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昔底德陷阱”理论提出者、《注定一战》作者阿利森教授在接受FT中文网专访时说，朝鲜有可能将中美拖进一场双方都不愿加入的战争。








 

哈佛大学政府学教授格雷厄姆•阿利森(Graham Allison)是“修昔底德陷阱”理论的提出者。他借用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对公元前5世纪斯巴达与雅典之战的记载，用“修昔底德陷阱”来形容一个新兴大国挑战一个老牌强国过程中蕴藏的巨大风险。他的新著《注定一战》认为，中国的迅

速崛起及对美国造成的挑战，使得两国“目前正处于触发战争的碰撞轨道上——除非双方采取艰难而痛苦的行动来避免碰撞。”

在上周大连举行的夏季达沃斯峰会上，阿利森教授接受了FT中文网专访，分享了他对最近中美间紧张局势的研判。他说，历史经验是，新兴大国与老牌强国间的战争未必由这两国引起，很可能是第三方所致，而目前的朝鲜半岛局势，与百年前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巴尔干半岛“火药桶”多有相似之处。以下是我们的采访实录：

FT中文网：阿利森教授，您一直认为中美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大于不发生战争的可能性，而战争的导火索可能是一些出人意料的事件。您认为目前的朝鲜局势有可能成为这样的导火索吗？

格雷厄姆•阿利森：这些事件显然提醒我们，朝鲜是目前全球最危险的热点地区，而且它的确有可能使中美两国卷入一场疯狂的，而双方都不愿加入的战争。我们应该记住朝鲜有多危险。
这种角力导致的战争，可能既不是由新兴国家、也不是由老牌国家挑起的。并不是新兴国家觉得，自己已经强大到可以一战，或是老牌强国觉得，我最好现在就开战，以免你变得更强大，而是说，他们相互了解又相互惧怕。在这样高度紧张的局势下，两国很可能受到第三国的影响，做出一些它们本不想做的决定。如果现在金正恩发射一枚洲际导弹，尝试把导弹打到美国本土，那么美国现在想的其实不是中国，而是朝鲜。如果美国攻击朝鲜，那么就会爆发第二次朝鲜战争。
中国在旁边就会想，等一下，这可能导致韩国吞并朝鲜统一朝鲜半岛，而韩国是美国的军事同盟，我们不能允许这样的局面发生。正是出于完全一样的原因，中国在1950年卷入第一次朝鲜战争，就是为了防止美国统一朝鲜半岛，防止在邻居中出现一个美国同盟。
FT中文网：在今天的采访前，我在身边的同事朋友中做了个小调查，他们中有中国政府官员，也有外国驻华记者。他们仍然普遍认为，中美发生战争是不可想象的，最常提到的两个原因是，首先，中美经济相互依赖性很高，第二，两国都拥有核武器。但您似乎认为，这两点都不能阻止战争发生？

格雷厄姆•阿利森：这是个很好的问题，这两点当然都是重要的因素，但我的确认为任何一点都无法阻止战争的发生。在核武器这一点上，当两国核武已经达到“相互保证毁灭”的水平时，也就是说，即便我竭尽全力让你裁减军备，你还是可以毁灭我时，那么显而易见，发动战争对谁都没有好处。但在1962年，美国总统肯尼迪为阻止苏联在古巴部署核导弹冒了很大风险，美苏两国与一场核战擦肩而过。如果那一次的确发生了战争，我们就没法说核武一定能预防战争。

在经贸关联这一点上，中美经济相互依存度的确很高。这对两国来说都是件好事。但在1914年时，英国和德国的经济依存度也很高，高到一战前欧洲最畅销的一本书——诺曼•安吉尔的《大幻觉》说的就是，英德经济关联如此紧密，战争只可能是一场幻觉，因为开战对任何一方都没有好处。但后来却爆发了一战。所以我说，研究历史的人会明白，即使战争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但还是可能爆发。

FT中文网：在过去几年中，中国流行一种说法，就是美国已经走上了一条缓慢的下坡路，21世纪的较量将发生在中国和印度之间。但您认为中美较量仍然会主导这个世纪？

格雷厄姆•阿利森：在我看来，美国仍然占据着霸主地位，它在很多领域仍然领先。过去一代人见证了中国在各个领域史无前例的飞快发展，现在中国的确可以在很多领域与美国抗衡。之后的50年内，两国在亚洲对霸主地位的争夺会越来越激烈，现在我们就能看到它们在南中国海和朝鲜半岛问题上的较量。而印度呢，如果它能全国上下齐心协力，保持稳定的增速——这一点在它近1000年的历史上都没能实现——但如果莫迪总理能让印度保持目前高于中国的经济增速，并且如果印度人口真的超过中国，那么未来印度可能会作为那个新兴力量来挑战中国这个老牌强国。但我目前还没看到印度维持了这样的增长势头。

FT中文网：您似乎认为，两个大国间经济实力对比的变化，是导致“修昔底德陷阱”的最主要原因。而中美两国政治制度截然不同、文化传统也存在根本差异，这些因素又会怎样影响它们间的竞争态势？

格雷厄姆•阿利森：我考虑各种结构性因素，经济实力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当然还有军事方面。美国在过去几十年里加强军备，使得在未来10年、20年，甚至30年里，美国在军事实力上都会强过中国。在政治制度方面，美国人认为民主制度是治理社会的正确方式，中国人则奉行一党专政的“负责任的威权体制”。随着美式民主看上去日渐失灵，习近平和普京这样的政治家可能会说，民主制度并不管用。但如果中国政府无法提供它所许诺的，很多中国人也会觉得，我们的体制也没那么好。在这一点上，中美也在角力。

FT中文网：您说过“历史可能重复发生，如果人们重复以前的做法”。您认为中美两国该做些什么，包括非常规手段，来避开“修昔底德陷阱”？

格雷厄姆•阿利森：首先双方要意识到，新兴国家和老牌强国的对抗是高度危险的，而且要彼此坦诚，直视其他国家把两国卷入战争的可能性。导火索可能是台湾，可能是朝鲜，可能是南海上的一次事故，都要充分考虑到。其次是，要跳脱常规做法，像成年人一样思考问题。就像李光耀所说，中美在21世纪也许可以“分享”亚洲。中国有很多国内问题要处理，美国更是如此。可以想象这两个国家像两个成年人一样坐下来思考：有哪些情况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哪些是可以搁置25到50年再做思考的，哪些则是可以做出妥协的。

有很多因素可以帮助中美避免冲突。比如核武器，它们不会突然消失；比如经济依存度，这让两国都受益；再比如气候问题。中国无法独自抵抗气候变化，美国也不能，如果两国不合作，100年后地球上的气候将导致人类无法居住。可能不是所有美国人现在都认同这一点，但这是事实，美国人最终会想明白。这样的积极因素有很多。

我在书中还提到，人们或许可以从修昔底德那里获得灵感。他记载了雅典的伟大领导者伯里克利与斯巴达签订的一个“30年和平协定”。这个协定说，让我们冻结现状30年不变，只做一些小调整，在此期间我们都着力解决本国问题，之后再看事态如何发展。任何成年人都可以想象中国告诉自己：国内有没有事情需要我们干上30年？当然有。美国人也会说：美国国内有没有事情需要我们干上30年？当然也有。

FT中文网：中美现在都有很强势的政治领导人。如果在这一代人中，中美真的陷入“修昔底德陷阱”，那么是否可以说，这两国间的对抗，最终是因为这两个男人间的对抗？

格雷厄姆•阿利森：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很好地代表了一个新兴国家和一个老牌强国。在特朗普喊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之前，习近平早在2012年就喊出了“让中国再次伟大”，他的说法是“实现中国人民的伟大复兴”。

新兴国家总觉得自己必将强大，比如中国会觉得，我们当然会重新强大，因为我们历史上一直都十分强大，直到被西方人打扰了。而老牌的美国目睹中国的崛起，以及其他种种让自己地位不稳的事情，肯定会想，我们必须让美国再次强大。我觉得领导人的个性会加大“修昔底德陷阱”的几率，而中美这两位领袖性格都各有鲜明特色，可能美国这位更甚一些。

FT中文网：在您研究的16个案例中，有 4例没有发生战争。我们能从这4例中学到些什么？

格雷厄姆•阿利森：每个案例都有其独特之处。最有意思的是两个。一是美国在一百多年前的崛起，那时候的它就好像现在的中国。20世纪初，美国起先是挑战、然后超越了英国。英国需要决定，是与美国开战，还是调整、适应甚至妥协。由于英国当时还需应对德国的崛起，而德国离英国更近，于是英国决定让自己去适应美国的崛起。英国人的做法很巧妙，它在对自己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比如说它的殖民地加拿大上，毫不妥协，但在其他问题上则愿意做出妥协和调整。这个过程之后，美国人发现自己的利益与英国紧密相连，一战爆发后，美国自然而然地加入了英国一方。

第二个有意思的案例是冷战。在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苏联看起来有赶超美国的势头。以俄罗斯眼下的发展情况来看，这可能让人难以置信，但在那时人们的确这样认为。1961年肯尼迪当选美国总统时，就认为苏联在1970年末就会超越美国。那时人们发明了一种战略，后来我们把它叫做“冷战”。冷战意味着全面对抗，但没有用到枪炮和子弹相互残杀，因此我没把它归为战争，这其中没有杀戮。我们现在可以再次发挥我们的想象力，创造出一种类似冷战的策略吗？我认为是可以的。当然现状与之前任何一例都大有不同，所以需要在应对策略上有所创新。

FT中文网：有人说，中美事实上已经进入了一种新型冷战。冷战为什么一定好过热战？

格雷厄姆•阿利森：那你是倾向于你的对手骂你两句，还是拿刀子捅你呢？战争是地狱，是成千上万人相互残杀。世界在过去70年里没有发生过大型战争，像你这样的年轻人没有经历过，所以战争对你们来说感觉很不真实。我在哈佛的学生就说，战争是上个世纪的事情，它们已经结束了。其实它们并未结束。和平是巨大的成就，这项成就需要我们每天都努力去巩固。如果中美间爆发战争，你和我坐在一起的时候，脑海里就只剩一件事，那就是我们的朋友们，父亲们，孩子们将会在战场上互相厮杀。这听起来可能很遥远了，但是1950年中美在朝鲜半岛上就打过仗，那场战争导致五万美国人和几十万中国人丧生。所以，我们两国之前打过仗，后果很糟糕，而现在战争的杀伤力只会比之前的更厉害。所以冷战要远远好过热战。