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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呦呦获诺奖背后的三层争议

时间:2015-10-17 16:25来源: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作者:美国洛克菲勒大学化学 点击:
屠呦呦获奖后,围绕着青蒿素、屠呦呦和诺贝尔奖的争议开始在中文舆论圈发酵,一时间段子齐飞。笔者不揣冒昧,在此就舆论普遍关心的几个问题谈一谈自己的看法。
 
 

美东时间十月五号早上,我打开微信,看到朋友圈在庆祝中国人实现了诺贝尔科学奖零的突破,脑海中闪过“屠呦呦”这个名字。2011年屠呦呦因发现青蒿素的原创性贡献获得美国生物医学领域最有声望的拉斯克奖之后,此次得到诺贝尔奖并不意外。然而这仍堪称惊喜:不仅因为这是中国本土科学家第一次获得诺贝尔奖,也因为这个奖背后蕴含的人道主义精神。近年来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更偏爱基础研究,上一次颁发给药物研发还是1988年。在有希望得奖的药物中,此前呼声最高的是用于降低胆固醇的他汀类药物和癌症靶向疗法。心血管疾病和癌症都是制药公司偏爱的“富贵病”,而这次获奖的屠呦呦、大村智、威廉·坎贝尔三人所关注的是影响发展中国家上亿穷人的流行病。诺贝尔奖委员会做出了一个非常有情怀的决定。

屠呦呦获奖后,围绕着青蒿素、屠呦呦和诺贝尔奖的争议开始在中文舆论圈发酵,一时间段子齐飞。笔者不揣冒昧,在此就舆论普遍关心的几个问题谈一谈自己的看法。

一、中国本土科学家为何仅有屠呦呦一人获得诺贝尔奖?

诺贝尔奖诞生至今,在普罗大众眼中堪称评价科学成果的终极标准。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诺奖委员会是可能犯错的。历史上,有的研究得到诺奖后被证明是错的,如約翰尼斯·菲比格(Johannes Fibiger)的“寄生虫致癌学说”。也有重大发现没有得到诺贝尔奖的例子,如证明遗传物质是DNA而非蛋白质的奥斯瓦尔德·埃弗里(Oswald Avery)。以埃弗里及其合作者麦克劳埃德(Colin MacLeod)和麦卡蒂(Maclyn McCarty)命名的实验开辟了分子生物学新纪元,堪称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生物学发现之一,其历史意义超过了大部分曾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科学工作。相比之下中国科学家的牛胰岛素合成工作与诺贝尔奖无缘,实在算不得天大的冤屈。更常见的情况是一项工作获得诺奖当之无愧,但其中包括了多人的贡献,荣誉归属存在争议。这种案例不在少数,足够可以写成一本书。一个科学家要得到诺贝尔奖,除了出色的研究成果,还需要一些运气。

 

中国人对自然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有一种执念。每到十月上旬,媒体都会掀起一场“中国本土科学家为何无法获得诺贝尔奖”的讨论。结论无非两点:应试教育扼杀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科研体制压抑研究人员的创造力。我还不时听到一种阴谋论解释:诺贝尔科学奖项与中国人无缘,是因为西方科学界处心积虑打压中国人。此次屠呦呦获奖,阴谋论终于不攻自破。其实据我所知,大部分欧美科学家并不了解国人对诺奖“求之不得、辗转反侧”的复杂心态,刻意打压真是无从谈起。诺贝尔奖一般被视为个人或学校的荣誉,鲜有上升到国家民族高度的。过去一个星期,我有时会和非华裔同事谈起这次的生理学或医学奖。如果对方只看了诺贝尔奖网站而没有追踪新闻媒体报道,几乎没有人能自觉认识到屠呦呦是第一位来自中国本土的诺奖科学家这一“重大历史意义”。

中国本土迄今只有一位诺贝尔科学奖项得主,根本原因在于中国重大原创性科研成果寥寥无几。中文舆论界一直在炒牛胰岛素的冷饭,恰恰折射出这一尴尬事实。中国的教育模式和科研体制固然有弊端,但更主要的原因恐怕是:中国仅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诺贝尔奖代表的是一段时期内人类智力成果的巅峰。而“发展中国家”这个标签意味着知识资本积累之有限性。如果一定要将诺贝尔奖与奥运会比较,诺贝尔科学奖项是一场大部分国家甚至都没有取得入场券的游戏。

诺贝尔三项科学奖设立一百多年来,获奖者的人口学特征非常单一:绝大多数是在发达国家工作的白人男性。直到十九世纪晚期,欧洲科学团体与主流科学界近乎同义词。到了二十世纪,美国和日本作为后起之秀跻身其列。一个年轻人希望在科学领域内有所斩获,最好的策略是加入这个学术传统。而因为地理阻隔、意识形态对立、种族、性别等因素被拒之门外的科学家,当然也有可能独立做出一流的工作,但他们需要克服的困难要比主流学术界中的科学家大得多。在诺贝尔奖历史上,像屠呦呦这样横空出世的得主其实非常少见。更常见的是天才的集聚现象:比如剑桥大学的卡文迪许实验室,在1904年到1989年间涌现了29位诺贝尔奖得主!这背后的道理和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一个城邦涌现出众多艺术大师是类似的。

近三十年,中国和欧洲、北美、日本学术界之间的交流日渐频繁,大批在海外顶尖科研机构受过训练的科学家返回中国。中国近年来的科学进步有目共睹,西方学术杂志对此也有不少报道。假设在2010年到2030年间中国本土有一批科学家能做出达到诺贝尔奖标准的工作,考虑到诺奖的评定一般有十年到三十年的滞后,他们获奖也要等到本世纪中期了。

二、屠呦呦为何能独自代表523项目获奖?

诺贝尔奖所青睐科学工作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发现一个重要的科学原理;发展一项被广泛使用的研究技术;研究成果显著促进人类的福利。青蒿素显然属于第三类。代号为“523项目”的抗疟药物研究工作历时十三年,参与者上千人,走完了药物筛选、分离提纯、结构鉴定、化学合成、制剂、临床实验多个步骤,每一步对青蒿素的成功都是不可或缺的。然而为什么屠呦呦最终脱颖而出?

在学术界,关于这个问题最有公信力的论述当属2011年9月拉斯科奖揭晓后发表于顶级生物医学期刊《细胞》上的一篇文章《青蒿素:源自中草药园的发现》 (Artemisinin: Discovery from the Chinese Herbal Garden),作者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两位疟疾专家路易斯·米勒(Louis Miller)和苏新专。文中肯定地指出“中国中医科学院北京中药研究所(中药所)的屠呦呦教授是发现青蒿素的首要贡献者”。理由在于屠呦呦带领的研究团队率先意识到青蒿素的抗疟功效,并发明了用乙醚低温提取青蒿素的方法。关于青蒿素的一系列后续工作当然是出色的。但诺贝尔奖一贯强调的,恰恰是屠呦呦所完成的“关键一跃”。

现实中的科学研究早已不是电影中孤胆英雄的时代了。几乎所有获得诺贝尔奖的成果,都建立在成百上千科研人员的劳动之上。这种团队完成实验但个人获奖的案例并不少见。2012年,欧洲核子研究组织(CERN)发现希格斯玻色子,俗称“上帝粒子”。次年彼得·希格斯(Peter Higgs)与弗朗索瓦·恩格尔特(François Englert)二人因预言希格斯玻色子分享诺贝尔物理学奖。而参与这项工作的CERN科学家有多少呢?论文最后的署名整整打印了十页纸!

屠呦呦被媒体称为“三无科学家”,没有博士学位、留洋背景和院士头衔,这在诺贝尔奖历史上并非没有先例。198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格特鲁德·埃利恩(Getrude Elion)也是一位没有博士学位的女性,而她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是获得诺奖之后的事情。2002年化学奖得主田中耕一也仅有学士学位,2006年才入选日本学士院。 头衔并不是诺奖评审委员会的参考依据,委员会做决定的核心标准永远是:获奖者是否对解决一个重要的问题做出了关键的原创性贡献?

三、青蒿素是中国传统医学的胜利?

以草药治病并不是中国人的专利。青蒿素的英文(Artemisinin)源自菊科蒿属植物的属名(Artemisia), 其词根“Artemis”(阿耳忒弥斯)是希腊神话中月亮女神的名字。在希腊神话中,马人喀戎(Chiron)有志于医术。他的导师月神阿耳忒弥斯于是将三种蒿草赠与喀戎,并告诉他蒿草有神奇的药效。中世纪欧洲人和中国古人都曾以蒿草入药,真是有趣的巧合。

在药物研发历史上,天然产物向来是重要的突破口。第一个治疗疟疾的特效药奎宁,是十九世纪初期法国科学家从原产于南美洲安第斯山脉的金鸡纳树皮中提取的。家喻户晓的阿司匹林,从柳树皮中的水杨酸衍生而来。青蒿素的研发历史,和奎宁、阿司匹林这些“西药”并没有本质区别。从古代药典上的只言片语、经验性的民间土方,到可以放心应用于临床的药物,科学家还需要摸清药物的毒理、代谢、生产条件,乃至分子机制,并通过大规模双盲实验证明安全性和有效性,这需要科学工作者成千上万个小时的劳动。见载于中国古代药典中的药草达上千种,很多只是模糊不清的数行字,连药草的确切种类都没有描述清楚。如果从中提取出的有效成分都算作中医,无疑抹杀了两个世纪以来的天然产物药学家的不懈努力。

青蒿素获奖是否意味着主流学术界对中国传统医药的肯定?诺奖委员会的汉斯·弗斯伯格(Hans Forssberg)在记者招待会上的回答很有代表性:“我们不是把本届诺奖颁给了传统医学。我们是把奖项颁给被传统医学启发而创造出新药的研究者…因此,你可以说受到了传统医学‘启发’,但这个奖项并不是给传统医学的。”

以民族国家划分医学本身就是伪概念。医学不分中西,只分“经实践检验有效”和“经实践检验无效”。中医最为人诟病之处在于:大部分中医疗法都没有可靠的统计数据以证明其有效性及安全性。中药也并不像众口相传的那样天然无毒副作用,几年前龙胆泻肝丸造成的肾衰竭病例就是前车之鉴。为什么现代中国人要坚持为祖先的错误认知买单呢?国人津津乐道的“中医重整体、西医重局部”这种说法也并不符合事实。说“西医重局部”的人往往把外科手术等于西医,但任何学过生理学的医科学生都知道人体组织之间的新陈代谢彼此关联。而中医之所以给人重视整体的印象,恐怕主要是因为这套体系没有能力研究具体的微观问题。

另外还有不少声音质疑,为何中国本土诺贝尔科学奖零的突破被一个文革期间的项目实现,这岂不是对中国现代科研莫大的嘲讽?然而,“523项目”毕竟是特殊年代的产物,这种几千科学家集中攻关某种疾病的组织模式今天未必可行。赞颂举国体制的声音往往还忽略了一点:在人类与疟疾斗争的历史上,最重要的突破是疟疾由疟原虫引起、疟原虫以蚊子为载体传播这两大发现。如果没有传染病学做铺垫,青蒿素的研发未必能够成功。计划式科研的短板或许恰恰在于其自上而下的组织方式:探照灯的功率固然远大于手电筒,转向却很笨拙,而钥匙恰恰可能藏在角落里。

(作者为美国洛克菲勒大学化学生物学博士,现居纽约从事科研。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责任编辑邮箱:haolin.liu@ftchinese.com

(责任编辑: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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