巴西朋友，几乎都在祝贺德国队——“我们输给了一支更好的球队”。我曾在1:7惨败后杞人忧天地提醒在巴西采访的同事们“要注意安全和防止骚乱”，但事实上，除了贝洛奥里藏特有球迷焚烧巴西国旗、圣保罗出现几起公交车打砸抢外，整个巴西非常安静。

　　这个国家因足球产生的情绪，已经留在了足球场这个社会的“安全阀”里，并在那场比赛的上半时就宣泄完毕。如果接下来巴西人还将走上街头，可能不是因为足球，针对的还是巴西国内的种种现状。

　　2012年，巴西总统府战略事务部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巴西符合中产阶层标准的人口已达1.04亿，占当时全国人口的53%，而在2002年这个比例只有38%。2002年，巴西在经济不景气的年份里夺得了世界杯，整个国家在接下来十年里着眼于经济复苏。十年来，迅猛增长的中产阶级，更务实地关注自身的衣食住行，会为公交车票涨了几毛钱而走上街头。“不要世界杯，要医保和教育”是从去年联合会杯一直延续到今年的口号，一场比赛的失利，很难再调动起中产们的情绪并为之嚎哭。

　　似乎也是因为中产阶级的增长，让华丽的桑巴足球变了味。随着巴西青训的产业化，越来越多的国内俱乐部愿意招收富人家的孩子踢球，以获取更高的培训费用。贫民窟里的孩子，大都被欧洲俱乐部的球探挖走。但是，从贫民窟里走出来的加林查、罗纳尔迪尼奥们踢的快乐足球，才是桑巴足球的精髓和正统。斯科拉里的这支巴西队，唯一传承桑巴足球气质的，只有内马尔。在内马尔伤退后，桑巴军团立刻失了魂。

　　但是，在经历这次不算成功的世界杯之旅后，擦干眼泪的巴西依旧给人希望。这个没有历史包袱的年轻国家，拥有美丽富饶的土地，热情欢乐的人民，由异族通婚和种族融合形成的“大熔炉”社会与多元文化。足球是他们的国魂，但现在并非他们生活和希望的一切。正如巴西国旗上书写的“秩序和进步”，青春期的小男孩，终有长大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