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文化圈”是一个很热门的名词，如大家津津乐道的“东亚文化圈”、“基督教文化圈”、“伊斯兰文化圈”，等等。那么，什么是文化圈呢？

文化圈（cultural circle）是社会学与文化人类学用来描述文化分布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是由德国文化人类学家弗罗贝纽斯（Leo Frobenius，1873-1938）于1911年首先提出的。他认为，文化圈是一个空间范围，在这个空间内分布着一些彼此相关的文化丛或文化群。从地理空间角度看，文化丛就是文化圈。

用通俗的话来说，所谓文化圈指的是具有相同文化特征，或包含相同文化要素的地理区域的最大范围。世界上不同的地区可以同属一个文化圈，一个文化圈内也可以包括不同的部族和民族。在一个文化相关的不同地带，只要有相当一部分文化元素是相符的，就可以同属一个文化圈。

文化圈是独立持久的，也可以向外迁移。一个文化圈之内的整个文化，包括人类生活所需要的各个部分，如器物、经济、社会、宗教等。向外迁移的有可能是整体文化的部分，也可能是整个文化模式。

文化圈不是一成不变，而总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今日世界的主要文化圈，基本上是15世纪以来的几百年中形成的，换句话说，在这几百年中，世界的文化版图出现了一次大洗牌，而这个洗牌的结果就是今天的文化圈。这个大洗牌彻底地改变了亚洲的东部地区，成为今天我们所处的文化世界。在这个系列中，我想谈谈亚洲大陆东部地区的文化圈在15-17世纪之间的变化。在开头的这一讲中，我将集中谈两个问题：（1）亚洲东部地区，文中简称东亚世界；（2）15-17世纪，即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

孔子说：“必也正名乎！”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有其特定的空间和时间范围，文化圈也不例外。本系列文章谈的是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东亚世界，因此必须对“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和“东亚世界”这两个时空概念做一个明确的界定。这里先就“东亚世界”进行讨论。

“东亚”是我们今天最常见到的词语之一。但是“东亚”的范围，则向无明确的界定。今日国际关系中所说的“东亚”，主要包括中国、日本、朝鲜三国（这里所说的朝鲜指的是朝鲜半岛。朝鲜半岛今日处于分裂状态，其南部的韩国是一个近代名称。在本文所谈到是时期中，半岛是一个统一国家，名称是朝鲜，因此本文也称之为朝鲜）而在文化史研究中，“东亚”又往往是“儒家文化圈”的同义词（因此“儒家文化圈”也被称为“东亚文化圈”），即中、日、朝三国加上越南。这些说法自有其合理性，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包括中、日、朝三国的“东亚”，主要是为了区别于包括中南半岛和南洋群岛的“东南亚”，因此往往又被称为“东北亚”。然而这样一来，“东亚”就等同于“东北亚”了。既然两个概念一样，那么就没有必要另提出东北亚这个概念了。

其次，“东亚”是否等同于“儒家文化圈”？有学者指出：“东亚”这个概念乃是近代形成的，是与“欧洲”乃至“西方”概念相对应而出现的，或毋宁说是在欧洲扩张的压力下所导致的一个“近代想象”，是西方地缘政治形塑出的世界空间图像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具有疆域清晰和内涵明确的自足性。

在西洋人来到之前，“儒家文化圈”（亦称“汉字文化圈”）内地区与圈外地区具有非常不同的文化，圈内地区人民把圈外地区视为“蛮夷”之地，绝不认同。但是这是这种看法也有问题。

例如越南沦落为法国殖民地后就开始“去中国化”（包括以罗马拼音文字取代汉字的官方地位），二战以后越南政府更不遗余力地推行“去中国化”，力图彻底铲除中国文化的影响。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去中国化”，越南今天不再属于以汉字为载体的儒家文化圈。类似的情况也在朝鲜半岛出现。

当然，就历史而言，中、日、朝、越四国在文化上的共同性还是很高的，因此把这些国家称为“儒家文化圈”是可以的。但是把这些国家称为“东亚”，就成问题了。因为其中的越南与日、朝相距遥远，在历史上也无多少联系，相反倒是与中南半岛其他国家关系极为紧密。因此之故，人们通常也把越南归于“东南亚”而非“东亚”。

然而，最主要的问题还在于中国：中国是一个“东亚”国家吗？

首先，在近代以前的世界上，中国是一个无与伦比的超级大国。世界史学家费南德兹一阿梅斯托（Felipe Fernandez-Armesto）说：在近代早期，“中国是当时世界所知最接近全球超级强权的国家，比它所有可能的敌国加起来还要大且富裕。…..1491年官方统计的人口数据不到六千万，绝对大幅低估了实际数字。中国当时可能有多达一亿人口，而欧洲全部人口只有中国人口的一半。中国市场及产量的规模与其人口成正比，庞大的经济规模使其他国家望尘莫及”美国历史学会前会长史景迁（Jonathan Spence）说：“公元一六○○年，中国是当时世界上幅员最辽阔、人文荟萃的统一政权。其疆域之广，世界各国均难望其项背，当时俄国才开始形成统一的国家，印度则分别由蒙古人及印度人统治，墨西哥、秘鲁等古文明帝国则毁于疫疾肆虐与西班牙征服者。此时中国人口已逾一亿二千万，远超过欧洲诸国人口的总和。”事实上，早在1600年以前一千八百年的汉朝，中国就已经是世界上版图最大、人口最多的几个国家之一。到了明代，中国的疆域虽然比之前的元代小，但是如史景迁所言，依然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家，疆域超过整个东南亚地区和东北亚国家日本和日本的面积总和。

黄俊杰先生认为“东亚”这个区域包括中国大陆、朝鲜半岛、日本、中南半岛等地，主要原因是这个地区的气候、温度等“风土”有其特殊性，即属于日本哲学家和辻哲郎（1889-1960）所区分的三种“风土”类型（季风型、沙漠型、牧场型）当中的“季风型”地域。这个地域有其特殊的“人文风土”，因为生长于“季风型”地区的人一方面感情纤细而丰富，另一方面又习于忍辱负重，历史感较为强烈。黄氏认为和辻哲郎的学说虽然不免有地理决定论的疑虑，但是东亚这个地理区域确实有其气候与环境的共同性。然而，在中国的广大疆域内，有大片地区并不属于这个“季风型”地域。例如，北部（长城以北）和西北部（兰州以西）在“风土”方面与中亚更加一致，属于干旱地域，而青藏高原以及云贵高原的大部分地区则也属于高寒地域。东北地区则属于北亚寒冷地域。在中国的“季风型”地域（即中国内地）之内也存在巨大的地域差别，以致西方史学泰斗、年鉴学派的领袖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说：中国的南方和北方在自然条件和经济状态方面差别如此之大，可以说是“两个中国”。进一步来看，中国南方的珠江流域地区，在自然条件上，与其说接近同属中国南方的长江流域，毋宁说更接近其南面的中南半岛。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不仅是一个上述意义上的东亚国家，同时也可以说是东南亚、北亚和中亚国家，或者说，是东部亚洲各地区（东北亚、东南亚、北亚、中亚）的集大成者。

这是由于中国如此巨大和多样，因此中国与亚洲其他部分的交流，也具有全方位的特点。同时交流涉及的地区也各不相同。例如黄俊杰先生指出，中国与朝鲜或日本的交流活动，与其说是中、韩交流或中、日交流活动，不如说是江浙地区与日本的交流，或是山东半岛与朝鲜的交流，更具有历史的实体性。

黄氏说：“东亚”这个区域是各国家、各民族、各文化的“接触空间”（contact zone），两千年来在不对等的支配与臣服关系之下，进行各种交流活动。在“东亚”这个接触空间里，中华帝国广土众民、历史悠久，不仅在历史上对朝鲜、日本、越南等地发挥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力，而且在相当程度上扮演东亚区域的“中心”之角色。从东亚周边国家的立场看来，中国作为汉字文化、儒学、汉医等东亚文化共同要素的发源地，确实是一个巨大的“不可避的他者”。正因为中国在东亚这个地域扮演关键性的角色，所以在东亚历史上的“中国”与其说是一个现代史意义下的“国家”，毋宁说是一个超“国家”的政治、社会、文化共同体。因此，在东亚文化交流史研究中，中国与朝鲜或日本的交流活动，与其说是中、韩交流或中、日交流活动，不如说是江浙地区与日本的交流，或是山东半岛与朝鲜的交流更具有历史的实体性。
黄氏之言颇有道理，但是我们同时也要注意到：中国的辽阔领土并未使得中国成为一个内部联系松散的国家。不同于近代以前的许多内部联系松散的帝国，中国享有某种“地理特殊性”。历史学家麦克尼尔（John McNeill）说：中国拥有一个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内陆水道系统，能够将巨大的和富有生产性的空间结合为一体，在运输成本方面，在铁路时代以前的世界上，任何陆地运输网络都不能与之抗衡。中国这个内陆水道系统创造了一个比起世界上任何相对较大和较富裕的地区更统一的市场、政治实体和社会。中华帝国某一地区的消费者需求和政府需求，影响到非常遥远的省份的生产方式、土地利用和资源开放，只要这个地区在这个水道系统所及之内。因此从经济上来说，历史上的中国比其他地区更加完整。同时，由于中国在国家形成和发展方面的特殊性，中国从秦代以来，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全国实行统一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因此中国既是一个超“国家”的政治、社会、文化共同体，又是一个内部联系紧密、与其外地区有明显区别的国家。

由于中国的这种特殊地位，因此我们可以说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东亚世界主要由两个部分组成：一为中国，一为中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而中国以外地区，又包括海、陆两部分。这样区分，并非出于中国中心论，而是出于历史的真实。在本文中，我们所谈到的地区是亚洲东部地区，包括今天所说的东北亚、东南亚和中国三个区域。为了避免误解，我使用“东亚世界”这个名词来称之。

【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

在今天的世界上，“全球化”是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正如经济学家沃特斯（Malcolm Waters）所说的那样：“就像后现代主义是1980年代的概念一样，全球化是1990年代的概念，是我们赖以理解人类社会向第三个千年过渡的关键概念。”但是“全球化”（Globalization）这个高频率使用的名词，却是一个出现未久的新词。这个词在英语词典中首次出现在1944年，与之相关的“全球主义”（Globalism）一词也只是1943年才问世。因此“全球化”这个名词的问世，至今才不过六十多年而已。不仅如此，问世之后的头半个世纪，这个名词的使用并不普遍，一直要到了1990年代，它才为学界普遍接受，尔后又才成为媒体的新宠。因此这个名词成为一个常见的词汇，实际上只是最近二三十年的事。能够在这个短时期内迅速“征服”了全世界，可见其威力之大。那么，什么是全球化呢？

要给全球化下一个准确的定义十分困难，因为它的内涵实在太过丰富。洛奇（George C.Lodge）说：“全球化的概念是如此广泛、深奥、模糊而神秘，以致像我这样的学术界人士往往会通过现有的经济学、政治学或社会学等专业来分别探讨它所涵盖的内容”。因为这个原因，直到今天，国际学界仍然没有一个关于全球化概念的统一定义。不过，就大多数学者而言，他们心目中的全球化主要是指经济全球化。因此哈贝马斯明确地把全球化界定为“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构转变”。波多（Michael D.Bordo）等人也明确地说：通常说的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本书中所说的“全球化”也是经济全球化。这里，我们接着要问：什么是经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一词，最早是莱维特（Theodore Levitt）在1985年提出来的。上面所说的“全球化”一词迄今尚无一个统一的定义，但是大多数学者对于“经济全球化”的看法倒是相当接近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997年发表的《世界经济展望》中作出了如下定义：“全球化是指跨国商品与服务交易及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不过，在各种定义中，我认为最为简明扼要的是经济学家阿达（Jacques Adda）所下的定义：“经济全球化的最终归宿：统一的和唯一的全球市场。”换言之，经济全球化就是全世界形成一个统一的和唯一的市场。如果全球所有的经济体都进入了这个场，经济全球化就达到了。

西谚说：“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像经济全球化这样的历史大事件，当然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基欧汉（Robert Keohane）与奈（Joseph Nye）说：“全球化，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指全球因素增加的过程。”而所谓全球性因素，则指的是“世界处于洲际层次上的相互依存的网络状态”。这种联系通过资本、商品、信息、观念、人员、军队以及与生态环境相关的物质的流动及其产生影响而实现。他们还指出“全球性因素是一种古已有之的现象”。这些久已存在的因素，经过长期的数量和种类的积累和创新，到15世纪地理大发现后开始出现质变，以后不断加速增加，成为势不可挡的历史潮流，这就是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

史景迁（Jonathan Spence）的话所言：“从1600年以后，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命运，就和其他国家交织在一起了，不得不和其他国家一道去搜寻稀有资源，交换货物，扩大知识。”如果说到了1600年左右“大变局”已是不争的事实，那么它的最初出现肯定在此之前很久。近来不少中国学者从不同的方面，提出了“晚明历史大变局”的说法，而所谓“晚明时期”，大致是16世纪中期至17世纪中期（亦即嘉靖、隆庆、万历、崇祯朝）。因此，到了明代后期（或者晚明时期）。因此可以说，对于中国来说，早在明代后期，这个“大变局”就已出现了。
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就是全世界形成一个统一的和唯一的市场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初始阶段的主要表现，就是用贸易的手段把世界主要地区连接起来，形成一个稀疏的全球性市场网络。这种连接采用了各种手段，包括暴力的手段，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早期经济全球化乃是用贸易以及“剑与火”一起建立的市场网络。

经济全球化最明显的特征可以用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和托皮克（Steven Topik）的《贸易打造的世界》（The World That Trade Created:Society,Culture,and the World Economy,1400 to the Present）这本书的书名来归纳。在这个世界中，贸易网络突破了国界的限制，把越来越多的地区，越来越紧密地联系了起来。这对于文化版图大洗牌具有非常重要意义。

【东亚世界文化版图大洗牌与早期经济全球化之间的关系】

虽然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启蒙运动，今天世界上的文化与宗教之间仍然有紧密联系。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一项重要调研报告，在全世界23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有58亿的成年人和儿童信仰某一宗教，占2010年世界69亿人口的84％。基于全球2500多次普查、调查和人口登记的研究发现，2010年全世界基督教信徒约有22亿，约占世界人口的32％，16亿穆斯林（约23％），10亿印度教信徒（约15％），近5亿佛教信徒（约7％）和1400万犹太人（约0.2％）。此外，超过4亿人（约6％）信仰各种民间宗教或传统宗教。包括非洲传统宗教、中国民间宗教、美洲原住民宗教和澳大利亚土著宗教。据估计，有5800万人（略少于全球总人口的1％）属于“其他宗教”，包括巴哈伊教、耆那教、锡克教、神道教、道教、天理教、巫术和拜火教等等。皮尤研究中心最新的研究还发现，世界总人口大约有1/6的人（11亿人）没有任何宗教信仰或不属于任何宗教（约占世界人口的16％）。而在这11亿人中，大部分是东亚儒家思想的信奉者。儒家思想不是宗教，但是在一些方面（例如仪式等）与宗教有类似之处，因此有时也被称为儒教。如果我们也把儒教思想权且视为某种“宗教”的话，那么今天世界的文化版图与主要宗教之间确实有密切的联系。

上面提到在15-17世纪这个时期，东亚世界文化版图出现了大洗牌，而这个时期也正是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那么，这两大历史事件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首先，这两大历史事件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在上述东亚世界的四大文化圈中，三个都与宗教有关，而在宗教的传播中，商人往往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伊斯兰教的传播从与商人有密切关系，特别是到了“伊斯兰黄金时代”，穆斯林商人掌控非洲与阿拉伯、阿拉伯与亚洲之间的贸易路线，影响力很大。因此伊斯兰文化通过商人传播到中国、印度、东南亚及西非广大地域。佛教和基督教的传教士也往往与商人同行，随着贸易的发展传播到各地。只有儒家文化的传播方式颇为不同，这是因为儒家学说不是宗教的缘故。但是儒家文化圈的发展，与相关国家内部商业化所导致的经济整合有密切关系。这种商业化即经济区域化，因此可以视为经济全球化的一个方面。早期经济全球化的动力是贸易，因此早期经济全球化对于东亚世界文化圈的大洗牌，当然是至关重要的。

瑞德（Anthony Reid）在《东南亚的贸易时代》中说：经济的变化促进了社会的变化，而这又为文化和政治力量的渗透、传播铺平了道路，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在东南亚海岛地区的长驱直入，基本都遵循了同样的道路。而在大陆地区，缅甸南部活跃的孟族商人也成为小乘佛教改革的急先锋。很久以来，由控制市场和贸易流通所获得的财富一直是东南亚国家的根本资源。为了应对接踵而来的挑战，这些财富和宗教思想最终都逐渐演变为加强王权的强大武器，用以削弱国内敌人的势力。这本书的书评者维舟写道：“这是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分水岭时代，各种力量交替兴起，相互矛盾的趋势同时并存。一方面地方自治更加强化，另一方面外国富商成分更加多元化；既是一个经济空前繁荣的时代，又是政治力量的束缚日益加强的时代。其结果，由于经济、军事和政治等各方面因素的合力，产生了一种复杂的化学反应：15-16世纪与世界经济紧密互动，到17世纪中叶起却又决定性地将东南亚推离了国际贸易的轨道。”

当然，我们也要注意到：东亚世界地域广大，各地情况差别很大，因此上述两大历史事件之间的关系也颇为复杂。大体而言，在东亚世界的北部和西部的大陆地区（即中亚、北亚、青藏高原和中南半岛），伊斯兰教文化圈和佛教文化圈的发展和扩张，更多地是借助于政治和军事力量，而在东亚世界的东部和南部（即东北亚、中国和南洋群岛），伊斯兰教、基督教文化圈的发展和扩张则更多地依靠商业贸易。至于儒家文化圈的发展，则主要依靠相关国家内部商业化，较少依靠外力。

其次，这些文化圈的发展对于早期经济全球化也有着重大意义。由于文化上的共同性，处于同一文化圈中的各地人民，不仅获取知识、技术和其他资源更加容易，而且进行贸易活动也更加方便。这种情况在儒家文化圈、南方伊斯兰教文化圈和基督教文化圈表现得最为明显。在儒家文化圈内，中文成了共同的书面沟通手段。不仅中、日、朝、越诸国人民可以无障碍地从中文文献中获取知识和技术，并且在相互贸易中使用中文作为工作语言。在南洋群岛，各穆斯林土邦通过伊斯兰教的联系，从南亚莫卧儿帝国和西亚奥斯曼帝国获得军事技术知识及伊斯兰教世界的贸易方式，与东亚世界其他部分进行商业往来。基督教文化圈更将西方的商业习惯、技术知识引入东亚世界，葡萄牙语也成为跨越东亚世界各文化圈的商业通用语言，从而在东亚世界的国际贸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三，在这些文化圈的扩大和深化过程中，商人起了重要的作用。本来西方世界的两大宗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就有武力传教的传统。14世纪时，拜占庭皇帝曼努埃尔二世批评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说他是“一手拿剑，一手拿可兰经宣扬教义”。到了12世纪，基督教也变得日益激进，西班牙天主教徒在与穆斯林的战斗中，使用了著名的卡勒多拉巴（Calatrava）十字架作为标志。这种标志由骑士的剑和牧师的十字架组合而成，因此可以说是“一手拿剑，一手拿十字架”。到了地理大发现之后，欧洲人在征服殖民地的过程中，也是“一手拿剑，一手拿十字架”。因此这种传统的武力传教方式，在15世纪以来亚洲文化圈大洗牌过程中仍然扮演着重要角色。不过，在这一时期，传统的武力传教方式之外又出现了新的文化传播方式。这些新方式包括使用武力或者以武力为后盾的商业化文化传播，以及和平的商业化文化传播。前者的典型例子是17世纪世界上最成功的企业——荷兰东印度公司，其典型的形象是“左手拿着账册，右手拿着刀剑”。荷兰人为了商业的目的，在亚洲建立了广大的殖民地和贸易网络，通过这个网络，先进的军事技术传到了东亚世界。荷兰人虽然是基督教徒，但是他们对传教并不热衷，关心的只是商业利益。和平的商业化文化传播，则是通过为数众多的各国商人来进行的。例如伊斯兰教是以和平的方式传入南洋群岛的，一方面是通过穆斯林商人的经商活动，吸引当地人民皈依伊斯兰教，另一方面则是通过这些商人，把奥斯曼帝国的火器技术带到马六甲等地，使得掌握了这些技术的伊斯兰政权变得强大起来，从而对伊斯兰在南洋群岛的扩张起了重要作用。又如西欧商人把火器技术带到缅甸、暹罗，大大提高了它们的军事实力，从而在南传佛教的复兴中功不可没。这些例子都说明，在15世纪以来亚洲亚洲东部文化圈大洗牌过程中，商人的确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在本文所描述的大背景下，东亚世界文化版图大洗牌出现了。

本文作者：李伯重，中国经济史学家，任香港科技大学讲座人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