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重庆江北机场去市区的路上，出租车司机一路狂奔，最高速度开到了140码。他说，重庆红色故事兴起和褪去的时间，跟车的速度一样，忽地而来，又忽地而去。

末了，这位出租车司机强调，他不管是红色，还是白色，他只关心五颜六色——希望生活可以过得多姿多彩。

但生活有时候总让一些人无精打采。在重庆大礼堂的左侧售票厅里，两位女工作人员身子歪歪斜斜地靠在椅子上，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

随着来这里参观的人数的减少，两位女工作人员的热情也在降温。“现在一天也接待不了几个人。”其中一位说。

唱红时期，这里曾经是重庆最热门的旅游景点之一。最多的时候“一天可接待上千人”。

在这个可以容纳4千余人开会的大礼堂的正前方，就是重庆人民广场。建成于1997年的人民广场，北面是重庆市政府，虽然面积不如重庆另外几个广场大，却是重庆市举办大型庆典、大型集会和演出的重要场所。

这里曾是唱红歌最重要的场所之一。在唱红打黑期间，偶尔也可见到薄熙来在广场上跟那些前来唱红歌的人亲切握手。然而，3月份以后，这里不再被允许有歌声。

3月15日，重庆市人民大礼堂管理处贴出告示，以“声音过大”、“严重影响群众正常作息”为由，禁止公众在人民广场唱歌集会。

这种影响，在英国人伊恩的身上显现的尤为突出。他是中国红歌会的一名歌手。重庆红歌落幕之前，伊恩被重庆一个县城邀请过去唱红歌，受到了当地领导的高规格接待。甚至有公司想跟伊恩签约，在重庆办一些小型的红歌会。但当重庆红歌落幕后，伊恩再去重庆时，邀请方不允许他唱红歌，而是临时让他唱阿黛尔的歌。可那时的伊恩连阿黛尔是谁都不知道，只好作罢。

和伊恩一样落寞的还有那些经营红歌道具的年轻人。王智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位。他是一位80后。

重庆中山二路那些租借演出服的商铺显得冷冷清清。这条街上的“奇缘演出服”，不到10平方米的店铺里，挂满上千套演出服装。4年前，在重庆人唱红歌最兴起时，就经营了这家店。

坐在店里，王智一脸的无奈。“往年这个时候，生意好的很。这阵红歌不唱了，这几天都没开张呢。”端着母亲送来的午餐，王智不紧不慢地吃饭，叹了一口气。把饭吃完，他又说：“重庆这么大一个城市，总该有些文化氛围的，我想歌还是要唱的，舞还是要跳的。人的素质提高了，什么都好办了。”

同样落寞的还有重庆市公安局大门边上的两个球。因为王立军刻在球上的“剑”字，这里曾经成为不管是外地人还是重庆人最喜欢合影的地方。“跟球合影，剑为背影。”

红色褪去之后，剑字被铲除。如今，球还在，但人来人往，却估计无人再想起球了吧。

只有退潮时，才知道谁在裸泳。对于重庆，当唱红打黑的浪潮退去时，我们知道，到底是谁在假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