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表示，对当前增速放缓，要客观看待，全面分析其内因、外因。

　　7.4%的增速，与以往9%以上的高速增长相比，的确是有所放缓。但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中国的这一增速仍是最高的。而且，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很快，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比较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在提升，经济总体表现良好，亮点颇多。

　　“探究增速放缓的原因，首先不可回避的是，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确实存在体制、机制方面的问题。但是，近年来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国际外部性、周期性因素。”林毅夫说。

　　考察2010年以来的数据，不仅新兴市场经济体、发展中国家，一些过去所谓的高增长国家的经济增速也在下降。如韩国2010年增长速度是6.3%，2013年只有2.8%；新加坡2010年是14.8%，2013年仅为3.7%。这些国家在同一个时间段，经济增长的总态势一样，意味着有共同的外部原因。“这一世界各国共同的趋势，只有国际周期性的原因可以解释。事实上，目前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经济仍然占全世界经济的半壁江山，这些国家经济普遍尚未从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中恢复过来，对全球经济产生了巨大的下行压力。2014年我国7.4%的增长率，比此前预期的7.5%低了0.1个百分点。但是，世界银行2014年年初对美国、欧元区、日本的增长预期分别是2.8%、1.1%和1.4%，而他们实际实现的则是2.4%、0.8%和0.2%，分别低了0.4、0.3和1.2个百分点。我国是世界最大贸易国，他们增速的低迷必然对我国的增长产生下行的压力。”林毅夫表示。

　　林毅夫认为，全面深化改革、采取有效对症的稳增长措施，中国经济将长期保持中高速增长。

　　中高速增长是必要的。“中国经济发展仍然需要一定的速度，否则不仅会延缓缩小与发达国家收入差距的进程，还可能影响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目标的实现，对就业也会产生新的压力。”

　　中高速增长也是可能的。林毅夫认为，我国在较长时期实现中高速增长，有四方面的有利因素。

　　一是我国产业升级的空间大，即使建材、水泥、电解铝等产能出现过剩，我国仍可投资于高端制造业。

　　二是我国基础设施建设欠账还很多。虽然城际间的高铁、公路、机场近几年建设较多，但城内轨道交通、地铁和道路建设严重不足，地下管网明显老化，许多城市被堵车和城市内涝困扰。同时，我国环境压力大，节能减排和治理污染也需大量投资。这些领域的投资具有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将有力地带动经济发展。

　　三是我国正处于城镇化加速发展阶段。中国目前城镇化率刚过50%，而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率在80%至90%。城镇化是一个综合载体，不仅可以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农业现代化、提高农民生产和收入水平，而且有助于扩大消费、拉动投资、催生新兴产业，释放更大的内需潜力，成为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的新引擎。

　　四是我国资金相对充足。目前，政府债务规模整体可控，居民储蓄率很高，可利用政府财政资金来撬动民间资金，扩大投资。我国还有相当规模的外汇储备，进口所需的外汇储备充足。这些都将为实现经济中高速增长奠定坚实的基础。

　　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从消费模式变化、新型投资机会涌现、低成本比较优势转化等9个方面阐述了新常态的特征，并确定了转型升级、创新驱动等一系列发展任务。林毅夫说，“我们在产业升级、技术创新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有不少优势。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可以在国际技术产业前沿进行创新和升级，很多领域可以采用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方式，前进道路的风险小，成本低。”

　　林毅夫认为，如果充分利用好后发优势，中国完全可以快速实现产业升级。产业升级、技术创新，不仅将使中国经济迈向中高端，也会使中国经济发展更健康、更具有可持续性，并为在更长时间内实现中高速增长创造条件、注入动力。“认清挑战、把握机遇，中国将在中高速增长的过程中，实现经济水平向中高端迈进。”林毅夫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