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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理民以信，民服官以德。故民从官，如水就下，自然而然，不须自吹自擂，这样下去，政出则自通，政通则民依，民依则治善，治善则国强。反之，民不信官，则政出不通于下，政不通则民不依，民不依则治不善，治不善则国弱。故强弱之政，关键在理民之术好坏。
理民之术，不贵强权而贵诚信，不贵威服而贵德服，贵予民利而不争，贵富民财而寡取，贵与民亲而不昵，贵平衡官民之权，不贵强一方而弱另一方。为何？以权驭民者，必使其诈遂，诈遂则务虚不务实，且欺上瞒下之举不可免，投机倒把工事不可禁。如此，则权不强而反失。故理民不可强权而立威，可讲信以立威。民有生计则不为乱，故为官者须予以利，不妄相侵夺，不与之相争。民富则国用饶，民贫则国用乏，故欲富贵者必先富民。民既富，还应挟善法而保之，行美政以留之，不使其富则思外，不以邦国为念。为政者与民亲，不可如胶漆一般，民感其亲即止。否则一旦假借亲民之举而谋私，则国利必损。故亲民之举，以利国令行为限。
    何为则令行？孔子说：“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则孰敢不正？”故令行之根源在于官正，令行不根源在于官不正。为政者不信，办事者不信，则民不信。民进官之衙，见官官脸难看，求事事情难办:民有所游，不知所依;民有所欲，不知所求;民有所有怨，不知所诉;民有所急，不知所助。长此以往，政之害必生。昔董卓乱长帝京，司徒王允为灾民求粟，董卓却说：“吾欲举大事，岂惜小民哉！”至董卓因政变致死，长安百姓都争着辱踏其尸，故民怨可导不犯，民力可存不可夺，民生可悯不可逆。官之于民，宜常怀敬畏之心，常怀感恩之心，常怀悲悯之心，如此则常有仁民之举，常施惠民之政。如此，何患政令不能通行呢？
    为政之害莫大于下情不通于上。下情不通上，如河川因堰塞而成湖，聚久则湖溃，湖溃则淹没泛滥必多而重。设若待湖溃之时，再猝然疏导，则虽有智者不能止其灾。灾害已生，再图补救，其伤难愈，其治难信，为政之害亦如此理。官无善政，久而久之，民有事即“私了”、遇难事即“上访”、民有怨即私泄，这便使得事官不像官，民不像民，官与民的关系，不是鱼与水的关系，而是“老死不相往来”、“各自为政”的“无关系”。于是官不信民，虚指民以刁钻；民不信官，虚指官以伪善；官民相离，取乱亡之道。故孔子云:“居处恭，执事敬，与民忠，虽之夷狄，不可轻也。”
    居处恭，则亲易亲，疏也易亲；熟悉易交往，陌生也易交往。为政者，在家无论对何种亲属，都能一视同仁的恭敬对待，使亲族和睦，则家庶几可治，如此，才可治一方大政，使上下交和，各得其宜，各尽其职能又互不侵害。亲人之间、朋友之间，同呼息、共命运，无论穷富、愚智、贵卑都应相互照应，相互提醒，以亲情为纽带，拧成一股绳，不因有利而嬗和，不因无利而不交，如此，则政可治。为何？为政之大者，无欲无私、不朋不党，能率民以善行。昔西汉有萧望之理民，民有孝悌之心，有忠顺之心，有务本之心，野无闲者，家无饥民，民道不拾遗，夜不闭户，相亲相爱，汉宣帝因之以成中兴之势。又有西汉武帝之循吏万石君，一门之中，诸子显贵，然居家皆恭肃孝悌，以理和亲，朝野无不敬服，其位虽高，无人相害，故得以终禄天年。孔子治家，克己安人，行忠恕之道，故其后虽微，传七十二代而香火不绝，及至孔尚任惹祸，举家也能相保。因此，为政者居处必恭。
    所谓执事敬，乃言敬事敬业。为政者，权力在握，大者可决人生死、进退、荣辱，小者可影响人民日常生活，故执事者必怀敬畏之心，慎独笃行，受事之日，战战棘棘，如临深渊，如履薄冰，陈力就列，量权处事，利国利民，任尔东西南北起风雷，都有金刚不坏之身，自能岿然不动。如此，即使受损于当时，洁名必存；若得志于当世，政声必著。世有能吏、有循吏、有显吏、有具吏，此四吏者，量力而为之，可无祸事。所谓能吏，才堪大任，能征一国，秉权决机，运筹得宜，万民仰望。所谓循吏者，才堪治郡县，与民无所犯，政治平平而为人贤德。所谓显吏，位高权重，德行有好有坏，政绩未必最佳，然力能胜职。所谓具吏，运筹力不足，办事却是佼佼者。理民之政，选任此四端之贤者，民力有所聚，则民心有所向，民生有所依。
    所谓与人忠，则是替人筹划可信而务实。政府之各级官吏依法行政，使民如承大祭，利民如降甘露，用权务谨，谋事务实，做人务实，有求真以务实，无掩假而虚饰，则上政通于下，民众有福。仁人在位，食国之禄，食民之给，罔民不可为。能为民出十分力者，绝不只出九分半，一定出十分力，不能为民出力者，虽毫末之力不能出。力所及者听上安下，当尽力而不尽，是对人不忠，当敛力而不敛，是对人不忠，故力必称其职能然后方可为，如此，则同僚之权不相侵，本职之权可用对，上下安，左右安，前后安，官民安，四境晏然。此使民安之术。
    综上之说，理民之要，全在一个信字上。民信则政通，民信则政稳，民信则政平。不须劳神苦思，便可垂拱而治。不须比权使诈，便可治安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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