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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完成革命党到执政党转型 与时俱进推动改革大业

时间:2011-10-10 06:37来源:互联网 作者:佚名 点击: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与时代同行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 1921年7月,13名中国青年加上两名共产国际代表,在上海法租界的一座小楼里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除了租界的密探和巡捕,几乎无人注意到这次会议的召开。这颗共产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与时代同行——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

1921年7月,13名中国青年加上两名共产国际代表,在上海法租界的一座小楼里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除了租界的密探和巡捕,几乎无人注意到这次会议的召开。这颗共产主义的种子却从此在中国迎风而长广西驾驶理论考试,生根发芽,发展壮大。经过28年的血雨腥风,艰难困苦,前赴后继,矢志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和解放奋斗的中国共产党人最终在1949年取得了中国革命的成功。

九十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历经战争年代、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同时也完成了一个革命党到一个执政党的转型。风雨如晦的外部世界,复杂多变的内部时局,不断给这个党带来新的课题与考验。从带领四万万同胞翻身解放,直到当今进一步推动一个十四亿人口大国波澜壮阔的改革大业,中国共产党克服种种困难,在蜿蜒曲折中稳步前进,其成功经验当可概括为四个金字:与时俱进。

世界上没有任何政党,可以固执死守一成不变的教条,以此应对纷繁变化的世界而屹立不倒。尽管求新求变总易引来争议与质疑,但无数的实践证明,改革创新是一个政党保持生命力与先进性的关键之匙。从解放思想推动改革开放,到如今大力推进党内民主,中共的改革和创新思路清晰可见。回顾中国共产党90年的历史,理想主义的旗帜一直引导者中国共产党人前进的脚步。顺应历史潮流,呼应时代和人民的心声,自我纠错、自我完善、自我突破,不仅事关执政党的兴衰,更关乎一个泱泱大国的长治久安。

中国共产党由理想主义而生,也必将以理想成就自己。民主法制、和谐社会的执政理想,一朝实现,将是中华民族的福祉所在。

九十年前的星星之火

为什么,这个当年只有50多名党员的小团体最终能够脱颖而出,成就旷世大业?“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这里有多少偶然,又有多少历史的必然!

1921年7月1日,19岁的北京大学外语系学生刘仁静正在京浦线的火车上,赶往南京。此去他是要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的年会,同他一道前往的,有“少年中国学会”的负责人之一邓中夏,邓已经为这次年会做了大量筹备工作。

近60年后,刘仁静在回忆录中记述了这次旅行。他说,他是在开完了“少年中国学会”的年会后,在7月上旬从南京又赶往上海,作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当年,“少年中国学会”的名气要比中国共产党大得多。这个青年社团早于中国共产党两年,于1919年7月1日成立。它的会员遍布国内及德、美、英、日和南洋等地,在南京、成都和巴黎设有分会,是“五四”时期人数最多、分布最广、时间最长、影响深远的一个组织。我们看一看它的成员,许多都是后来在中国政坛赫赫有名的人物:李大钊、毛泽东、恽代英、邓中夏、蔡和森、赵世炎、张闻天、许德珩、卢作孚、李人、周佛海、田汉、宗白华、朱自清……当中也包括后来在中国组建名噪一时的“中国青年党”的曾琦、李璜。

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即现在的兴业路76号,李汉俊的兄长李书城的住宅中召开。刘仁静是到上海参加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中年龄最小的一个。但他确实是由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推选出的代表。北京来的另一个代表广西大学,是张国焘,时年24岁。刘仁静回忆说,在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大家公认李大钊是领袖,然而大家习惯于尊重他的意见,“在组织活动中却并不事事都去打扰他”。

在选举参会代表那天,李大钊没到场;大家还提名过邓中夏和罗章龙,他们都以太忙而辞谢。总之,不光是刘仁静,其他人也“没有谁想到是去出席一个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也没有谁想争当这个代表”。

参加中共“一大”的13名代表,平均年龄还不到28岁。他们中有律师、杂志主编、教师、新闻记者和在校学生。这13人,包括他们所代表的全国56名中共党员,没有一个工人或是农民,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政党。这批热血青年们,大多还只是政治舞台上的边缘角色,尚不在当时的政治主流之中。他们热衷的是翻译国外经典,谈论各种主义,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还不存在从事组织社会力量推翻现政权的政治行动。

翻阅关于上世纪头二十年中国政治的材料中国评论网,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活跃于政坛的各种政党与政治派别:从1912年民国成立后,全国竟在半年内就出现了上百个政党。这些政党,分化组合多变,骤生骤灭,有时一个人加入几个政党,甚至一个人担任几个政党的领袖。它们虽然数量众多,但就政治倾向而言,大体是清末革命派和立宪改良派的延续。同时政党这一合法斗争形式也被袁世凯等军阀势力所运用,建立了不少御用政党和团体,因而呈现政党林立的局面。当时影响力最大的,是由同盟会改组而来的国民党。

相比之下,数十名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员组成的一个小党,在1921年上海法租界的一座小楼里悄悄开会,几乎没有被人注意——除了租界中的密探与巡捕。连开会者本人也都不曾预料到,这些人,这个党,注定要在中国叱咤风云,翻天覆地,30年后在中国一统江山广西资助网,将中国改变为红色。

共产主义进入中国:从理想主义开始

1921年前后,在中国最激进最活跃的青年知识分子当中,也是社团组织林立。除了少年中国学会,在北京有“实社”“进化社”“奋斗社”、有山东籍学生组织的“曙光社”、由郑振铎、瞿秋白等成立的“人道社”,在长沙有毛泽东组织的“新民学会”,在天津有周恩来等领导的“觉悟社”等等。

五四之前,西方的各种政治思想悉数在中国的知识界登场;五四之后,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最时兴最流行的西方思想,已是社会主义思潮。有人研究1920年出版的各种报刊杂志,发现所有找到的400多种之中,居然有一半多“带有不同的社会主义倾向”。五四运动后,陈独秀来到上海这个中国最大也是最繁华的商业都市,他把《新青年》杂志也带到了上海,开始在杂志上介绍社会主义思想。同他一样热心做这件事的,还有一批后来都成为中国著名政治家、却分属各个阵营的人物:李汉 (责任编辑: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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