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香港经济面临的另一严峻问题是“撤离潮”也渐现。首先是随行政立法关系恶劣，及港人动辄向官员问责，动辄使用文字和言语暴力向官员唾骂，加上中央政府、建制派给予的压力，特区政府已由“热厨房”变成“热火坑”，令香港精英之士、在民间的“高手”望而生畏，转投各类专业及工商金融界，不愿投身政府为香港发展出谋划策，部分更有离开香港转往其它地方发展的打算。

“撤离潮”的另一面是随香港持续内耗空转，社会纷争不断，法治精神遭受冲击，再加上成本持续高升，已导致部分外国投资撤离香港转往周边国家、地区，对香港经济带来不小的损失。

政改被否决之后的香港经济，很大程度上已陷入恶性循环，“港”问路在何方？外界很容易得出一个甚为悲观的答案。

但是，时代总在适当的时候“眷顾”香港，翻开过去数十年的经济发展史，香港每隔十年、八年均会遭遇一道坎，无论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欧债危机，2003年的非典，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还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港人移民潮、八十年代初香港问题的中英谈判，皆令香港经济、社会动荡，但很快又出现了“起死回生”的顽强生命力，推动香港进一步向前发展。我相信，经过这场政改风云的洗礼，香港未来很有可能会重新开始起步。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香港之所以能有如此强的发展韧性，是由香港的特殊性和港人的本性决定的。

一是香港“皮实”。作为一个地方小、人口数量不多和经济基础较牢固的城市，香港船小好调头。甚至可以说，只要有一个产业发展蓬勃，便能带动其他的产业发展，推动经济繁荣。过去无论是制造业、进出口贸易、高端旅游、地产、股市、金融和高端服务业等领域，都在过去的经济周期循环中，轮流扮演“雁头”的角色，引领其它产业向前发展。

加上，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的核心竞争优势并非只是中央政府给予的优惠政策，或者是前往香港上市的公司数量，而是形成了以律师、会计师、投行和专业咨询等众多专业人士所组成的“群聚”（cluster）效应，在这种非常交易导向（transaction oriented）的氛围之下，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巩固和发展，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二是港人务实。例如中国中央政府自推出了“一带一路”倡议之后，中国内地更多注重“一带一路”全局、宏观和整体的讨论和进行国别研究，但据我的了解，香港从特区政府到业界已经在研究各种细节，主动地、积极地寻找香港的切入该倡议的空间和可能性。不少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港商，已组建了行业内的协会、委员会，团结起来共同寻找海外投资的机遇。

“一带一路”倡议中，未来也包括中国与沿线国家的金融合作，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3月就在博鳌会议上提出“积极推动构建地区金融合作体系，探讨搭建亚洲金融机构交流合作平台”。我在香港的实地调研中，也发现香港的金融业者，包括港交所，也开始动手筹划“服务内地，进军亚洲、面向国际”的新金融投融资、交易平台，为香港未来在中国与亚洲地区的金融合作中抢得头筹，喝头啖汤。

三是港人现实。在受到百多年英国殖民者重商轻政教诲的潜移默化下，港人血液里事实上并无热衷政治的基因，许多年青一代港人只是借政治的理由抒发自身发展受限的愤懑。政改纷争困扰香港长达两年之久，早已令人厌倦，现在宣告政改此路不通，习惯“金钱挂帅”的港人很大可能回到熟悉的“老路”，在商业、高端服务业一展身手。

在香港“小政府、大市场”的背景下，香港特区政府并不需要发改委式的发展规划，工商界要发展、想发展的共识，比特区政府的行政力量更大，也更易推动香港的经济向前。

因此，对于政改后的香港经济，我可以说是一个“沮丧的乐观主义者”（frustrated optimist）。沮丧来自明明可以靠优势吃饭，但香港却在纷争不断，导致经济停滞难前。乐观则是相信中央政府对香港政府不会大幅改变，加上香港的“三实”（皮实、务实、现实）特性，只要众多港人取得共识，重归经济发展、民生问题，香港未来依然是一块得天独厚的福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