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高等法院颁禁止令严禁阻塞交通，香港民调逾八成民众叫停占中，泛民与学生组织对是否撤离产生分歧，警方伺机旺角清场，却无论如何无法驱散意图占领的人群，占中与反占中进入拉锯战。然激进示威者冲撞立法会、向警察扔鸡蛋、喷灭火筒，和平占中出现了暴力倾向。示威者和警方都失去了耐心，冲突中流血状况随处可见，且越演越烈……占中学生领袖开始绝食。这一切都因香港要走向民主而起。

香港主权回归，基本法承诺香港的资本主义迈向民主，但难以预料的是，香港民主化征程迈开的是如此艰难的步伐。

街头冲突被指是一场“雨伞革命”，官方对这一事件的定性是“非法”，不仅是反政府更是反政权，让“一国两制”能否继续存在倍受考验；台湾的舆论更加直白，香港街头撑起的黄色雨伞数十天不退，意味着“一国两制”已经破产。

“一国两制”实践十七年来，遭遇最为严峻的考验。但不管怎么说，从学生罢课到发起占中，从警方催泪气体驱赶到政府与学生展开谈判，再到占中与反占中的僵持、拉锯，最终都会结束旷日持久的对峙从而回归对话。这都是民主化会经历的过程而已。

虽然，试图以占中警醒政府却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扰民、破坏法治的情况，但这是否意味“一国两制”的终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民主发展本身就是一个过程，“一国两制”更没有现存的经验可以镜鉴，只有探索。

依马列主义理论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就是通过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新的政权。不过，香港需要保留资本主义制度，在香港回归之日北京作出过五十年不变的承诺。现代社会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重要方式就是以民主制度制衡社会矛盾。这就注定在香港的深层次矛盾会不断加深，还是必须选择资本主义制度，必须选择民主的道路。

香港回归十七年，从已经高度融合的经济“两制”，到开始崭露头角的政治对立，香港政治的“一国两制＂其实只是刚刚起步。

不满北京给出的2017年选举香港行政长官的民主普选方案，占中人士遍街彻夜留守金钟、铜锣湾、旺角不愿撤离，抗议人群要瘫痪香港以改变命运；而为统一台湾、香港主权回归设计的“一国两制”却被悲观、嘲弄直至愤慨的情绪掩埋。在警察的胡椒喷雾、催泪弹和抗议的雨伞阵、群情汹涌的对峙中，“一国两制”的制度设计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

经济上的“一国两制”给了香港十七年的繁荣稳定

香港回归前，西方舆论普遍不看好“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最具代表的是美国《财富》杂志在1995年6月底撤销了“香港之死”的封面文章。在政权交接时，英国代表也称“一国两制”是一个“乌托邦”。但主权回归中国后十多年的实践，香港在“一国两制”框架下一路走来，虽然磕磕碰碰不断，但总体上在起伏不定中保持了繁荣稳定。

在国际知名机构的评选中，香港仍是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最自由的经济体、亚洲最具活力的城市。尽管遭遇亚洲金融危机、“沙士（SARS）疫情和国际金融危机等冲击，香港地区在2004年至2012年间，本地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约4.6%，是同期其他发达经济体平均值的近2倍。2012年香港人均GDP达到了36660美元，为历史上最高。先前移民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香港人在香港的希望中，又掀起了一股返港潮。回归10周年之际，“看走眼”的美国《财富》杂志也不得不承认：“好吧，我们错了！”

可以看到，回归前后，商业的香港不断遭遇来自各方的磨难，亚洲金融危机、网络科技爆破、禽流感、SARS、08年国际金融危机等。危机来临，中央政府出手打救，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和香港签订《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开放自由行等。用内地的大市场温暖香港趋凉的经济，这是香港可以保持繁荣稳定的最重要原因。

事实上，内地经济发展了，中国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让香港走出经济困境只是小菜一碟，更何况，中国市场经济越益成熟，和资本主义香港的市场经济已经没有本则的区别。两地经济上的落差减少，差异缩窄，北京毫无顾虑一掷千金以保香港繁荣稳定，实现经济的“一国两制”，这对北京来说没有任何障碍。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一章第五条中便提到：“香港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在经济上保持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舞照跳，马照跑，北京做到了。中国有这样的实力，有些时候甚至比香港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普选矛盾让政治上的“两制”分歧摊牌

揭开2017年行政长官普选序幕，令香港进入了政治的“一国两制”时代。“一国”下“两制”的分野，冲突和落差是必然的，分歧主要来自政治及意识形态层面。香港自知冷暖，对北京的经济支持，政策关怀绝不推让，照单全收。但对涉及意识形态和政治取向，香港基本上选择了一概拒绝。直至这一次涉及落实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将原来的政治分歧全盘端出，推向桌面。泛民主派期待原汁原味地一步到位，获得更多的政治利益，北京则忍无可忍，决定不忍，守住绝不在制度上让泛民得益的底线。这是一种摊牌和对决。

其实，回归以来，香港涉及政治的“一国两制＂的分歧从来都没有停止过。

2002年至2003年期间，按基本法规定香港就涉及国家安全的二十三条立法，立法过程引起香港各界反弹，特区政府只能终止了立法程序；亲北京的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上任以来一直受到要求下台的压力，在各种倒董势力强压下，2005年3月10日董建华以健康为理由，提前向中央人民政府请辞；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于2005年提出2007年行政长官及2008年立法会产生办法之改革建议，最后未能通过，政改原地踏步；2012年9月8日，在社会的压力下，梁振英宣布取消德育及国民教育科的三年开展期的规定，“反国教＂狙击成功。“一国两制＂触碰到香港政治，政府屡屡遭挫。

回归17年来，香港“一国两制”得以顺利推行，基本上都是在经济层面上。到政治层面，由于双方的政治落差很大，推进步履艰难。北京认为香港存在深层次矛盾，却又让各方觉得，香港的深层次矛盾就是民生、贫富差距的矛盾。依北京的思路，解决香港深层次矛盾主要依靠经济手段，以为通过经济上“放水＂可以解决问题。没有意识到，香港的主要矛盾，始终是“两制”中的政治差别和政治矛盾。

政治才是考验“一国两制”能否成功的试金石

当香港进行到政改普选这一刻，走入了“一国两制”的核心，现实告诉大家，资本主义制度和原来的生活方式不仅仅是经济的，还无法回避要面对政治，香港深层次矛盾更多的是政治矛盾，是“一国”和“两制”关系的问题。缺少政治上应对设计，是回归17年来政府最大的弱项。

这一轮的政改较量是，中央政府强调“管治授权＂，以强硬的政治姿态面对2017年特首普选的挑战；泛民主派亦以占中激烈冲击试图逼北京撕开口子。但泛民主派和抗议学生这一次是碰到了天花板，政府也感受到触底反弹的压力。

不过，尽管冲突显得激烈，但始终还在“一国两制”的范围内，包括对中央管治权和高度自治关系的不同理解、在基本法框架下民主进程要求的冲突、以及普选特区行政长官主导权的争夺等。即使发生街头抗争以及政府施以适当的武力驱散，都是香港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下的博弈反映，是不同制度下不同表现形式，而不是对“一国两制”的否定，也不存在破产一说。

在取得香港“一国两制”经济成就后，香港进入了如何面对 “一国两制”政治考验的时期，这是“一国两制”能否取得成功的试金石。

香港的未来：中国需要让一部分人先民主起来

未来会怎样？占中之后，悲观地估计，香港“一国两制”的空间有可能更为收窄，北京担忧翻版的颜色革命在香港开花，进一步加强控制。香港的民主政治只能小步前行。

即使是社会主义，民主发展也是潮流，香港还需要政治改革的成熟时机，等待内地民主发展，两地落差如经济般大幅缩小，也是香港民主发展露出曙光的时候。正如邓小平1987年《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的讲话》所言，香港在一九九七年回到祖国以后五十年政策不变，包括我们写的基本法，至少要管五十年。我还要说，就是五十年以后更没有变的必要。依邓小平表达的意思，五十年后，内地也赶上来了，香港民主发展就会有更多的机会。

乐观估计，经此一役，政府和泛民都明白对方的低线，“一国两制＂下，知道当下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知道长远的终极目标。邓小平说：“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以才制定‘一国两制’的政策，才可以允许两种制度存在。没有点勇气是不行的。”有勇气就可以各退一步海阔天空，在成功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后，中国需要让一部分人民主起来时，香港的民主步伐绝对有望大步迈出。政治的“一国两制”和经济的“一国两制”一样，需要经过核心制度层面上你来我往的磨合甚至博弈，才能走向成熟。这不是破产而是新的开始。

北京没有因为受到冲击而放弃“一国两制”，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庆讲话中强调，中央政府将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坚定不移维护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北京亦没有放弃香港的民主发展，结束占中仅是民主博弈进程中的一环。

不过，政治的“一国两制”应该更多的是在坚持原则下建立制度性的协商、对话、妥协机制。政府和抗议者都应该极力避免矛盾激化，避免激进，让香港的民主进程多一些空间。

不管怎么说，“一国两制”远未到终结时，政治的“一国两制”还在民主发展的过程中。没有分歧、没有冲撞就不是“两制”，某种程度上，一党之下的两种制度真正政治较量以及妥协才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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