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特别策划“中国式改革”之一：国企盛宴

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过去已经是另一个国家；然而历史并不是墙角的垃圾，我们之所以成为今天的我们，正是因为昨天的所作所为。1992年市场化改革开启到如今已历时二十年。二十年间，两会几乎见证了所有重大变革并做出决策。为此，新闻在2011年两会来临之际，推出两会特别策划“中国式改革”，试图探寻二十年间的每一个决策如何影响今天的中国，并回溯二十年的激荡改革路。

美国荒诞新闻学教父亨利·汤普森曾说：“一个时代的能量会在一阵耀眼的闪光之后趋于清晰”。国有企业是中国经济的主角，国企改革也决定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成败。1992年开启的国企改革不可谓不耀眼，而如今改革光芒已过，此时恰是梳理国企变革之路，品评成败之时。

1992年

与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改革路径初定相反，国企改革仍然在经营管理权的收与放之间摇摆，直到1998年之前，国企改革基本未触及根本。作为国有资产所有者的国家，到底该如何管理和控制国营企业，始终在“收与放”的悖论间徘徊，进退维艰。

“认真总结经验，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创新，把改革开放的步子迈得更大一些。”

——李鹏，1992年3月20日至4月3日，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

“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

——“皇甫平”，《解放日报》1991年3月

“在事关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基本政策措施等重大原则问题上，要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

——“皇甫平”，《求是》杂志1991年第16期，《沿着社会主义方向继续推进改革开放》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南巡。3月26日，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在《深圳特区报》刊发。以往，此类重大报道均由《人民日报》或新华社统一首发。南方谈话发表，正值北京召开两会期间，谈话在两会期间产生的轰动效应。

与南方谈话相反，在当年的国企改革领域仍然没有大的突破。国务院颁布的各项通知，仍然是 “限产压库”、“抓好品种质量效益”、“清理三角债”等转变经营机制的改革。

1992年初，以徐州国营企业改革为发端，国营企业掀起了一股以“破三铁”（“铁饭碗”、“铁工资”和“铁交椅”）为中心的改革热潮。“破三铁”第一次把改革的矛头对准了企业中的一般职工。但随后严重的失业迅速演变成一场社会危机，年中，“破三铁”运动戛然而止。

7月，改革策略重新回到原来的放权主题上，国务院发布《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宣布赋予企业14项经营自主权，其中包括产品销售权、物资采购权、资金支配权等。

1993-1994年

中国首次出现下岗职工，当了数十年“主人翁”的工人们开始不再与企业“共存亡”安徽大学，失业人口开始成为社会问题。国企仍在经营体制的转变上绕圈圈。

“我的权力还不如你的权力大。”

——国内最大的钢铁公司鞍山钢铁公司总经理李华忠对辽宁省海城市东房身村党支书王国珍说，1993年3月，全国两会

1993年，在广东首次出现“下岗职工”，濒临破产的国营广州无线电厂裁掉了1 000名职工。 “工龄补偿”的方式在南方普遍能够接受，但在北方引起较大反弹。随着国营企业体系的日渐瓦解，城市贫民阶层慢慢地出现了。失业人口开始成为社会问题。

1993年7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周叔莲在《光明日报》撰文提出抓大放小，只需要搞好500~1000家大公司、大集团。这是一种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改革思想，但其思路在1996年后才被重视。

1994年7月1日安徽卫视中秋晚会，酝酿已久的《公司法》正式颁布，中国的企业终于步入与国际惯例接轨的规范化管理时期，一种叫做“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新模式在国有企业中开始推行。

同年，国有企业亏损面超过40％。与此相对照的，当年农村社会总产值的75％，全国社会总产值的38％，全国工业总产值的50％，国家税收的1/4，外贸出口交货值的一半，均来自乡镇企业。

1995年，“中国改革风云人物”、首钢的周冠五因受经济犯罪牵连黯然下台。继任者毕群后来描述盛况下的首钢是“一团乱麻”：结构乱、财务乱、管理乱、负债不合理。法国《新观察家》周刊这样描述首钢：它什么都经营，钢铁、面条、自行车、医院、杠铃、大衣、家具、房屋、饭店、机器和计算机，公司还拥有一家银行、一支船队。

1996年

“那时候我的人生就好像一枚半空中的硬币，连自己也不知道会翻到哪一面。”

——时任山东省诸城市市长陈光

国企寒冬来临。1996年国有企业亏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同年国企大规模上市，获得千载难逢的“输血”机会。1996年，一个由上而下的“抓大放小战略”渐渐成型。企业变革将进入一个全新的、以所有权改革为主题的时期，各种悲喜大戏即将一一上演。

1996年，预算内国有企业的净销售利润率降低到历史最低点。1996年，国有企业破产总计6 232家，超过了过去9年的总和。

同年，由于上海“退二进三”（退出第二产业，进入第三产业）的城市战略转型，上海失业人口的年均增长速度高达9.53%——而这仅是登记失业人数。60万纺织职工（主要是女性工人）下岗分流。

1996年，大型国企开始大面积上市，两大股市代替国家财政成为向国企输血的工具。仿佛天上掉下一个大馅饼安徽移动，依靠全面扶持国有企业的“指标配额制”的上市机制，国有企业获得了起死回生的“最后一把米”。

然而在当时，有不少观察家和学者对此提出异议。《人民日报》记者凌志军说，“看起来，国企过去是依靠财政、银行，现在是股市、股民，扶持的办法就是不停地把钱送到国有企业里面去。”

同年，国企为拿到上市指标，开始大面积的、公开的财务作假。通过股票上市为国有企业输血解困，毕竟只能解决少数大中型企业的难题，量大面广、数以三十万计的中小国有企业仍然是一团乱麻。1996年3月，朱镕基考察“诸城经验”。

1996年2月，中央联合调查组赴山东诸城处理“卖光国企”事件。最后的结论是：诸城的改革方向正确，效果显著。一个月后，朱镕基亲抵诸城。从1992年开始，诸城市市长陈光将282家国有和集体企业全部改制。陈光一夜成名，被媒体称为“陈卖光”。

1997年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每当改革进行到十字路口的时候中国评论网，潜伏在中国经济变革逻辑深处的那只“所有制怪兽”总会不可避免地如幽灵般出现。然而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彻底击碎了人们对日韩财团企业模式的膜拜，意外的推动了这场所有制变革，至此“国退民进”时代到来。

“作为社会主义经济补充的私营经济、外资经济发展势头异常迅猛，已经威胁到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

——《万言书》，1997年

国有企业亏损仍在恶化，1997年1月，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结果出炉，国有工业的负债总额已占到所有制权益的1.92倍，整个国有企业集团已经资不抵债。从这一年起，商业银行不向无偿还能力的国企放款。《远东经济评论》称若不进行所有制改革，中国将赔上老本。

1997年，由“诸城经验”而来的中小国有企业产权改造试验，却受到了意识形态方面的攻击。同年，一份“万言书”广为流传，认为“抓大放 (责任编辑：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