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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改风云洗礼后的香港

时间:2015-06-23 15:44来源:梁海明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 作者:港经济学者、盘古智库 点击:
过去一周,是香港喧闹的一周。香港政改方案一如所料遭否决,“香港已死”的唱衰声也不出意料再次响起。不同的是,过去是国际舆论的嘲讽,如今更多是国人的奚落。

过去一周,是香港喧闹的一周。香港政改方案一如所料遭否决,“香港已死”的唱衰声也不出意料再次响起。不同的是,过去是国际舆论的嘲讽,如今更多是国人的奚落。

在这个积郁的年代,此类流于口水的讥笑,若能因此成为国人一个宣泄个人不平心态的借口,或许也是香港给国家作出的一个“贡献”吧。

政改被否,并不代表一切都完了。因为除了政改,我们还有诗和远方。那么,政改遭否决后,“港”问路在何方?

尽管被“唱”得很“衰”,但从短期看,香港还没那么糟糕。虽纷争不断,香港GDP过去半年增速约2%,这看起来像是“龟速”,但美国经济已连续两个季度负增长,欧元区国家增速则只有0.5%,与同类型的发达经济体相较,香港的经济增速算是相当稳健。

香港的失业率过去一段时间长期维持在3%左右,这是在经济学上的数据,实际经济活动中已相当于几乎全民就业,若失业率在2%左右,则意味就业市场是供少于求。香港去年的CPI为3.5%,暂无高通胀之虞(以香港过往平均数据CPI达5%为高通胀),也无通缩之忧。

不过从中长期看,香港未来可能有点糟糕。糟糕之一,在于各界已知香港问题所在,但却无解。香港当前的问题,除了制造业空壳化、楼价持续高升、贫富差距扩大、政治生态走向偏激且扭曲、行政立法恶斗不止和特区政府管治愈趋弱势之外,还包括基层市民缺乏向上流动机会、中产阶级负担沉重“向下沉沦”、富人阶级安于现状得过且过,利益集团积极制定游戏规则寻求更大权钱利益等等。

上述问题属老生常谈,且路人皆知,我也在之前发表的文章——《香港困局只能自救》中探讨过,并提出走出困局的建议,但由于当时香港内部危机感不足,发展共识尚缺,问题不但难解,亦已成为了香港经济向前的一大障碍。

糟糕之二,在于旧题未解,新题又现。一方面是身为国际城市的香港,其国际化程度已下降。九七年回归之后,不但香港的外国人小区逐年渐少,港人的视野、见识也收窄了,开始由国际化转为欧美化,甚至“股市化”。

多数港人熟悉的仅包括欧美日、中东等几个国家,且仅对上述国家中能影响股市、汇市波动的事情兴致勃勃,没有兴趣全面、深入了解他们经济、文化、社会和传统等各领域。港人对其它国家则兴味索然,未能及时捕捉到世界众多新兴经济体、发展中国家日新月异的变化,令香港丧失了不少发展机遇。

另一方面,专才赴港实际上并不大“专”。过去二十多年,香港虽与新加坡一样,引进了逾100万各类人士前往当地,但不同的是,新加坡引进的人士,绝大多数是高学历人士,且他们当中大多数选择在新加坡定居、工作,在各行各业发光发亮,共同推动新加坡经济发展。

香港则相反,100多万前往香港的人士,平均学历并不高,纵使引进的高学历专才、优才也是“身在香港心在外”,多数只为寻求获得一张香港身份证、一个香港身份,并无专心在香港经营工作、生活的长期打算,未能有效的为香港经济发展作出各界期待的贡献。


而且,香港经济面临的另一严峻问题是“撤离潮”也渐现。首先是随行政立法关系恶劣,及港人动辄向官员问责,动辄使用文字和言语暴力向官员唾骂,加上中央政府、建制派给予的压力,特区政府已由“热厨房”变成“热火坑”,令香港精英之士、在民间的“高手”望而生畏,转投各类专业及工商金融界,不愿投身政府为香港发展出谋划策,部分更有离开香港转往其它地方发展的打算。

“撤离潮”的另一面是随香港持续内耗空转,社会纷争不断,法治精神遭受冲击,再加上成本持续高升,已导致部分外国投资撤离香港转往周边国家、地区,对香港经济带来不小的损失。

政改被否决之后的香港经济,很大程度上已陷入恶性循环,“港”问路在何方?外界很容易得出一个甚为悲观的答案。

但是,时代总在适当的时候“眷顾”香港,翻开过去数十年的经济发展史,香港每隔十年、八年均会遭遇一道坎,无论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欧债危机,2003年的非典,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还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港人移民潮、八十年代初香港问题的中英谈判,皆令香港经济、社会动荡,但很快又出现了“起死回生”的顽强生命力,推动香港进一步向前发展。我相信,经过这场政改风云的洗礼,香港未来很有可能会重新开始起步。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香港之所以能有如此强的发展韧性,是由香港的特殊性和港人的本性决定的。

一是香港“皮实”。作为一个地方小、人口数量不多和经济基础较牢固的城市,香港船小好调头。甚至可以说,只要有一个产业发展蓬勃,便能带动其他的产业发展,推动经济繁荣。过去无论是制造业、进出口贸易、高端旅游、地产、股市、金融和高端服务业等领域,都在过去的经济周期循环中,轮流扮演“雁头”的角色,引领其它产业向前发展。

加上,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的核心竞争优势并非只是中央政府给予的优惠政策,或者是前往香港上市的公司数量,而是形成了以律师、会计师、投行和专业咨询等众多专业人士所组成的“群聚”(cluster)效应,在这种非常交易导向(transaction oriented)的氛围之下,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巩固和发展,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二是港人务实。例如中国中央政府自推出了“一带一路”倡议之后,中国内地更多注重“一带一路”全局、宏观和整体的讨论和进行国别研究,但据我的了解,香港从特区政府到业界已经在研究各种细节,主动地、积极地寻找香港的切入该倡议的空间和可能性。不少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港商,已组建了行业内的协会、委员会,团结起来共同寻找海外投资的机遇。

“一带一路”倡议中,未来也包括中国与沿线国家的金融合作,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3月就在博鳌会议上提出“积极推动构建地区金融合作体系,探讨搭建亚洲金融机构交流合作平台”。我在香港的实地调研中,也发现香港的金融业者,包括港交所,也开始动手筹划“服务内地,进军亚洲、面向国际”的新金融投融资、交易平台,为香港未来在中国与亚洲地区的金融合作中抢得头筹,喝头啖汤。

三是港人现实。在受到百多年英国殖民者重商轻政教诲的潜移默化下,港人血液里事实上并无热衷政治的基因,许多年青一代港人只是借政治的理由抒发自身发展受限的愤懑。政改纷争困扰香港长达两年之久,早已令人厌倦,现在宣告政改此路不通,习惯“金钱挂帅”的港人很大可能回到熟悉的“老路”,在商业、高端服务业一展身手。

在香港“小政府、大市场”的背景下,香港特区政府并不需要发改委式的发展规划,工商界要发展、想发展的共识,比特区政府的行政力量更大,也更易推动香港的经济向前。

因此,对于政改后的香港经济,我可以说是一个“沮丧的乐观主义者”(frustrated optimist)。沮丧来自明明可以靠优势吃饭,但香港却在纷争不断,导致经济停滞难前。乐观则是相信中央政府对香港政府不会大幅改变,加上香港的“三实”(皮实、务实、现实)特性,只要众多港人取得共识,重归经济发展、民生问题,香港未来依然是一块得天独厚的福地。

(责任编辑: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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