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家治理中舆论治理方面的辨证思考_评论网--全球最大的政经类评论门户网站

       摘要：在国家治理的舆论治理方面，西方国家依据权力客观理性化的现实主义思路，形成了一种市场性社会舆论客观管控方式。中国依据权力主观道德化的神化主义思路，形成了一种计划性社会舆论主观管控方式。因此，西方国家相对而言比较客观科学，中国目前则比较主观愚笨。结果是西方国家的社会舆论公信力比中国高。其使西方国家相对具有強大的容错能力、宽松的纠错能力和灵活大胆的创新能力。中国却正好相反，由于国内外社会舆论上的公信力相对较差遭人诟病，而表现为脆弱的容错能力、苛刻的纠错能力和僵化保守的创新能力。我们应该在这方面保持清醒的认识，对这次国家紧急状态下抗疫治理成绩的优异表现，不要盲目乐观，骄傲自大。相反，必须对暴露出的这些严重缺陷，痛定思痛，认真省思，“亡羊补牢”而加以从根本上改正。
关键词：国家治理舆论治理公信力 新冠疫情
     2020年2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研究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工作时的讲话中指出：“这次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1]而且，不仅中国，整个全球也是同样的面对这次新冠病毒疫情大考。世界各国，不同制度，文化相异，八仙过海，齐显神通，答卷差别，成绩浑异。对此我们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评价不一。且凡事不可一概而论，皆须一分为二，唯其才能符合辫证法。
      总结此次抗疫过程中全球各国的应对成绩表现，最主要有三类典型。一是欧美西方民主制度国家，由于包括文化差异在内的各种因素影响，应对出现严重的技术性失误，成绩表现极差。二是东亚儒家文化圈实行民主制度的韩国、日本及中国台湾、香港地区，没有出现大的应对技术性失误，成绩表现较佳。三是具有儒家文化传统的中国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治理制度，虽然在国家治理正常状态的疫情发生初期，出现一些关键失误。但是，在疫情蔓延爆发后的国家治理紧急状态下，应对有效没有出现大的技术性失误，成绩表现明显占优。
西方国家疫情应对技术性失误，主要是早期麻痹大意，严重轻视忽视了疫情的危害性，反应迟钝、应对不力，犹豫不决耽误了阻断病毒传播的最佳时机。疫情爆发后则因为意识形态上的傲慢与偏见，他们的政治决策可用“愚蠢颟顸”四个字来形容，没有迅速把握好国家治理从正常状态向紧急状态的转变，和国家治理中生命与自由的价值排序、生命至上还是经济至上及个体利益与群体利益辩证关系的本末倒置。国家治理中，非正常的紧急状态总是短期暂时的，如洪灾、疫情、战争、动乱……而正常状态则是长期恒久的。在紧急状态下，国家治理需要强调集中与纪律，运用一些正常时期弊大于利的集权、人治性手段，问题是要把握好其中的转变过程。特别是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会遇到自然而然的障碍或阻力，影响政府的权威与效率。这便只有事在人为了，如这次应对新冠疫情，东亚一些国家就表现不错。
但本文不打算对此次全球新冠病毒疫情大考作出全面分析，仅拟就其中的舆论治理方面进行一些深入思考讨论。中国自古就有这样的观点，出师有名和名不正言不顺。其早就告诉我们舆论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一环，掌握舆论上的话语权至关重要。因此，对这方面目前存在的问题，我们不可不察，不可不究。而且，在全球化时代的当下，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掌握国内舆论话语权的同时，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掌握国际舆论话语权。深入探究后，我们还发现，其实这二者之间是相通的，可以顺理成章一通皆通。
一、两种不同观念的社会舆论治理思路
观念决定思路，舆论治理也是如此。舆论自由与舆论管制好比一枚硬币的两面，是一种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因而与之相对应也有侧重不同的两种不同观念的社会舆论治理思路。一种是将国家权力客观理性化，允许容忍对国家权力的批评，因而只须承担有限的国家治理责任。一种是将国家权力主观道德化，不允许容忍对国家权力的批评，因而必须承担无限的国家治理责任。但国家权力非神，国家治理实践证明任何国家权力都无法承担无限的国家治理责任。结果，国家权力要么为了避免国家治理失效通向极权一意孤行，要么国家权力丧失权威国家治理低效四面楚歌。
（一）权力客观理性化的现实主义思路
实事求是地说，现代西方国家属于这一种社会舆论治理思路，即将国家权力客观理性化，原则上能够允许容忍社会舆论对国家治理政策措施及当权者批评议论。历史上信息开放先进的传统工商社会环境，是其存在产生的基础或土壤。西方国家的国家治理观念中有一来自英国哲学家休谟所言，并得到公认的无赖假设：“在设计任何政府体制和确定该体制中的若干制约、监控机构时，必须将每一个成员都设想为无赖之徒，并且设想他的一切作为都是为了谋取私利，别无其它目标。”^[2]这次西方国家主流媒体有关本国新冠病毒疫情的报道，其角色就主要表现为批评监督政府。特别是美国主流媒体，如CNN、《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几乎是对特朗谱政府每天一黑，每天都在指责政府这也做的不好那也做的不对。不管其出了个什么政策，说了句什么样的话，都能找到黑点和不足之处。《纽约时报》说美国“彻底浪费了2个月的时间”，《华盛顿邮报》说美国“错过了最关键的70天”。CBS记者胆敢在白宫怒怼总统为何要使用歧视性的“中国病毒”；NBC的记者质问特朗普吹捧效果未经证实的抗疫药物是否给美国人虚假的希望，并指出美国数百万人活于恐惧中；纽约时报驻京记者张彦（Ian Johnson ）的“观点”文章，认为中国为美国赢得了时间却被美国白白浪费了；纽约时报的社论公开谴责特朗普政府官员的言词加剧了对亚裔的种族仇恨。波士顿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日报，同时也是美国被公认的“最具声望的报章”的《波士顿环球报》，于2020年3月30日，以编辑委员会名义发表一篇社论，言辞犀利，不仅在标题里指出“一位不胜任的总统”，而且在副标题里更直接斥责到“许多苦难和死亡本可避免，总统手上沾满鲜血”。美国经济学家、《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保罗·克鲁格曼也撰文严厉批评了美国应对疫情的策略，称美国是“死亡和否认”之国。他批评指出，最重要的原因是最高领导人的昏庸：数以千计的美国人正在死去时，总统还在炫耀他的收视率。所以，特朗普也反感美国这些主流媒体，却也无可奈何。
再让我们来看看1964年发生的那个经典的美国“纽约时报案”。当时，在著名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等人领导下，以黑人为代表的有色人种频繁游行示威，抗议社会歧视和种族主义政策。马丁·路德·金为此曾被拘留四次，但是《纽约时报》却报道成七次，还有其他一些不尽准确的细节。结果，当地官员起诉报社“诽谤”，要求赔偿名誉损失。州法院认定报社有错，责令赔偿50万美元。但是上诉之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这一判决违反了第一修正案对言论和新闻的保护。理由很简单，因为新闻报道不可避免会出现一些瑕疵；如果在法庭上不能自证自己的言论属实，动辄就要受到重金处罚甚至丧失人身自由，那么今后谁还敢说政府一个“不”字？这种规则对公众监督政府官员显然是不利的。因此，最高法院改变了针对官员言论的法律规则。如果是官员控告有人诽谤，那么他自己必须证明被告带有“实际恶意”，也就是说被告是在明知故犯、恶意侮辱。不难看出，这种证明是难上加难，以致一般认为在这个里程碑式的判决之后，美国大小官员都丧失了名誉权的法律保护，即便公众批评错误也只得忍气吞声。正如该案中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布伦南大法官所指出：“全国人民坚信这样一条原则：人们可以不受限制地、生动活泼地和完全开放地讨论公共事务，可以对政府和政府官员进行猛烈的、辛辣的，有时还是令人不悦的尖锐抨击。”^[3]
当然，这并不是说西方国家完全不对社会舆论进行控制，绝对的言论自由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存在。但是，这种社会舆论控制基本上是在由法治规定限制的范围内。而且，非正常时期（战争、动乱、自然灾害等情况）比正常时期更加严厉。如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 美国政府对战地新闻报道提出很多限制。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时, 要求媒体记者和新闻报道必须维护国家利益与价值观念, 他们必须配合政府从正面报道战争。我们可以看到，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所谓媒体的自由采访、自由报道常常会受到政府或其他政治力量的限制、干涉和阻挠。如这次疫情中法国前卫生部长布赞在《世界报》报料，她早在一月份就向总统和总理示警，并公开反对举行第一轮市长选举。据法国专家们分析，如果推迟这次选举的话，将会对执政党极其不利。这就是为什么法国总统马克龙坚持投票的原因。可谁也想不到，第二天就一切烟消云散！仿佛这件事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后来布赞女士的爆料终于有了新进展。但其不是来自媒体，更不是来自政府，而是几位医生。他们把总理和前卫生部长以不作为的罪名告到法院。但上网去搜一下，法国没有任何媒体报道过这件事情。
另外，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 资本家为了自己的利益, 会利用所掌握的经济权力对社会舆论进行各种干涉，以控制与影响社会舆论的立场和取向。比如, 2020年3月19日，美国《西雅图时报》刊登了一篇报道，讲述一位就职于华盛顿州一家医院且拥有18年急诊科工作经验名叫Ming Lin的华裔医生，指控在美国的新冠疫情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他所在的“和平健康圣约瑟夫医疗中心”却应对上准备不足，甚至没有给医护人员提供足够的防护，将员工置于高风险之下，并持续发帖批评医院的工作不足，还拒绝了医院方面删帖的要求。然而，之后他却被他的雇主开除了。
但是，相对而言西方新闻媒体及其记者还是有较自由的批评监督权, 他们很大程度上可以对政府的政策、执政党的执政能力、政府官员的表现进行种种批评议论。如美国著名学者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乔姆斯基一生和政府唱反调，美国政府也没有给他带来太大的麻烦，还获得了世界性的声誉。再如，美国世界著名的《时代周刊》胆子更是大得出奇。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由于言行不慎胆大妄为，就多次被其犀利评论甚至恶搞。因此，西方国家社会舆论相当程度上的独立自由，实际中起到了极大的制约权力作用。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艾什民主管理与创新中心”主任安东尼•赛奇教授即指出，西方国家一般说来，市民对本国领导人评价都偏低，原因在于他们国内民众对本国领导人的批评很多。以奥巴马为例，天天电视台、报纸上有针对他的不同看法，经常有批评的声音,所以很多人觉得他不好，当然另有一部分人觉得他好。英国、德国和法国也是一样，这些国家对本国领导人也有很多不同观点和看法，所以满意度低。^[4]美国新闻界的诺贝尔奖——每年一度的普利策奖，其绝大部分都是报道美国政府的负面新闻。不过，这方面也有严格的一定限度, 即他们往往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利益不得不屈服于政府、政党与资本，以及市场约束和控制新闻舆论。
（二）权力主观道德化的神化主义思路
毋庸讳言，我们目前正好是属于这样一种社会舆论治理思路。即将权力主观道德化，使权力很大程度上被神化，从而不允许容忍对国家权力的批评。如在现行的言论管控制度下，我国媒体基本上失去了对国家治理各种政策措施的批评监督舆论功能与权利，而是任何一项国家治理政策措施出台后，各种媒体毫无例外都必须第一时间跟进响应，一概只能进行宣传解释和赞美肯定，以有利于其之顺利贯彻落实。这与西方国家媒体的报道方式几乎完全相反，中国媒体在报道各种新闻时，不管什么情况，总能找到亮点。比如油价上涨了，有利于环境保护；粮食价格上涨了，有利于农民增收；降低关税，帮老百姓省钱；增加关税，保护民族经济；汶川发生大地震了，多难兴邦。等等不一而足。可以说这种情形，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权力机构都是一个模式如此。
有人认为西方在进行制度设计时假设人性恶，导致制度设计走向法治化。而中国则强调人性善，制度设计更寄希望于道德自律。其实，不仅西方文化认为人是有原罪的，人性恶之说中国也古之早有。中国历史上人性善或恶历来是儒家人性论的两大主流。孟子主张人性善,是性善论的典型代表;荀子主张人性恶,是性恶论的典型代表。他们的人性观虽然表面上截然相反,但其目的取向却是一致的,即殊途同归主张加强后天的道德教育。孟子认为仁义礼智是人的本性，强调内在自我修养以保住人之善；荀子则认为人的仁义礼智不是人的本性,而是通过后天的学习才得到的，强调外在教育引导以改变人之恶。不过若仔细探究，荀子就其“以生为性”而言，他本当主张人性无善无恶；只是为了论证礼义（若人性善道德礼法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才又得主张性恶。而孟子把人的仁义礼智看作人的本性,也并不完全否定人的自然性,承认人的本能同样是人的天性,只不过认为不能让人的自然性去腐蚀人的社会性。这不也是主张人性无善无恶吗？总之，孟子和荀子从不同的角度对人性进行肯定或否定，其是与儒家的道德政治文化紧密相关，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即将权力道德化，使伦理道德与权力异化性地结合在一起。按照儒家的权力道德化逻辑，如《春秋谷梁传》所曰：“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而且时至今日，我们仍是在为权力尊者讳，即凡在位之权力者皆不能客观地批评议论，哪怕是实事求是有理有据。缺少或更确切地说是不允许一种对权力者之批判怀疑精神。其可以说与“文革”中“公安六条”的“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大同小异，或“五十步笑一百步”而已。
所以，便有著名作家、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得主周大新在长篇小说《曲终人在》中，借清河省省长欧阳万彤之口这样表述：“中国的官场被看成一个伟人熔炉和道德高地，谁当了官谁就是最聪明和最有道德的人，他的思想就是最智慧的，他的言行就是最符合道德的，他对治下的百姓就有了父母对儿女一样的威权，被称为父母官，他就有了裁判一切的权力，谁也不能对他的决策和话语进行质疑。”因此，只有权力者失势被否定后，如腐败违纪、失职渎职等，才允许批评议论。其正如曹林先生所说：“‘打老虎’是一种特权，只能相关部门去打，媒体是不能打活老虎的，相关部门打了之后，成了死老虎，媒体才能去鞭尸。落马前新闻的静默，与落马后新闻瞬时爆发如江河决堤，让人觉得严重违反新闻规律。”^[5]若再往深里究，是权力道德化下国家权力难以关进科学的制度笼子，而社会舆论权利却被关在制度的铁笼里。举例如，2019年1月15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陕西省委原书记赵正永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事实上，有关赵正永被调查的消息，两年前就在坊间流传，早先亦有迹象，此时传闻才被坐实而已。对赵正永同一个人，此前此后媒体的报道中评价天壤之别。要是平时允许正常的批评监督的话，绝不致出现这样的“脑筋急转弯”，给党和国家的公信力造成极大的伤害。
权力道德化对权力者提出道德上的超高要求，其虽然具有一定程度的教化功能，但也使人们形成了一种“道德情结”：对权力者的“权力道德化”宣传和描绘，放大了现实与理想的反差，助长了人们过分追求完美的“道德迷信”心理，即老百姓经常以“权力道德化”的标准来观照现实。若一旦他们发现权力者存有和普通人一样的某些缺陷，所崇拜的权力偶像并非完美无缺时，便不肯容忍。以致道德政治文化的意识形态便会轰然倒塌，对执政者的信任也可能荡然无存，形成怀疑一切的逆反心理：人们激烈地将权力“妖魔化”。如那些权力上的失败者很容易被妖魔化，成为道德上的赤裸者。这种情形历史与现实中屡见不鲜，看似与“道德化”相反，实质上却是紧密相关的，“道德化”正是“妖魔化”的哲学源头。可以说对道德说教的迷信与对道德说教的逆反，不过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在当今普遍的民粹主义心态下，很多人以为官员都是不食人间烟火似的，甚至“不吃不喝”便能够为社会提供优质公共服务。这种乌托邦幻想与过来我们过于强调道德教育的作用，而忽视利益激励的道德化传统思维，就不无关系。
写到此也许有人会问，那么若不这样的话权威何来？答曰只要否定权力道德化，实行权力优越、权力制约、权力竞争三位一体，权威在批判怀疑的竞争中必然更具生命力！不过将来权威之改变肯定是会有的，那便是政治家再也不能垄断真理——从来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认为只有领袖人物们拥有真理的专利权。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权力者需不断承受来自思想和舆论自由的强大压力，必须与思想家一道平分秋色彼此制约。这难道不正是我们梦寐以求的自由、民主、法治社会基础吗？倘若像目前这样，权力道德化在思想舆论自由的反弹下，倒的确是将必然伴随着权威的自然衰减。
二、两种不同思路的社会舆论管控方式
在上述两种不同的社会舆论治理思路下，必然形成不同的两种社会舆论管控方式。即西方国家遵循权力客观理性化的现实主义思路，形成一种市场性社会舆论客观管控方式；中国遵循权力主观道德化的神化主义思路，形成一种计划性社会舆论主观管控方式。
（一）西方国家市场性社会舆论客观管控方式
在社会舆论领域，西方媒体早已经形成了市场性的多元化现象。即社交媒体，官方媒体，民间媒体，和不同利益方，不同观点，不同派别的媒体都有；不同媒体之间观点相左的有之，支持反对党的媒体有之，支持执政党的媒体有之。从而让民众有一种多元化的信息获取渠道，并通过自由比较就能够容易得到相对客观公正的认知。隐藏在媒体多元化与舆论自由的水面之下的是，看不见的西方国家市场性社会舆论客观管控方式。
下面便是以上所述的一个生动形象例证：这次新冠疫情中美国《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报道吐槽特朗普中午才进办公室，惹得特朗普连发三条推文表明自己是“史上最勤奋总统”，斥责《纽约时报》是“假新闻”：“了解我和我们国家历史的人都说我是史上最努力工作的总统。我不知道这点，但我是个努力工作的人，在我前3年半的任期里完成的工作可能比史上任何一名总统都多。假新闻讨厌它！”几分钟后，意犹未尽的特朗普又写道：“我从清晨工作到深夜，好几个月都没离开过白宫（除了出席‘安慰号’医院船启航礼），处理贸易协议、军队重建等事务，然后我在失败的《纽约时报》读到了一个关于我工作安排和饮食习惯的假故事，这个故事由一个对我一无所知的三流记者撰写。”特朗普继续为自己辩护道：“我经常会在椭圆办公室待到深夜，却（在报道中）看到、读到我在卧室里愤怒地吃汉堡、喝无糖可乐。和我在一起的人总是很震惊。做什么事都要贬低！”特朗普的愤怒来自于《纽约时报》2020年4月23日的一篇报道，报道援引多名美国政府官员的话，描绘了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特朗普的工作情况。文中，特朗普被描述成一个被困在白宫、与电视作伴的总统。他会在卧室看了一上午电视，中午才带着不佳情绪来到办公室，还时常因为自己在媒体上的形象勃然大怒。报道称，当特朗普来到办公室后，他通常会听取每日情报简报，与国家安全团队或经济顾问开会，并不时给各州州长打电话、阅读报刊等。在每天白宫疫情简报会结束后，特朗普会在办公室边的私人餐厅看电视，和还没下班的下属把一天再回顾一遍。这时，薯条和健怡可乐也会准备好。之后，他会再次回到电视身边，不断切换频道，回顾自己的表现。而就在特朗普怒斥《纽约时报》之际，一些白宫官员也急忙替总统辩护，称总统在疫情期间会忙到错过午餐。“作为一个新上任的白宫幕僚长，我最关心的问题是要确保他有时间快速吃点东西。”上月底才上任的白宫幕僚长马克·梅多斯26日对《纽约邮报》说。他透露特朗普最近有一次凌晨3点19分给他打了电话。他那时正在睡觉，没有料到总统会那么晚来电话。梅多斯说:“我可以告诉你，他会回到椭圆办公室，就在办公室外吃个午饭，还经常会被几通电话打断……我来这5星期了，就没见过他每天哪怕能抽出10分钟时间。”另一名白宫官员则称，特朗普有时还不吃午饭，“有时候甚至都不去想午饭了，很多时候要么是没时间吃，要么只有10分钟吃。”还有官员干脆拿出了特朗普的通话数据，称他光是上周三早上就打了24通电话，6:30分就已经在和美国财长姆努钦通话了，当天晚上和国会议员及州长的电话又打到11:30分。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也跳出来“护主”：“我每天早晚都会接到他（特朗普）的电话……我觉得我工作够努力了，一周7天每天12个小时，他却还要围着我们转圈，似乎从不感到疲倦。说他不努力工作的想法是非常荒谬的。”
西方国家民主政治制度的基本特征就是分权，而权力分散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分散责任，国家只承担有限的责任。有限责任体现在很多方面，比如选举制度下，政党之间分权竞争，不称职的政党下台就行，制度不承担责任。又比如联邦政府有横向的三权分立，任何一个分支都没有完整的权力，也不承担责任。再比如美国联邦权和州权有纵向的分权，涉及人民生活的很多方面是由州政府和地方政府负责，所以联邦政府就可以甩锅。分权制度具有分解、消化、瓦解政治批评的的能力，而与社会舆论治理有关系之处，是在行政过程中政府应对出现失误时，国民是否把它归结为不当控制社会舆论的原因。如在中国疫情早期武汉出现了一些应对失误，有人就归因到了这上面上去，说是因为这导致了疫情扩散暴发。现在的美国和当初武汉的情况比起来，应对失误更为严重，可是没有人说这是控制社会舆论导致的。也没有人对此提出怀疑，相反，坚信社会舆论是自由的。这是一个很值得深思的现象。这种情况也会产生严重的后果，比如中国，当人们失去了对国家治理政策措施与当权者的社会舆论批评监督自由，我们就也必须相应承担了一种无限责任，社会因此而容错能力低不稳定的代价。而西方国家的社会舆论相对自由下，他们的社会就表现得容错能力极高超稳定，同时也能通过有效的批评监督，及时发现错误或缺陷，让国家治理政策措施适应具体形势的千变万化。如从法国卫生部1月21日第一次就疫情对全国发表讲话，提出健康人无需戴口罩，历经两个半月的质疑才终于改正过来。可是并没有人解释原因，也没有人道歉，更不需要有人因此承担责任。
宋鲁郑先生在《巴黎日记》中，总结了西方国家许多无法谅解和宽恕的疫情应对错误后说：“国内外主张中国应该采纳西方政治制度的群体声称，西方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的选票授权，因此必定会为人民负责。可是这个理论怎么和现实完全不同呢？原因只能是理论错了。”还说：“中国许多学者说西方有新闻自由，有言论自由，一旦出现疫情就会立即进行报道，引起整个社会关注，从而在疫情之初就能有效控制，绝不会发生疫情。看来又是理论错了。”^[6]但对此笔者却以为是，由于西方国家经济政治制度下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使民众产生了一种个人利益和自由至上的个人主义文化，疫情中的群体利益往往难以被优先考虑与重视之故而致于如此。正如著名作家韩少功所言：“怪不了左派，也怪不了右派，是这一届人民真的不行。选民们本身亦左亦右，非左非右，时左时右，想把天下好事占全，又想把责任统统推卸，因此只能让民主死机，陷于一片道德伦理的深深泥沼。”^[7]所以，这次全球疫情应对中，西方国家政治家的表现并不是不对民众负责，相反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迎合民众的要求才如此。也因为，舆论监督需要通过民众压力的中介，才能促使政府及官员行动。否则，他们也会充耳不闻，出于经常性普遍性的批评监督而早已经习以为常。一句话，资本主义社会制度错在阶级剥削压迫造成社会不公，这才是其与生俱来无法克服的根本缺陷。西方国家如果没有民主选举和舆论自由，疫情还会更糟糕。恰恰是这两点在很大程度上，弥补或减轻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以致还能够使她于一次次纠错中不断向前发展进步。即使在资本优越主导下，西方国家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虽然改变不了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剥削压迫的本质，也仍然一定程度或某种意义上对广大劳动人民有利，其至少促使了社会福利的不断改善。当然，这对于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属于“小骂大帮忙”，反有利于从长远维护巩固其。否则，若按照宋鲁郑先生一贯的片面性自洽逻辑，至今仍然实行封闭保守僵化的计划经济的朝鲜，此次全球抗疫中却歪打正着，成功地将新冠病毒拒于国门之外，成为全球最安全的地方，岂不是经济社会发展明显落后的“朝鲜模式”成了世界上最好的一种国家治理方式吗？
（二）中国计划性社会舆论主观管控方式
虽然国家拥有立法、行政、司法等三大权力，但公民享有舆论的自由，有权利用舆论来监督约束政府各级权力者的各种职务行为，其具体形式为社会舆论。特别是思想类的非大众化的精英化舆论，即由思想家引领的各种时代思潮，是一种超理性的舆论，更应保障其自由，让其相互竞争，强调其对国家权力的根本关键性制约作用。西方国家学者将舆论定义为国家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的第四种权力。舆论若具有自由独立性，则是无冕之王，可以实现对权力真正有效的舆论监督。其实，去掉道德化权威的水份后，反而会有利于建立起更加有效的理性权威。
但是，我们就目前而言，国家不仅掌握立法、行政、司法的权力，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掌握着公民的舆论权利，这无疑是一种权力越位。康德讲过治国者必须认识到“人的权利是不可亵渎的，无论它可能使统治权付出多么大的牺牲”“一切政治都必须在权利的面前屈膝”。^[8^]托克维尔也曾批判过度集中的国家权力对个人的危害，并提出“让个人享有一定的权利并保证其不受阻挠地行使这项权利，为个人保留少量的独立性、影响力和独创精神”。^[9^]因此，宣传和舆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宣传是国家权力为自身服务的一项职能；舆论则是公民权利对国家权力进行制约的一种手段。国家断然不可缺少宣传这一职能，但其却不应垄断操纵舆论。
且看看我们对舆论的控制：舆论与军事对于统治者的统治来说，都是同等重要，就好比一文一武的两种互相配合、补充的统治手段，军事是斥之以力，舆论是晓之以理，二者缺一不可，只有双管齐下，才能真正保证统治的稳固。对此，我们可以说是真正懂得和明白了这一政治真理或道理。在对舆论控制、舆论导向的高度重视上，我们党的历代领导都是一脉相承的。并且，这也是在实际中得到了切实有效地贯彻执行，全然不象我们其它许多方面的有禁不止、有令不行。譬如在舆论宣传上，我们的每一个地区、每一个部门及每一项工作的成绩、功劳、优点都必须是主要的，是主流；即使某一地方某一方面的治理效率每况愈下，我们也绝不能说有关地方有关部门治理不力，没有履行好应尽的职责。我们党和政府的绝大多数领导干部必须都是好的或比较好的，是九个指头；腐败分子及不称职者则必须是极少数，是一小撮，是一个指头；即使各种大小腐败现象层出不穷，不勤政者比比皆是，我们也决不能说多数领导干部是不优秀或不称职的。还有反腐倡廉，只能正面宣传为主，负面报道为辅……总之，一句话，我们的舆论宣传决不是仅只要不违背宪法与法律，更必须要有利于树立党和政府部门的威信，有利于稳定社会与人心，假设如果实际与此发生矛盾，我们就必须设法去掩盖现实真象。至于什么“舆论自由”、“新闻自由”，那只不过是一种必要的装饰。这就是在舆论宣传上，我们大家心照不宣有不成文规定的组织纪律原则，其历来有之，谁也不敢、也不能去怀疑她的正确性。
可是，如果我们的社会舆论治理功能依此虚伪弱化，该报的新闻不报，该说的真话实话不说，充斥着老百姓讨厌的官话套话空话，又怎能不失去公信力？试想，如果党政有关部门改善思维和管理方式，让新闻媒体和新闻记者承担本有的责任，依照自身规律发挥作用，老百姓怎么可能不接受权威媒体的信息，而不得不接受肤浅和谣言充斥的网络社交媒体信息？与其不断扩大舆论管控的领域与力度，不如用扩大对社会负面信息的承受力来调整社会舆论治理方式，探索社会舆论治理的更理想状态。笔者认为决策层应当下大力气改善社会舆论管理方式，尤其针对某些政府部门和相关人员存在的各种过度管控社会舆论现象开展针对性工作。如抗疫早期武汉地方当局之所以预警迟延，造成全国被动，既与《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集权化信息发布机制有关，也与地方政府回避疫情信息预警与管治责任，以及谣言治理中由维稳式思维产生的过度执法有关。
现在一些非主流媒体（包括新兴的社会自媒体）比主流媒体在舆论监督方面更给力的现象值得我们深思，这是一种反常现象。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人民网……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报党台党网，全国体制内十几万记者编辑，应该成为当代御史，其最主要职责是监督各级政府及官员，通过报道与内参两条渠道行使舆论监督权力。当然，我们也应该同时加强对记者队伍的管理，尽快出台一部《记者法》，依法治记是依法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制定《记者法》时，其中应有研究中国古代御史制度的专家学者参与，以吸收借鉴中国古代御史制度的经验教训。不过，古为今用中要注意立足于互联网时代的信息传播特征与规律。类似于检察官与法官，相应也要制定一部《编辑法》，实行采编分流，二者之间相互制衡，避免一枝独大滥用舆论监督权，甚至以权谋私腐败。
舆论导向正确是国家与人民之福，但舆论导向与舆论自由并不是对立的，而是二者之间辩证统一。这就要求我们超越政治权术，不断加强和改进舆论治理艺术。2016年2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阐述了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职责和使命：高举旗帜、引领导向,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团结人民、鼓舞士气, 成风化人、凝心聚力, 澄清谬误、明辨是非, 联接中外、沟通世界。^[10]这是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基本定位和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曾语重心长地要求“党管媒体”切实做到想管、会管、敢管。若使批评监督成为小骂大帮忙或一种点缀，主观计划性地去平衡赞扬歌颂与批评监督报道比例，虽然可以表面暂时性地提高党和政府合法性权威和公信力，或更以为其可以有利于国家治理政策措施的顺利实施。这样借助权力来控制甚至消灭各种异议诚然十分容易，但它显然是一种赖政怠政。这其实是放弃和丢失社会舆论阵地的最简单方法，与根本长远性地提高党和政府合法性权威和公信力背道而驰，其正是我们需要从这次抗疫中总结的教训。
为了保证国家治理效率强调统一行动是必要的，但为了统一行动又强调统一舆论则过犹不及。一个组织内的成员各行其是，任何时候、任何人都不会赞同这种主张，这完全是常识。但也要注意该分散的分散，因地制宜不能一刀切。而思想或舆论之杂音，尽管在某种程度或某种意义上影响、干扰统一行动，可这也正是一种对权力行使的必要制约，其作用在于通过思想或舆论性的批评监督与意见争论来保证治理效率的正确方向和品质。
以上也正是列宁曾明确指出的无产阶级政党纪律所包含的两个基本方面：“我们已经不止一次从原则上明确地谈了我们对工人政党的纪律的意义和纪律的概念的看法。行动一致，讨论和批评自由——这就是我们明确的看法。只有这样的纪律才是先进阶级民主主义政党所应有的纪律。”“组织性就是行动一致，就是实际活动一致。……没有思想的组织性是毫无意义的，它实际上会把工人变成掌权的资产阶级的可怜奴仆。因此，没有讨论和批评的自由，无产阶级就不承认行动的一致。”^[11]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社会主义应保证这一点：实现人的思想之完全自由，即拥有一种对整个社会的批判怀疑精神。在马克思看来“自由是全部精神存在的类的本质”。^[12]翻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篇文章《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马克思就明确地指出限制新闻出版自由就是对“主观思想方式的神圣性和不可侵犯性”的破坏。
所以，对权力不是要不要批评监督问题，谁也不敢否认这点，问题是有多大的勇气和决心想要真解决对权力批评监督问题。可惜在现行的权力道德化观念下，对权力的批评监督基本无解，因为投鼠忌器，要为权力尊者讳。我们都知道，一些数学方程在某种情况下无解——这个问题上也如此。目前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政协监督以及媒体监督、群众监督，无论什么监督皆受权力道德化所限制，动不了真格，是戴着枷锁跳舞，而枷锁的打造及钥匙掌握在权力者自己手里。
问题的实质也并非社会舆论要绝对自由、客观和去政治化，因为这不符合唯物辨证法，现实中根本不可能完全实现或做到这点。而是控制社会舆论应客观市场化。因此，问题的实质是控制社会舆论必须以法治为度，维护程序正义的底线，其应该也是一种政治权力或经济资本正确地控制社会舆论的科学政治艺术。现实证明我们只能做到这点，也只须做到这点。否则，若走极端实行社会舆论集权管控的话，必然是适得其反。如这次抗疫中无限责任之下，各级地方政府，各级卫健委，各级疾控中心，策略选择上必然是优先考虑相对最稳当风险最小的应对途径，而不是效益最佳损失最小但存在风险的途径。下面我们还将剥笋子似的一层层深入进行总结与省思。
三、总结与省思
综上所述，在舆论治理方式上，西方国家相对而言比较客观科学，中国目前则比较主观愚笨。尽管我们的宣传部门如何“王婆卖瓜”式地自我包装自我辩护，总是潜意识地担心让社会舆论自由批评监督，会损害冲击党和政府的威信。也不可否认，实行舆论自由，与权力权威之间存在着张力。歌颂性的正面舆论与权威呈正相关，批评性负面舆论与权威呈负相关。其既造就对政府的怀疑，增加治理难度，同时也削弱政府的能力，使政府官员或无可奈何，或疲于奔命。如西方国家选举中的所谓扒粪现象，往往使一些政治人物被扒得体无完肤，严重损害民众对政治的信心：据法国巴黎政治学院2016年的政治分析报告反映，有89%的民众认为政治人物不代表民众，认为政治人物诚实的只有23%，认为他们腐败的则高达75%。对政治人物不信任、厌恶、烦感的高达78%。但实际上另一方面却更又表明，你可以管控限制对党和政府及官员的自由批评监督，维护着表面上的威信，但也必然同时会降低党和政府的社会舆论公信力，甚至你说什么人们都怀疑质疑不相信。反之，西方国家允许对政府及官员进行尖锐激烈地批评监督，其社会舆论公信力却反而得到提升。结果必然是西方国家的社会舆论公信力比中国高。即使政府官员言论失误，人们也不会引起过激反应。如特朗普竟在记者会上建议用强光照射和消毒剂洗肺来治疗新冠肺炎患者，美国人只是一笑了之。而中国官员一旦言论上稍微差错，社会中网络上便会叫骂声一片。总之，有得必有失，要有一种“舍得”大智慧，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
而人无信不立，党和国家更是如此。《人类简史》作者赫拉利针对这次疫情即指出：“当今人类面临的严重危机不只因为冠状病毒本身，还因为人类之间缺乏信任。要战胜流行病，人们需要信任专家，公民需要信任公共当局，国家之间需要互相信任。”^[13]因此，国内外社会舆论上的公信力相对较佳使西方国家相对具有強大的容错能力、宽松的纠错能力和灵活大胆的创新能力。“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切不可小看西方国家政治制度的自我修复能力。即将坏事变成好事，不断从失败错误中走向成功正确。这里可以预言，历史会再次证明西方国家这一点。但是，其真正致命的缺陷是资本主义国家私有资本优越，不能也无法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西方国家公共政治权力受制于私有资本经济权力。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西方国家政府所掌握的抗疫物质资源较少，其更多地是掌握在私有资本手里，因而缺乏集中力量抗疫和有序有计划抗疫的强大组织能力。
资本总是唯利是图，这次抗疫中也表现得淋漓尽致——置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于不顾，一切经济（资本利益最大化）至上。疫情中美国政府不是首先全力以赴救人，却着重千方百计复工救市。据CNN报道，在越来越频繁的“重启”声中，美国各州采取了不同的节奏恢复经济。然而美国卫生专家称，没有一个州符合重启经济条件。如5月7日，美国爱荷华州一家肉类加工厂在关闭两周后复工。就在复工当日，当地县卫生官员宣布工厂1031名工人感染，占到员工总数的37%。再如，美国特斯拉电动车及能源公司总裁埃隆·马斯克指令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主厂复工，他表示自己将亲赴生产线，加入流水线旁职工们的行列。他还声明：“若要抓人，那我恳请只逮我一个。”马斯克早就抨击加利福尼亚州政府的抗疫措施，现在更以行动发出挑战。马斯克之所以敢藐视法律、不惜牺牲工人的生命，他的底气就来自于资本：马斯克威胁称，将不惜将特斯拉总部所在地从加州迁往得克萨斯州或内华达州。面对资本的压力，加州州长纽瑟姆已表示，有可能于下周就允许重新开工。甚至美国密歇根州、马萨诸塞州、德克萨斯州、加利福尼亚州等地均出现武装抗议示威活动，要求政府放宽防疫限制，重新恢复经济。左翼学者约翰·莱斯利（John Leslie）在“社会主义复兴”网站发文，指出这些极右翼抗议者得到了资产阶级的资助和支持，呼吁广大劳工必须组织起来对抗反动势力，努力捍卫自身利益。^[14] 美国《时事》杂志主编内森・鲁滨逊更直接认为，在新冠疫情的问题上，美国人应该希望自己的国家稍稍多一些社会主义。^[15] 当然，这并不是美国的主流声音，劳动人民还是沉默的大多数，但确实也反映出了美国的舆论自由。
我们目前却与西方国家正好相反，由于国内外社会舆论上的公信力相对较差遭人诟病，而表现为脆弱的容错能力、苛刻的纠错能力和僵化保守的创新能力。我们应该在这方面保持清醒的认识，对这次国家紧急状态下抗疫治理成绩的优异表现，不要盲目乐观，骄傲自大。相反，必须对暴露出的这些严重缺陷，痛定思痛，认真省思，“亡羊补牢”而加以从根本上改正。其实，社会主义公有制下国家公共权力优越，有党的坚强有力领导，和国有企事业组织发挥了无可比拟的重要作用，因而可以也必须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能够始终将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摆在第一位，先救人后救市，才是我们取得抗疫胜利的最根本原因。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下，中国的抗疫物质资源更多地是掌握在政府手里，因此其具有集中力量抗疫和有序有计划抗疫的强大组织能力。中国政府能够迅速组织动员全国公立医院的340多支医疗队、4.2万多名医务人员支援疫情重灾区湖北省、武汉市，能够高度有效地在全国调配抗疫所需的各种人、财、物，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短短十天时间就能够拔地而起。任何一个能够生存到今天的民族，都必然具有其带根本决定性的长处，特别是我们这样一个五千年生生不息的民族。我们经常说中国人民勤劳勇敢善良，平时还感觉不出它的份量，但一到关键时刻，比如汶川大地震，比如这次新冠病毒疫情，就显示出了它不同寻常的份量——我们万众一心，众志成城。而当前中国社会的最大问题之一却是政府的信任问题。如这次疫情初期，武汉地方政府在社会舆论上应对失措失信于民，不能不是一个沉重的教训。而且，这绝不是武汉个例，而是国家社会舆论治理改革转型的一个事件性缩影。地方政府的社会舆论治理仍然高度依赖于一种权力主导型的维稳模式，而对十八大以来“国家治理现代化”所要求的公开透明型治理缺乏有效的价值认同与制度适应。
西方国家在维护权力者的绝对权威，与保障个人自由（言论自由在内）保持社会创新活力之间，大胆地选择了后者。维护权力者的绝对权威如果有效的话，肯定某种意义上有利于保证国家治理与社会生活的有序。然而，这只能是表面一时的，而非根本长远之计。因为，失去了个人自由，也必然会失去社会创新活力。那么，从根本长远看，这种所谓的有序背后的另一面就是封闭僵化保守落后。一个国家和社会长此以往，那怕你权力者是出于什么良好的动机，其后果也可想而知。所以，西方国家在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上仍然具有优势，中国要想真正崛起，必须让人说话，营造一种容忍创新、鼓励创新和争相创新的社会环境。
我们可以做个思想实验：假设中国与西方国家完全分开隔离发展，即独生立存在月球式的一个小地球上。那么，我们今天在自然科学领域，能够发展出机器、电器、火车、飞机、原子弹、现代医学、计算机、互联网……在社会科学领域能够发展出政党、选举、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协、法院、检察院……吗？答案是否定的，甚至我们国家意识形态的基础都来自一位德国思想家马克思。而必然是孙中山、毛泽东领导农民造反成功，建立起又一个汉族王朝。皇帝还是皇帝，大臣还是大臣，中医还是中医，铁器还是铁器……至多不过是又一个盛世，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但也是臣民而已。追根溯源，最主要是思想专制，几千年下来，使中国人变得顺从而容易统治的同时，也丧失了宝贵的创造性——扼杀了中国人的一切聪明才智，窒息了中国社会的所有活力！张维为先生即承认中西方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文化贸易逆差”：“中国每年出版的书籍当中，到前年为止大概20%是翻译图书，现在可能比例稍微低一点，但我估计可能仍有10%。但像美国这些西方国家，翻译出版的书籍不到1%。”^[16]笔者以为，我们应反躬自问，自己在文化知识积累创新上，有多少东西值得人家翻译介绍，中国文化出版领域目前充斥着的是遍地的低水平重复垃圾。
这次全球抗疫中，国家治理能力与责任在上述方面的具体表现，西方国家与中国形成鲜明对比：西方国家政党和政府，是有限责任非全能型的，做好了值得称赞，做不好也十分正常。中国党和政府，却是无限责任全能型的，因此做好了是应该的，做不好则十分不满。更关键要害的是还失去了社会舆论公信力，这真是吊诡得很——因为事实上却是，中国在疫情治理的中后期，交出了一份优秀的答卷。而在抗疫中西方国家大都犯下严重失误：如法国的前卫生部长、英国的《柳叶刀》主编、美国的情报机构都坦承，早在1月份就已向国家最高层提出警告，却没有任何人当回事，长达一个多月的时间漠视危机，不做任何准备，竟然连口罩都严重匮乏。并且，出现疫情后一些大型的活动照常举行：比如意大利的球赛、伦敦的马拉松、法国每天有70万人参加的农业展，甚至法国已经宣布进入第三阶段大爆发，却仍然号召数千万人出门投票，美国则一直声称没什么了不得的，不过是一个大号的流感。
然而，西方国家民众对当权者的容错能力令人叹为观止。如据英国《太阳报》报道，英国首相约翰逊确诊新冠肺炎后，据“Number Cruncher Politics”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72%的英国选民对约翰逊的表现感到满意。这一数字中，支持保守党的选民占91%；此外，有一半的工党选民以及支持其他政党的选民也对约翰逊的执政表现感到满意。而英国政府应对疫情的表现同样也收获了大量的支持。《太阳报》引用彭博社消息称，这是自1997年托尼·布莱尔出任英国首相以来，历任英首相中支持率最高的一次。尤其诡异的是，自美国发生疫情之后，特朗普的支持率竟升到入主白宫后的最高值49%，达到他被弹劾时的最高点。而这些都或多或少起源和受益于政府与政治家能够在社会舆论上容忍和尊重不同意见。
可见确实“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但遗憾的是毛泽东这句名言只说准了一半——在权力道德化下却是正好适得其反，不让人说话天当时不会塌下来，让人说话天马上塌下来。按照权力道德化意识形态的逻辑，我们的权力者在道德要求上是最完美的，即“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和非权力者相比，有着无比的道德优越性。这样的权力道德化逻辑，从根本上讲与权力监督是不相容的，而与权力运行合法性的需要高度吻合，其实际上就是权力合法性的道德自洽逻辑。权力道德化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伪装，权力通过这一方式为自己创造了合法性，偷偷地替换了人们通常的利益计算。但无论权力道德化再怎么“完美”，都抗拒不了现实的颠覆。问题全在于权力道德化制度设计的脆弱性，在于其一旦因在所难免的权力者瑕疵存在而产生质疑，就易导致为之进行阐释的意识形态的崩坍，便会造成权力合法性危机。在权力道德化下，若一旦摘去权力者头上的“道德光环”，让权力者受到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式的某种“羞辱”，你设想一下会出现什么场景？那将是孔夫子早就有言的“礼乐崩坏”。以致权力者他必须一切都对，承担不起错误。即便是仅某一方面的自我批评，也必须是七分成绩三分失误，而绝不能倒过来否定自己，否则面临的必然就是丧失权威。权力神化下，皇帝尚可以下罪己诏。而权力道德化下，伟人如毛泽东者，于“大跃进”失败后就不幼稚到真以为自己的威望“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重”（彭真语）。所以，由于权力道德化作崇，政治现实中对权力的批评监督始终受缚于其。反而是权力客观化本无怎么样的完美，就算对权力者质疑，又能抹黑了谁?才能权力者宠辱不惊、非权力者也不大惊小怪地平静接受。
喜欢赞美、厌恶批评，这大概是人性中自然而然的情感倾向。只是心理学家会将此看作一种“认知的未成年状态”。赞美固然有利，但批评也不无益处。古人即曰“忠言逆耳”“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主张“闻过则喜”“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倘若要寻求一种对待批评的正确态度或方式，并不是放任自身的好恶感去拒绝批评，而是在与各种批评展开自由的对话与交锋中，去寻求努力接近真理或真相。这里最重要的，是要摆脱那种自以为是的权力道德化自负：假定自己明察秋毫不受任何认知局限地站在所有人之上，如同上帝一般将真理或真相一览无遗，尽收眼底。以这种心态来抵制各种负面批评，大概只会与真理或真相以及我们的传统智慧渐行渐远。
如今年两会总理在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讲到，我们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这一数据一下子引起了大家热闹地讨论。事实上总理讲的是中国最为真实的现实国情之一，即有相当大一部分群体还在生存线附近徘徊。问题是总理不讲大家不敢讲，讲了也不让讲。这是为什么？学界对我国收入差距扩大以及社会阶层分化的问题一直有研究，但多有限制难以发表更难以公开议论。除了总理谁敢帮他们打“广告”，敢也没有谁敢登载。这方面的禁区客观存在，总理讲话是个标尺，也就是说，在关于我们还有这么多人口生活困难上，大家可以放开讲了。但这上面也仅到此为止，其它……则仍旧是禁区，要想再热闹一次，等下一个标尺出来吧。这样一来唯一的最大好处是，能够始终保持权力的“先进性”，代表着最权威性的真理或真相。掌握了这一“权力道德化艺术”，真理或真相就永远掌握在权力手里。但如此这般，发现真理或真相的效率或概率肯定要大大下降。
只有一个去权力道德化的国家，才必然是一个权力公开透明的国家，并一定可以勇敢地面对真相和向大众提供真相。而“封口”——没有舆论自由却可以令一个国家在全球失去信用和信任，使中国即便在作出“封城”的巨大牺牲而战胜疫情之后，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的真实数据还是被人质疑。无论是从检测能力或政策来讲，中国的数据都是最完整、最可靠的，从研究的角度来讲也最具参考价值。西方许多国家公布的数据则不包括疑似、轻症，更不包括无症状者，其准确性和中国比差得很远。然而，这个世界荒唐的是，中国还没有指责西方数据不准确，西方却理直气壮地倒打一耙。我们应扪心自问，为何中国常常成为这类被怀疑的目标与对象？在抹黑中国时，西方国家默契而又自然地形成了统一战线。仿佛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协调他们步调一致地反对中国。国外许多媒体上就有大量的这类发声：“中国是骗子，隐瞒了疫情和死亡人数，还向世界传播病毒”。
不允许批评的真理不是真理。在我们现行的社会舆论控制语境下，我们变成了说谎话的孩子，说什么国内外都不相信。这点在这次全球新冠疫情爆发事件中，可谓是教训深刻。“李文亮事件”和“方方日记事件”，是这次新冠疫情中发生的两起社会舆论治理典型案例。在抗疫前期发生的“李文亮事件”，显示出公众对国家治理中社会舆论治理方式的不满， “吹哨人”与“造谣者”的网络形象对峙凸显公众对一种开放透明型社会舆论治理的规范性期待。其一度形成了一个社会舆论焦点，并于2月7日李文亮医生逝世时达到顶点。不要小看人心民意，平时它只是由于种种因素而表面沉默罢了。可一旦有合适的导火索便会引起爆发，李文亮医生走的那天晚上，网友举国哀悼，无数普通人表达着心中的悲愤，泪水在网上掀起了一场惊涛骇浪……当时几近随时可能引发人们的不满行动，以至造成某种社会动乱。幸好对其的控制引导上，我们采取了一种及时有效的冷处理手段。这尽管不能说是应对完全失误，但也远不能说是应对十分成功。因为相关社会舆论一直保持着相当热度不减，即使国家监委调查组3月19日发布《关于群众反映的涉及李文亮医生有关情况调查的通报》，认定对李文亮医生训诫，属处置不当、适用法律错误、执法程序不规范，决定撤销训诫书，并就此向当事人家属郑重道歉后，人们仍然有大量各种不同议论和意见在社会舆论中继续流传。
为了客观正确地评论，我们认真通读了《方方日记》。发现方方看似随意琐碎的叙述背后，却有一个鲜明清晰的主题，即反思造成这次疫情天灾的官僚人祸，将此归结于官场逆淘汰、空讲政治正确而不实事求是和不让人讲真话不准媒体报道真相三大原因。她写了武汉抗疫中的苦难和艰难、错误或缺点、成绩与成功……写了医生护士、警察、社区工作人员、环卫工人、快递小哥、街头小贩、商店老板……当然，也更写到一些官僚主义者的表现，并进行了尖锐地批评。然而，整个疫情时期，中国媒体这方面基本上是沉默的，只有像《财新》、《三联周刊》、《人物周刊》等一些媒体，作了少量批评报道。总之，她强烈地批评了现行的社会舆论管控制度，和实行执行其的官僚机器及官员。而且，她的写作艺术及朴实表达手法，“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潜移默化之中，自然而然地引起了读者强烈共鸣。写到这里，笔者自然明白是哪些人又为什么，是这样害怕和攻击《方方日记》了。至于其被西方国家反华势力利用，拿来作为攻击中国政府的工具。这好比杀人犯用菜刀杀人，你能怪罪那个菜刀的生产者吗？但方方让日记在不适宜的时候于国外出版，性质就变了——则是趁着西方国家与中国还正在相争执的时候，她应邀给西方递上一把“菜刀”。往好处说，是她不懂国际政治，无知中被人利用。往恶处想，是她骨子里仇视新中国，与国外反华势力“里应外合”。但我们更应该反思自己社会舆论管控制度的缺陷，为什么相反于西方国家不会产生中国这类《方方日记》负面效应？因为，在西方国家的社会舆论自由之下，社会对此早就习以为常。
唯愿我们经过这次痛定思痛的深刻省思，今后加快改革这样僵化保守的社会舆论治理制度，早日融入由包括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邓小平……在内的东西方人类先贤们开辟的世界政治文明浩浩荡荡历史潮流！那时候，我们才能真正地站到人类世界舞台的中央，得到人们由心而生的认同！现代社会的信息传导提出了新的命题，自上而下的维稳控制型舆论治理已不适应开放社会的自由、多元、协商与合作性特征，过于偏执“秩序”而无法对现代自由民主价值适度开放与吸纳，造成舆论治理现代化体系内在价值容量与制度机动性不足，必须大胆解放思想进行改革完善。否则，在中国社会进一步现代化、多元化及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不仅内部难以建立可持续的合法性政治，外部也难以获得基本的信任与接纳。信息公开透明有利于国家的有效治理，反之则会带来一系列问题。2008年的汶川地震就是一个正面的案例，在灾难面前，我们舆论治理上思想解放，放开了新闻报道。当时温家宝总理站在映秀镇的废墟上说，这次我们采取开放政策，欢迎所有记者来采访，我们相信你们会有记者的良知和人道主义精神，也相信你们能公正客观实事求是地报道灾情。结果呈现出很好的效果：国家和人民之间，通过媒体相互沟通、相互连接，举国一心，让政府有公信力，让各种社会资源得到了有效地动员调度。没有舆论自由就没有（谈不上）舆论自律，反之，没有舆论自律就也没有（谈不上）舆论自由。我们在舆论治理上形成了一种悖论或怪圈，那么，如何才能破解与打破这一悖论或怪圈呢？
在上述分析基础上，笔者认为我们要弘扬主旋律，倡导主流价值观，加强社会舆论治理的科学艺术性。这对于保持国家社会稳定很重要很必要。尽讲阴暗面，使人灰心丧气，鼓不起劲来，甚至以偏概全，专搞破坏拆台，这肯定不行。但不能违背客观规律和辨证逻辑，只准歌颂光明和正确的一面，不准批评阴暗和错误的一面，护着短不许去碰。长此以往，那就只能形成整个社会只有一种声音的虚假状态，从而最后一犯往往就是天大的错误。对不同声音采取一禁了之，到头来只能禁在一时一事，不可能所有时间禁所有异议，尤其无法禁人心。这次疫情的发生、发展暴露出一些地方政府及官员或者重视不够、应对不力，或者举措失当，暴露出一些官员能力不足、作风虚浮。这些问题引发群众对地方官员能力和作风的质疑、批评，有些批评还十分尖锐。权力天然优越，不论西方国家还是中国，任何国家的政府为了树立权威以提高治理效率，都必然力图控制社会舆论，掌握主导性的话语权——出师有名和名正言顺。这当然无可非议，亦是阳谋或公开的秘密。问题的实质只是，如何科学艺术真正有效地控制舆论掌握主导性的话语权。否则，一味只想简单直接地通过严厉控制社会舆论来掌握主导性话语权的话，往往乃适得其反。
两千多年前春秋时代的《国语》就曾告戒过统治者：“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而且我们似乎还应当明白，在互联网时代控制纸质媒体即可控制思想传播的情形已经一去不返了。现代科技很大程度动摇了信息掌握的不对称性和传播渠道的垄断性，因此国家治理中的舆论治理需要自信之成长与兼容之成熟。社交媒体的活跃不只意味着媒体业态的改变，也意味着生活方式的改变。公共领域真正的公共化要求新的思维方式与管理方式，平等、客观与对话则是维持其公信力和有效性的关键词。李文亮与方方日记事件充分表明社会分化之严重和共识维持之重要，由分歧而撕裂往往只在倾刻之间。此次抗疫，畅通言路，顺应民情时势以设策施政，为一切政令政策得以成功之根本途径。抗疫初期武汉地方之失序，其后中央施策之成功，都表明了这一点。我们于此次抗疫所得到的一则启示是，国家的合法性来自于为人民提供的服务，而人民对服务是否满意要由人民决定，这就意味着让人民说话。群众因为各种因素不满而发牢骚，封嘴不是办法，而是要用政府的努力争取理性的声音淹没非理性的声音。国家政策的制定要来自于集思广益，这就意味着要让精英说话，他们说错了，可以反对，或可以置之不理，封嘴却不是办法。不要防民之口，也不要防精英之口，所有成功的舆论治理经验充分说明：堵不如疏，塞不如导。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保持信息畅达既有利于快速反应，又有利于舆情引导。现在上下沟通多有不畅，今后理应广开言路，倾听民意，多方沟通，群策群力，谏言献策，共商国计。
据公方彬先生透露，他曾在2017年初向中央进言，建议包括“释出强烈的宽松宽容信号”等一揽子建议，得到最高领导人批示。由此来看，中央不是不让人说话，不让批评监督，很大意义上是我们一些政府部门和官员在曲解中央。也更是由于思想舆论集权管控符合各级官员的既得利益而被层层加码，甚至不惜违背超越法律。其实若再往前溯，现行的人治性社会舆论管控制度的形成僵化巩固，主要也还是来自经过他们筛选后向上传递的片面信息及意志所决定。如果通过这次抗疫经验教训的总结，促进对当下只愿听赞美逢迎之风的警醒，开启一种扫除空话假话、倡导真话实话的政治清风，推动舆论治理机制的改革与建设，那我们这次所付出的巨大代价，就没有完全白费。所幸，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拜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所赐，中国的社会舆论治理正在不断走向文明和成熟。如方方日记本身以及围绕方方日记引起的激烈争议，就体现了我们已越来越呈现出一种理性的舆论自由的良好迹象。我们相信，只有国内的各种舆论声音能够自由表达，应对国际社会的各种舆论声音才会更有底气。回顾我们的抗疫历程，如果专家、医生、新闻人、普通人在内的所有人都能畅所欲言，人民是不是会更加齐心？抗疫是不是会更加完美？国家是不是会更少伤害？民族是不是会更少牺牲？是的，一定是的！总之，如果我们想要融入人类政治文明的历史潮流成为更伟大的国家，就注定要让人们能够更加真诚地说话！！！
注释：
1、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研究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工作时的讲话》，《求是》2020年4期
2、休谟：《休谟政治论文选》，张若衡泽，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27页
3、徐会平：《意涵与保护：美国言论自由的考察与分析——从煽动性诽谤谈起》，《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4、安东尼·赛奇：《要正确看待日益强大的中国——访肯尼迪政府学院艾什民主管理与创新中心主任安东尼•赛奇教授》，《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年第1期
5、曹林：《反新闻规律的“贪官新闻”》，《新浪网新闻专栏》2014年7月9日，http://news.sina.com.cn/zl/zatan/blog/2014-07-09/10101829/1193210930/471ef4320102uwrd.shtml.
6、宋鲁郑：《巴黎日记：面对疫情，西方进入无人区》，《观察者网》2020年5月11日，https://www.guancha.cn/SongLuZheng/2020_05_11_549921.shtml.
7、韩少功：《个人主义正在危害个人》，《文化纵横》2020年第2期
8、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版，第139页
9、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版，第880页
1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版，第332页
11、《列宁全集》第1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1-122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马克思恩格斯：《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
13、赫拉利：《阻止全球灾难，需要重获失去的信任》，《三联生活周刊》2020年3月15日
14、《美国极右翼抗议者持枪要求经济“重新开放”》，《察网》2020年5月16日，http://www.cwzg.cn/theory/202005/57649.html.
15、美国《新闻周刊》网站5月20日文章：《多一点社会主义的时机已经成熟》，《参考消息》2020年5月26日
16、张维为：《美国是最没有资格提香港问题的》，《观察者网》2020年5月30日，https://www.guancha.cn/ZhangWeiWei/2020_05_30_552308_2.shtml.
作者简介：
虞崇胜（1952-），男，湖北黄石人，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政治文明与政治发展。
何路社（1955-），男，湖南邵东人，武汉大学政治文明与政治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研究方向：政治哲学与公共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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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