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多年前，张骞的“凿空之旅”开辟了一条亚、非、欧文明交流互鉴的陆路大通道——丝绸之路。沿着这条通道，班超、甘英、鸠摩罗什、玄奘、马可·波罗、利玛窦等无数文明使者穿梭于东西方，完成了一次次商品的交换、文化的交流和友谊的传递。如今，驼铃声已经远去，黄沙也淹没了先行者的足迹，但丝路上留下的文化遗产却成为见证丝路沿线国家人民友谊长存、民心相通的印记。今日，光明日报推出“一带一路·寻访丝路上的文明薪火”专题，让我们一起再次踏上古老丝路，共同续写人类文明交流史的传奇。

敦煌莫高窟 曾幼灵摄 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敦煌莫高窟壁画《伎乐图》 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吐鲁番交河故城 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隋大业五年（公元609年），甘肃张掖。人头攒动、车水马龙，身着不同服饰、口操不同语言的人们或进行商贸交易，或进行参访交流，到处一片祥和繁荣的景象。那次共有17万人参加的各国人民的大聚会，后来被称为“万国博览会”，西域共有27国派使臣参加。

　　“万国博览会”是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人民悠久交往历史的一个生动注脚。2014年6月，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更是对这种悠久交往历史的再次印证。对丝路文化遗产进行发掘、整理、保护、研究、利用，不仅可以深化对丝路历史的认识，亦可在文化层面搭建“民心相通”的桥梁。

　　加强顶层设计，开发时考古先行

　　丝绸之路沿线文化遗产众多，仅“长安——天山廊道路网”这一段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遗产点就有33处，其中我国境内22处。

　　“但目前，我国对丝路沿线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联系还不够紧密。深层次原因在于丝绸之路经济带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工作尚缺乏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未形成文保、规划、国土、交建、水利等部门共同参与的工作机制。”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李忠杰说。

　　为了让丝路沿线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更好地服务于“一带一路”战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袁靖建议先要做好考古这一基础性工作，因为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可以科学地为全面认识古代丝绸之路的来龙去脉提供实物资料，也可以为展示、宣传文化遗产提供精彩的素材。

　　我国某央企在中亚某国开采铜矿时，发现地下有一处佛教寺院遗址。一些西方媒体趁机炒作中国企业的开发破坏了当地的文化遗产，结果开采被迫中断，中方企业遭受巨大损失。在袁靖看来，国家文物局要更好发挥统筹协调作用，推动我们的考古机构进一步介入境外丝绸之路经济带区域内的工作，在由我国的施工单位计划进行建设工作的地区先行做好文化遗产评估，必要时开展考古工作，树立对全人类的文化遗产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同时，袁靖建议财政部和国家文物局共同设立国际合作考古研究项目，支持国内相关研究和教学机构人员主动到境外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开展考古发掘和研究，也支持国内研究和教学机构主动邀请国外的考古研究人员到国内丝绸之路沿线的遗址点参与发掘，汇集国内外优秀学者聚焦丝绸之路的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共同为保护和利用丝绸之路上的文化遗产奠定坚实的基础。

　　顶层设计不仅限于考古，李忠杰建议国务院抓紧组织开展丝绸之路经济带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专项规划编制工作，从国家战略高度体现我国丝绸之路沿线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工作的整体性、协调性、长期性，解决各地存在的与丝绸之路历史文化整体关联性弱、部门协调不足和无序开发等问题。地方政府应以此规划为遵循，制定本地区规划，开展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工作。

　　兼顾民生和经济发展，规划是关键

　　遗产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天然的矛盾。比如，汉长安城遗址保护区内仍有50多个村庄10万居民生活，一方面保护区内居民的生产生活可能对遗址造成破坏，另一方面严格的保护措施也对保护区内经济发展和居民的生产生活造成限制，因为“盖个猪圈，铺个水管，都得审批”，保护区内居民的收入只有保护区外的三分之一。如何处理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与局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是当前的一大难题。

　　“我们当然要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原则，但也不能忽视民生。像汉长安城遗址保护区内的群众，收入已经比外面的低了一截，如果收入差距继续拉大，他们保护文化遗产的积极性就更低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理事长励小捷说。

　　励小捷建议地方政府进一步加强统筹协调，想方设法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对于汉长安城遗址保护区而言，在已通过考古等科学手段探明不会对文化遗产造成破坏的前提下，采用地下施工、危房改造等方式，把水、电、路等民生所必需的基础设施建设好，防止保护文化遗产与改善民生之间形成矛盾，争取群众对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支持。

　　此外，励小捷建议借鉴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经验，由政府财政出资，对为文化遗产保护作出牺牲的地区和群众给予经济补偿，因为“文化遗产是全国人民甚至是全世界人民共有的，不能只让遗产所在区域的群众承担保护责任”。

　　袁靖则从操作层面给出更多建议。他说，对于一个大遗址的保护和利用，地方政府要多听相关领域专家的意见，论证会不能走形式，要解决实质问题。对于文化遗产保护中经费缺乏的问题，袁靖认为可适度引进社会资本，没必要因为资本的逐利性而将其一律拒之门外，关键是政府要把好关、做好规划，正确处理经济社会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现在对于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没有固定模式可循，做这项工作的人要勇于探索，要遵守职业道德。”袁靖说。

　　增强可视性，让文物“活”起来

　　有时候，一个遗址就是一个“土堆”。“土堆”背后包含怎样的历史文化信息，专家明白，但普通人未必清楚。因此，增强可视性，让文物“活”起来是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必由之路。

　　很多重要遗址都是土遗址，由于强调最少干预的原则，不能在遗址上“做手脚”。在袁靖看来，可以考虑其他方法，比如应用声光电的方法、3D全息影像技术、二维码扫描的方法等高科技手段，用丰富的图像和生动的文字把遗址蕴含的古代风貌、精彩故事以及深层的中华民族思想精髓通俗易懂地传达给群众。敦煌莫高窟已经建立起数字展示中心，游客可通过球幕电影等身临其境地观看洞窟建筑、彩塑和壁画，获取信息量大增。这样既提升了服务质量和游客参观体验品质，又缓解了洞窟压力，减少了游客参观给珍贵而又脆弱的壁画彩塑带来的潜在威胁，缓解了莫高窟文物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的矛盾。

　　励小捷也认为，现在的大遗址保护不能再走传统的老路子，一定要配建展示设施，否则人们无法通过文化遗产了解过去，“保护文化遗产的意义也就无法体现了”。具体到丝路文化遗产的展示，励小捷认为要让丝路文明具体化，通过具体文物讲故事。比如，丝路沿线博物馆可联合起来，互借文物，推出不同主题的文物展览，不仅在国内展示，而且到丝路沿线国家甚至全世界去巡展。

　　目前，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在技术研发上投入比较分散，尚未形成一个技术体系。为此，李忠杰和袁靖都建议，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设立“文化遗产保护关键技术研发与示范”专项，重点解决遥感考古、环境考古、生物考古、土遗址保护、文物保护传统工艺科学化、山体加固、土遗址保护、书画碑文保护、环境监测、数字化展示等关键技术问题，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从技术开发到应用示范，逐步形成考古调查和发掘、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展示的技术支撑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